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的技术变迁研究综述

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的技术变迁研究综述

演化一词译自英文单词“Evolution”，国内也有译作进化、天演等。我国著名科技哲学专家吕乃基(2009)指出演化不是进化，演化不仅包括进化还包括退化，这里的退化不是消极和被动的，而是演化不可或缺的部分[1]。当通过“创新”这一名词把多个学科比如经济学、管理学、生物学、组织行为学等之间类似但是不同的范畴联接起来时，就会将这几种不同的知识体系进行交互，围绕着“创新”产生新的语义，从而为创新研究产生新的方法论，乃至突破、加快创新研究进展。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本质是概念性的。因此来自于其他学科的隐喻为技术、创新研究的一些新生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该隐喻路线用于技术变迁一般过程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关于S曲线的隐喻;二是进化生物学隐喻;三是复杂系统演化的隐喻。

一、基于S型增长曲线的隐喻

(一)S型增长曲线的缘起

一般认为，S型增长曲线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abriel Tarde)提出，他在《模仿律》一书中描述了关于新思想的采纳率与时间的关系，即：新思想起初进展较慢，接下来以急速和匀加速扩散，然后发展趋于减慢，直至最后停止[2]。在塔尔德之后，S曲线被引申

到许多领域，如生态学中关于人口增长速度与密度的关系、城市化率和时间的关系等。在经济管理领域，毋庸置疑，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应用S曲线众所周知最成功的例子。

S曲线现如今成为技术管理的重要方法和手段。Foster(1986)利用S曲线解释一个通用的现象：根本性的技术创新通常由新进入者研发及引进，而不是由当前产业的渐进技术领先者所为，他认为技术领先者趋于强化成熟技术而未能及时发现利用新的、颠覆性的技术，因此导致其丧失该产业的主导地位[3]。

但是S曲线有很多缺陷，比如不能判断何时到达技术极限、决定技术命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无法进行新技术预言以及难以处理新技术和成熟技术等。

(二)A—U模型

在技术变迁领域厄特巴克(Utterback)利用S曲线提出他与合作者埃伯纳西(Abernathy)共同命名的工业创新动态模型A—U模型[4]。在该模型中，他将创新分为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而将产品周期分为流动阶段、转换阶段和特性阶段。在流动阶段，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均处于上升趋势，但是产品创新比工艺创新更强;在转换阶段，产品创新逐渐减少，而工艺创新持续增加直至超越产品创新，创新活动步入

主导设计阶段;在特性阶段，工艺创新多于产品创新，主导设计使得产品设计、生产程序和工艺标准化。

A-U创新模型解释了产业发展与创新模式之间的演化关系，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然而该创新模型没有考虑到行业以及国家的差异性，当产品生命周期较长时，产品的变化较小，创新活动侧重于工艺创新，则不能使用该模型来进行解释;同时，该模型在对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中以技术转移等方式开始的创新活动进行解释时，也不能反映该产业发展演变规律。因此，A-U模型适合于反映发达国家以原创性技术活动推动的、产品相对比较单一的产业演化规律。

(三)逆A—U模型

A—U模型是基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原始创新为主的背景下提出的，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开始的创新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逆A—U模型被提出[5]。该模型与A—U模型观点相悖，认为工艺创新先于产品创新处于优势地位，然后产品创新才扭转情势超越工艺创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较晚，在技术创新方面积累较少，初期只能以引进技术为主，生产标准化、无差异化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吸收、消化技术，以此为基础开展渐进性创新乃至突破性创新，此时产品创新被不断激发直至逐步超越工艺创新，进入产业稳定发展阶段。

(四)技术范式与技术轨道

Dosi(1982)通过与库恩(Kuhh)科学范式(科学研究程序)相类比，提出“技术范式”(技术研究程序)的概念，将技术范式定义为基于自然科学和材料科学引申出来的一种解决技术问题的模型和模式。而技术轨道是在技术范式的基础上解决一般问题活动的模式。技术轨道是由范式决定的“一般”问题解决活动，可以看作是由相关范式定义的技术变量中的多个均衡的移动。技术进步可以定义为这些均衡的提高。技术轨道包括一系列的可能技术方向，其外部边界由技术范式自身本质确定[6]。

将技术轨道理论用于解释不发达国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优势”以及应用于技术跟随和技术超越等领域问题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向。

二、基于生物进化理论隐喻

基于S曲线的技术创新演化还基本停留在线性思维层次，而通过隐喻进化生物学的诸如竞争、选择、淘汰、突变等概念，催生了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一些崭新的演化分析方法如自组织理论、复杂系统、演化博弈等对于技术创新这类不能由主流经济学所解释的现象进行解释。在技术系统中有无数个我们熟知的类似于生物进化的现象。大

量不同的变种(产品或技术等)被投入环境(市场)中，经过其他竞争者或环境(竞争对手、市场、顾客)等的严格选择。幸存者被保留下来并通过种群被复制、扩散，并逐渐成为优势种群[7]。技术系统中还有大量诸如此类的类比、映射，但是将整个生物进化全盘隐喻为技术进化的不可取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技术创新演化是具有拉马克式的特征，这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却被认为是异端。纳尔逊和温特被认为是熊彼特主义的回归的同时，还创造性借用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自然选择”的基本思想以及西蒙“有限理性”学说，形成了演化经济学独具一派的“新熊彼特主义学派”。

纳尔逊和温特的研究中突出了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期演进的历史过程的思想。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学说主要是考察经济变迁，不是将技术变迁一般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他们对技术变迁一般过程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具体。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在其专著《技术发展简史》中构建技术发展的进化假说，他同样隐喻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人工制品作为研究基本单位，技术进化的结果是人工制品的多样性，新人工制品是旧人工制品的继承和发展，类似于生物界的遗传、变异和选择等进化现象[8]。齐曼(2002)同样以人工制品作为基因类似物构建基于生物进化论的技术变迁过程，他认为新奇的人工制品以新物种的变异和选择一样的方式涌现，技术的变化如同基因那样发生变化，社会环境以拉马克式或达尔文式对技术基因的变化起选择作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