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及其应用综述

名称：认知心理学*名：**学号： 201141000144 学院：心理学院班级：应用心理学一班言语行为理论及其应用综述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Austin)于20世纪50年代末首先提出的，后来哲学家塞尔(Searle)在批判奥斯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并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最终使其成为语言学以及学科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本文将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概述，总结了言语行为理论存在的不足，并对我国近几年来言语行为理论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进行阐述，以便人们更好地了解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价值和应用前景。

关键字：言语行为理论应用综述自从语用学被确认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兴学科以来,作为语用学研究中心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就引起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兴趣,它旨在回答语言是怎样用之于“行”,而不是用之于“指”这样一个问题,体现了“言”则“行”这样的语言观。

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学研究重点，自诞生之日起就得到了广泛关注并起到极大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言语行为理论不仅在理论上越来越完善，取得不少新的发展和成就，同时它的应用价值不断提升，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

如今，言语行为理论已被应用于研究语言中的多种现象，并且都取得了不菲的成果。

一言语行为理论概述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渊源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他“把语言视为一种游戏，是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于语用层面，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使用，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价值”[1]。

奥斯汀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和“意义使用论”的启示下，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初始阶段，奥斯汀划分了“表述句”（constatives）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 。

奥斯汀把表达有所述之言的句子称为“表述句”，而把表达有所为之言的句子称作“实施行为句”，简称“施为句”。

表述句的目的在于以言指事，而施为句的目的是以言行事[2]。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并不科学，表述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是施为句。

所以在这种理论的缺陷上，奥斯汀又发展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也就是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第二阶段。

他把言语行为分为“以言指事”( locutionary act) 、“以言行事”( illocutionary act) 、“以言成事”(perlocutionary act) 三类。

在这三类行为中，语用研究最关注的是言外行为，因为它与说话人的意图一致，所以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言外行为上。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美国哲学家塞尔(J.R Searl) 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理论，“把对言语行为的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3]。

塞尔认为奥斯汀对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

塞尔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 断言类( assertives) 、指令类(directives) 、承诺类( commissives) 、表达类(expressives) 、宣告类(declarations) 。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另一个发展是他提出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就是解决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思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4]。

奥斯汀和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无论对语言研究还是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言交际以及语言习得研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它让语言研究从以句子本身的结构为重点转向句子表达的意义、意图和社会功能方面，从而突出了用语言做事或言语的社会功能。

与此同时，也提高了言语行为理论在多个领域中的应用价值，拓宽了应用的范畴。

奥斯汀认为施事行为是规约行为。

但事实上，自然语境中的施事行为与仪式、典礼这种高度程式化的语境中的施事行为绝然不同，而且规约性更小。

现实生活中只有小部分施事行为是规约性的,他关于施事行为是规约性的观点具有片面性。

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

奥斯汀把对施事行为的分类等同于对施事动词的分类。

他只是假定这两者之间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并不是客观事实。

如“announce”(公布)是一个施事动词,但不代表一种施事行为，只表明做某一施事行为的方式。

而且分类的各个类内部内容庞杂混乱。

如表态行为类就包括了感谢、道歉、赞扬、祝贺、怜悯等等,纷繁混杂。

另外一点是奥斯汀犯了行为等于效果的概念谬误。

顾曰国(1994)说要判断说者是否做了某一取效行为不能不考虑他的动机和意向，奥斯汀忽略了这一点。

他认为这种谬误的产生是因为奥斯汀用因果关系来解释效果的产生,把话语产生效果解释为因引起果。

[5]孙淑芳(1998)也认为正是因为奥斯汀在对取效行为的概念将行为等同于效果,所以导致后来一些学者对取效行为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6]赵敦华(2001)认为奥斯汀对表达语义行为谈得极少，也没有深入探讨完成语旨行为(即施事行为)与取得语效行为(即取效行为)的关系、意义与句法对完成意旨行为(即施事行为)的限制等问题；认为奥斯汀的思想重区别，不重比较、联系,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7]二言语行为理论的应用研究言语行为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它的应用价值就得到了广泛关注，很多专家和学者也着力于开发其应用价值。

言语行为理论被应用在多种文化和语言当中，应用研究的成果相当显著。

下面主要选取我国近几年来，对言语行为理论在多种文化和不同领域中取得的应用成果进行简单的综述。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语篇分析语篇分析是语篇语言学的研究焦点!对于语篇分析，胡壮麟认为：“语篇分析指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的语境下表示完整意义的自然语言…，目的是为了通过语言这个媒介实现具体的交际任务或完成一定的行为。

”[8]黄国文认为：“语篇分析是指对比句子或语段更大的语言单位所作的语言分析，研究语篇中句子排列与衔接和连贯，是一种超句法分析，其目的在于解释人们如何构造和理解各种连贯的语篇。

”[9]不难看出，语篇分析的内容主要是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语境和体裁!而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是脱离语境的句子或话语所实施的单个的行为。

语篇分析和言语行为理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两者结合起来能更好地揭示语言运用的规律和语言的意义。

苗兴伟在《言语行为理论与语篇分析》一文中很好地分析了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篇分析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言语行为和语篇分析的发展过程中，言语行为理论为语篇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语篇分析又进一步促进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10]。

刘森林运用语篇语用学的方法探讨了“语篇分析和言语行为理论之间密切的关系”[11]。

这两篇文章都总结性地陈述了语篇分析和言语行为理论的关系，同时由于语篇分析的主要内容是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语境和体裁，故而之后讨论关于语篇和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的文章都呈现具体化的趋势。

即语篇分析内容具体化，不仅是指从言语行为理论分析语篇的衔接和连贯，而且还意味着语篇体裁的具体化。

陈海庆和张绍杰从语篇的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的不同层面探讨语篇连贯的问题，提出了“语篇在言语行为不同层面上连贯的有形性、隐形性和无形性的理论模式”[12]，用言语行为理论解释语篇连贯就可以从语篇的内外关系、说话人的意图、受话人的认知和反应等方面完整地把握语篇连贯，更好地抓住语篇的实质。

而卞凤莲和裴文斌则从语篇翻译的连贯性角度考察言语行为理论对语篇连贯之间密切的联系，认为“连贯的关键不是其语法成分的线性组合，而是对其中交际意图的揣摩和考量”[13]，因此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语篇的连贯性，能注重作者意图、隐喻等分析，从而有助于语篇的整体连贯的实现。

至于语篇体裁的具体化是指不总结性地分析语篇与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而是细化要分析的语篇体裁，比较常见的语篇体裁有广告体裁、商务信函、合同体裁等等。

如: 栾吉斌、单军娜从“语篇的言内、言外和言后行为的三个层面讨论了广告语篇的连贯”[14]，并结合实例分析了言语行为理论对广告语篇连贯的解释力；蒲琴、李莹将言语行为理论与商务语篇结合起来，“剖析言语行为在国际贸易英语函电中的表现和作用，论证作为言语行为的国际贸易英语函电是如何以言行事的”[15]，为商务函电类语篇体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从上述中可以看出，言语行为理论与语篇分析的结合越来越具体化，研究也逐渐细化，应用价值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翻译研究翻译学有着很悠久的历史，翻译研究也从研究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等逐渐转向为翻译和其他学科理论的结合研究。

翻译学和语言学的联系历来就很紧密，很多语言学中的理论都对翻译研究有指导作用。

Basil Hatim & Ian Mason在其著作《语篇与译者》中就系统地分析了各种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示意义，其中言语行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对翻译工作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在我国近些年对翻译和言语行为结合的研究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其中有概述性讨论翻译与言语行为理论的，也有具体的翻译文本、各种学科翻译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下的分析。

翻译在实践过程中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的，有来自于源语文本方面，也有目标文本方面的，还有文本之外的因素，同时也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制约。

而言语行为理论能够在目标文本更准确反应源语文本的目的和意图。

因为翻译要看源语文本在语境中的含义，翻译中根据语境辨认原文的言外行为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字面意义往往不是原作者的真正用意。

作为译者无论采取何种翻译标准，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源语语言中的各种含义恰当地传递给目标读者，而“采用语用翻译视角，争取源语语言和目的语之间的语用等效”[16]，可以帮助译者在给定的语境中翻译出源语语言文化方面的含义，当然“为完成这个任务译者不仅需要运用句法、语义、文体等知识，也需要运用语用知识对文本的言外功能进行细致、深人的分析，然后在处理源语文本时才能确保翻译的最佳等效性”[17]。

很多时候，原文和译文的绝对等值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不得不舍弃一些层面的等值，因为“译者的使命就是要尽量使译文与原文保持最大程度的等值，即表意、行事和取效三种行为的等值”[17]，所以在三种言语行为无法同时取得等值的时候，应该舍弃言内行为意义而追求译文与原文在言外行为意义和言后行为意义上的和谐统一。

总的来说，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下研究翻译，能够很好地传达出原文的意图，达到翻译的语用或功能对等，顺利地实现语言交际。

言语行为理论和翻译应用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成果，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司显柱根据“言语行为框架中形式、功能、情景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据此得出的评价译文质量的标准”[18]，并且根据这一标准分析了同一原文本的三个汉译本的得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