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哲学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副标题: 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中庸之道”

作者: 王小其王小庞王玉坤

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总是要念歪经，走邪道。“中庸之道”就是孔老二为了挽救正在灭亡的奴隶制度而编造出来的。孔老二的所谓“中庸”，就是要人们完全按照奴隶制的“周礼”办事，不能有一点偏离和改变。后来的孔孟之徒对“中庸之道”作了加工解释，鼓吹折衷、调和。“中庸之道”是历代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用来欺骗人民、反对人民起来革命的反动思想武器。叛徒、卖国贼林彪扯起“中庸之道”这面破旗，作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胡说什么“凡事勿做绝了”，“绝则错”，“必有恶果”，还胡说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等等，充分暴露了他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嘴脸。阶级斗争根本没有什么“中庸”

孔老二说：“中庸”是人类最高的“德”，林彪也说：“中庸之道……合理”。什么“德”，什么“合理”，全是骗人的鬼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人类社会自进入有阶级社会以后，敌对阶级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中庸之道”。从孔老二到他的徒子徒孙曾国藩、蒋介石、刘少奇、林彪之流，口里大讲“中庸之道”，行的却是复辟之道、反革命之道。地主、资本家口里大讲“中庸之道”，实际上如狼似虎，残酷地剥削、镇压和屠杀我们劳动人民。

我们南王庄贫下中农就有说不完、诉不尽的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史。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者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加上大旱，全村二百八十户人家，有一半外出讨饭，十六户卖儿卖女，十六人饿死冻死。地主老财打着“帮助穷人度荒年”的幌子，乘机贱价买地，实际是抢。有一家地主一下了就“买”地一百三十多亩。失去土地的人，只好到地主那里当长工，做牛马。那时候。玉坤给一个地主扛长活。这个地主常对长工们说：“我叫你们来做活，是为了帮助你们、接济你们。你们多出点力气好好干，粮食打多了，你好，我好，大伙都好。”明明是穷人用血汗养活了地主，他们却说是“帮助”“接济”我们，明明是地主发财享福，穷人受苦受难，他们却说是“你好，我好，大伙都好”。他们就是这样散布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妄想让贫下中农乖乖地替他们当牛做马，不要起来造他们的反。就是这个地主，硬逼着玉坤晴天地里干，风天起猪圈，雨天磨道转，一直把玉坤累成了重病，连站都站不起来。地主老财不但不给玉坤治病，反把玉坤一脚踢出门外。小其三岁时，父亲就被地主的阎王债活活逼死，跟着母亲过日子，没吃没穿。小庞也是苦水里泡大的。一九四二年大旱，被迫把和另外九家合喂的一头牛卖掉，换回三升高梁和一升小米。粮食拿到家还没过夜，一个平日嘴不离“中庸”和“行善”的地主，带着狗腿子闯进门来，把仅有的这点粮食全抢走了。小庞眼睁睁地看着爹活活饿死。爹死后，娘拉着小庞外出讨饭，一直到解放。看！这就是孔老二、林彪鼓吹的“中庸之道”！

阶级斗争根本没有“中庸”可言。反动统治阶级从来不同劳动人民讲“中庸”；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也不能同阶级敌人讲“中庸”。一讲“中庸”，就会上阶级敌人的当。我们就有过这样的教训。我们村有一个不法富农分子，土改时装出一副可怜相，在村干部中散布什么“同姓一家人”，“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来”；还宣扬孔老二的“中庸之道”那一套，说什么“办事要凭良

心，不要搞得太过分了”。当时有的干部由于阶级斗争觉悟不高，放松了对这个富农分子的管制斗争。他不但偷偷地隐藏财产，还对分了他房子、土地的贫农进行恫吓。村南面有这家伙一块地，土改后，分了这块地的贫农去收庄稼。这家伙竟敢提着刀子在地里叫喊：“地是我的，谁敢拉我的庄稼，我就给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但是，翻了身的贫下中农是吓不倒的，当场把他抓住，狠狠地斗争了他。

阶级斗争的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阶级敌人半点“中庸”也不能有，对他们只能斗争，只能专政。林彪胡说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鼓吹阶级调和，其目的是反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决不能上他的当。干革命非斗不可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干革命，就要敢了斗争，既敢于同阶级敌人斗，同剥削制度斗，同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斗，也敢于同错误路线斗，而且要一斗到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你不斗它，它就要斗你。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设有调和的余地。只有不断地斗，才能不断地推动革命胜利发展。

一九五四年，我们带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办起了合作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就在第二年春天，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刮起了一股砍社妖风。当时，“上级”派来工作组，一进村就要我们“退社转组”，支持少数富裕中农闹散社。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分子乘机叫嚷：“自古以来种庄稼就是一家一户地干，一伙子人在一块怎么也闹不好”。那时全村七个小社，被砍掉了六个。我们社里的三户老中农也退了出去。这样，全村就只剩下我们这穷三户的小社了。工作组又说什么“三户不能叫社”，硬逼着我们散摊子。当时有人也劝我们说：“这股风有来头，好汉不吃眼前亏，胳膊哪里拧得过大腿，不要顶得太狠了。”我们想，干革命就得斗，只能看路线、看方向，不能看来头、看势头，不能象墙头草随风倒。就这样，我们没理他们那一套，硬是把社办了下来。当年，这个社会主义的小苗苗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四十五亩贫瘠的土地上获得了大丰收，打粮食九千九百五十斤、花生两千斤、棉花七百斤，比单干时的产量增长一倍，在村里拔了尖。一九五五年秋后，毛主席给我们三户小社极高的评价：“这个三户贫农的合作社，几个月以来，在全国农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河北省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合作社，给贫农壮了胆。”并把这小社誉为“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如果按照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中庸之道”来办事，对错误路线不顶不斗，搞调和，搞折衷，当不吃眼前亏的“好汉”，哪会有南王庄的今天？

在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黑风又刮到了南王庄。有人来到我们这里说什么“牲口要分户喂养，自留地要在现有基础上再扩大一倍”，“自由市场要扩大”。不管他嚷嚷得多凶，反正我们心里有个定盘星：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正路，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贫下中农的生命线；除了这个，不管你刮什么风，唱什么调，我们坚决不听，坚决顶，顶到底。后来，来的人沉不住气了，问小其、小庞：“一亩自留地的产量顶多少集体耕地？”一听这话，小其、小庞压不住心头怒火，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说的那一套在南王庄根本兴不开！依靠集体的力量，我们没荒一分一垄地，集体是我们的铁靠山。单干，做梦也没想过，要我们走回头路，办不到！”就这样，我们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大干苦干，一九六四年粮食亩产过了“黄河”，第二年又过了“长江”。

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你斗得狠，错误路线就没了市场，群众眼睛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