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身边地廉政小故事

发生在身边的廉政小故事

一、王宗璞的故事

那天，我和科里的几个干警到街道搞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我们刚把宣传画挂上，就来了不少参观的群众，大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很是热闹。我们为自己的宣传活动能达到这样好的效果而高兴。

不一会儿，母亲来了，她提着一个空菜篮子，仔细地观看着每一幅宣传画，眉头紧锁，神色凝重。转眼中午快到了，前来观展、咨询的人几乎走完了，母亲还没有要走的意思。我提醒她该回家做饭了，母亲看了我一眼，极不情愿地走了。看着母亲那略显蹒跚的背影，我知道母亲总是以我的工作为荣，她把支持我的工作当做最大的乐事。

晚上回到家，母亲问我要白天的宣传画，我没有多想，就把剩下的都给了她。母亲很高兴，把宣传画挂在了她卧室的墙上。但是从那天以后，我明显地感觉到母亲和以前不一样了，变得忧心忡忡，满腹心事。我问她，她只是说：“你要好好干工作！”

今年2月，院里进行人事调整，我被安排到反贪局担任副局长。因为工作忙，我就更少过问母亲的事了。上星期的一天夜里，已经凌晨1点多钟了，我在单位加完班回家，竟然发现在外地工作久不回家的弟弟睡在院外的水泥台阶上，我赶忙叫醒他，问他为什么不回家睡觉。弟弟委屈地说：“我嗓子都喊破了，就是没人开门。明明听见咱妈的说话声，可她就是不开门；打你的手机关机，家里也没人接，咱

家到底出啥事了？”我说：“没出什么事呀！你嫂子回娘家了，你侄女住校晚上不回来，可是妈在家呀。”

正说话间，母亲起来了，看到她的小儿子在外面受冻，心疼得不得了。我问母亲：“你没有听见有人叫门吗？”母亲说：“咋听不到呢？可我以为，那是想找你办事的人趁晚上送礼来了，我哪里敢开门，谁想到是他小子呢！”弟弟说：“哥哥才多大的官呀，犯得着这样草木皆兵吗？”母亲恼了，瞪着弟弟，提高了嗓门说：“官小就可以随便接受人家的东西吗？你没看多少人都是先收小礼，收着收着胆子就大了，最后就敢收大礼了，贪污贿赂就是这样弄起来的。我可不想为了贪图人家一点点东西，叫我的娃去蹲监狱。”

母亲这话讲得怪有水平，我觉得很耳熟，可一时想不起在哪里听过。弟弟见母亲生气了，虽然没有反驳，却露出很不以为然的样子。母亲更加气恼了，她指着弟弟说：“你娃这思想就很危险，需要好好学习学习。”母亲把“学习”两个字咬得很重，她又说：“我看你哥他们单位搞的预防职务犯罪宣传就很好，你也要好好学学，懂得当官的要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办事，要把手中的权力用在正路上，多为老百姓办点好事，不能去干那些昧良心的坏事，省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这些话从已经65岁且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母亲口里说出来，真让人吃惊不小，我终于知道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原来母亲看预防职务犯罪宣传画展除了是在支持我的工作，她自己也在学习。不仅如此，她还把这些教材搬回了家，从那些鲜活的案例中、从那些犯罪分子的

母亲及家人的眼泪中受到了最大的教育——那就是千方百计要教育

自己的子女做一个遵守法纪的人，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做一个清白的人。

母亲临睡前又把我拉到跟前，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对我说：“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你，你干反贪工作，求你的人一定多，你可要好好干。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好，钱财是身外之物，挣得够花就行了，可不要为了钱毁了自己，毁了一家人。”

母亲的话让我落泪，我父亲去世早，母亲辛辛苦苦拉扯我和弟弟长大，她老人家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活着。以前我总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母亲为什么经常紧锁眉头，为什么在我担任了反贪局副局长后总是旁敲侧击地告诉我要好好工作，为什么总是天不黑就把院门关上……

我是搞反贪工作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话我也经常对周围的群众讲，对各部门、企业的领导干部们讲，对企业职工、农村干部甚至对犯罪嫌疑人讲，可唯独没有对自己讲过，母亲给我补上了这堂课。她使我意识到，应该接受廉政教育、把廉政警钟自始至终敲到最后的，除了领导干部，还包括我们这些搞廉政工作的人。

孔繁森的故事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更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位模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象。1993年，妻子到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回到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怀念我的战友毛岸英：从来不以毛主席的儿子自居

南起

“毛主席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19日，我跟随德怀司令员，开赴朝鲜战场。志愿军总部最初设在朝鲜北部山区的大榆洞，居住条件十分简陋。大榆洞有一个废弃的金矿，矿洞口不远处，一栋两间的简易房，是德怀的办公室，总在那儿吃住和办公。离此不远处是一栋三间的房子。中间的大房间是大通铺，十五六个参谋住；两头各隔开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东头是作战处的处长丁甘如和副处长迪住；西头是我和毛岸英住。我住这个房间本来是不够条件的，但由于毛岸英是俄语翻译，我是朝语翻译，两个人住一起，工作起来方便一点。就这样，我升格了。

毛岸英是1950年10月22日晚上入朝的。他先住进去，第二天我才搬进岸英同志的房间。这是一个13平方米的小住处，放着两行军床，有火车硬卧那么宽。我发现里面已经住了一个人。他身材比我高一点，大概一米七八左右，挺魁梧，长得也帅。我俩年龄相仿，都是20多岁，但是他看起来举止庄重，显得很成熟。因为是初次见面，我就先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问他：“您贵姓啊？”他看了我一眼，说“我姓毛”，也没说叫什么。我说：“跟你住一个屋我很高兴，希望你能帮助我。”我先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下：我是干什么的，怎么来的，等等。然后他说：“不瞒你说，我叫毛岸英。”那个时候也没电视，我从广播里听到过这个名字，觉得耳熟，但也不敢乱猜。他看我愣住了，就说：“我就是毛主席的儿子。”我很惊讶，他又说：“毛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