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个复杂的人

王蒙是个复杂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

而在别人的眼中，他又是什么样子？一个学生说：他太严肃了，见到他时感觉他从来没有笑过。

一位学者说：王蒙是个幽默的人，和他聊天总是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王蒙说自己的一生扮演了多种角色。

实际上，在别人的眼中，王蒙亦是一个多面的人。

作家眼中的王蒙铁凝（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是一个丰富的，复杂的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不单是小说方面，还有诗歌散文，比较文学以及古典文学研究，表现在齐头并进的多个方面及前沿地带。

他作为前辈给我的突出感觉是学习，这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词，但其实不然。

贾平凹在一个场合说过：我是一个农民。

王蒙就说如果任何人都给自己一个定义的话，我想我自己是一个学生，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让我对他充满敬意，因为这绝不是虚假的谦虚。

这要比他说自己是一个学者来得真切。

历经苦难后永不言败的激情、活力、情感、智慧、燃烧，这些词用在他身上并不过分，这些都是令人感佩的。

张炜（山东省作协主席）：用一个词来形容王蒙的创作道路就是“风雨兼程”，他是新时期最活跃的、始终处在生长攀登状态的一个代表，这是作为作家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他的创作在内容上，既有一种触动感情的自由抒发，也有对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思考。

从对王蒙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派生出不同的切入点。

周大新（河南作家）：王蒙作品中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就是通过文字透露出来的文学内涵和语言感受。

文学的内涵或许需要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人物苦难的理解，而他的小说在语言上则有一种震撼力，就好像集束炸弹轰炸带给人的感觉。

张宇（河南作家）：讨论王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是如此复杂的一个人，光看他的称谓就有着许多的不可思议，既是作家，又当过官，甚至还当过生产队的队长。

学者眼中的王蒙严家炎（北大教授）：王蒙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有激情、最有创造力的作家之一。

从文学技巧上来讲，王蒙是中国作家中最早尝试意识流小说的人，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

看王蒙的小说可以发现，他的创作类型非常多样，除了意识流小说，他的传统类型小说也写得很有新意，像《活动变人形》之类，可以称之为“诗情”小说。

到80年代末，在王蒙的文学创作中又增加了荒诞作品、寓言类作品以及幽默类型的小说。

他的这些作品给中国新时期文学所带来的影响不是一般的，而是产生了深深的烙印。

我从50年代开始读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就开始喜欢上他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时尚与流行，而王蒙当时的作品就写出了我们那一代年青人的心中所想，表现出了当时年青人的青春气息。

作为一个作家，应该了解他所在社会的真实，通过文字来表达出他的思想。

作家不一定都是思想家，但他们的作品中不能没有思想，这种思想是在关切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命运的基础上产生的。

而王蒙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在80年代提出了“FAIRPLAY（公平）应该实行”，要知道，当时社会上还是鲁迅的“FAIRPLAY应该缓行”思想占据主流，一个人只要被批判就会被划为敌人，只有检讨权而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力，因此出现了许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

当时王蒙先生提出来这个问题，可以想见这要有多大的勇气，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对社会的进步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后来他还提出过“学者型作家”，发动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这些都表现出一个作家的责任。

黄维睴（香港文学评论家）：评价一个作家无外乎从其艺术性和技巧性两方面。

从艺术性上来说，王蒙的作品与时代息息相关，在他的作品中写尽了人生百态；从技巧性上来说，他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在大陆开风气之先，尤其是在语言运用上，不论是严肃类型还是幽默类型，都可谓炉火纯青，所以有人称之为“语言集束炸弹”的说法。

我对王蒙的评价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个是“博”，一个是“新”。

之所以称之为“博”，主要在于王蒙涉猎的范围比较广阔，这恐怕得益于他的学习。

就像他提出的“作家学者化”，一个作家可以有很有才华，但如果不从其他的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才华很快会被用尽。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作家可能会创作出一两部不错的作品，但他没有深厚的基础，也就没有创作后劲。

而王蒙却是老而弥坚。

“新”是指王蒙的?醋鞑⒉换嵬Ｖ筒磺啊Ｒ恍┳骷遥热缤醢惨洌醋鞯男∷滴液芟不叮渲行淳缮虾Ｄ侵窒改宓谋蚀ィ峭趺勺髌分兴痪弑傅摹2还馐改昀矗醢惨涞淖髌贩绺袢词敲挥惺裁幢浠Ｎ颐瞧兰垡桓鲎骷遥怂奶氐阋酝猓挂此淖髌肥欠裆羁淌欠癫欢系赝黄谱约骸4诱庖坏闵纤担趺墒且桓鲋档米鹁吹淖骷遥胨诘氖贝煌诮剑且怀刹槐洹?学生眼中的王蒙郭静（海大中文系学生）：我很喜欢王蒙的作品，自从他担任我们院长后，看他的作品就更多了。

我看王蒙的作品，是从中去寻找一些历史的足迹和投影，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一直在阅读他的作品，并逐渐开始敬佩他的思想和精神。

我感觉支撑他坚持不懈创作的动力源泉，是他对祖国的爱，就像他自己说的：母亲有打他孩子的时候，但终会在本质上疼爱他的孩子的。

对于处于青年时期的我们来说，从王蒙的执著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如何更有效的利用生命和时间，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意识。

另外，还有他在逆境中乐观向上的精神，如果生活中有了困难，我们的抱怨和不满不会对此有任何的改变，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调整自己，克服困难。

我想这些对我们的人生成长都是最宝贵的经验。

王大鹏（海大中文系学生）：我不喜欢王蒙的那些意识流小说，反而是更喜欢他那些传统的小说，就是故事性强，有情节的那种吧。

除了他传统写法的小说，我还喜欢他的一些哲理文章，那是只有经历过人生风雨的老人才有的语言，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启示。

某种意义上说，王蒙对于我们来说是“过去式”了。

现在我们周围同学愿意看的书，都是一些大众文学，而王蒙文学并不是大众文学。

对于王蒙的评价，我觉得在这次研讨会上有些学者提得有点过，像有位老师提出“王学”的建立，我觉得就不是很恰当。

王蒙文学是不是可以称得上“学”，我觉得一定要用时间来考验，像我们现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家的评价，比如鲁迅、梁实秋、沈从文等，和前些年就不太一样。

现在大家都知道“红学”，但《红楼梦》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这期间有无数的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才有了“红学”的诞生。

而我们如果现在对王蒙这么早的就下定语，眼光肯定会有偏颇。

再经过一百年、二百年的研究，如果王蒙文学创作真得可以称得上是“学”，再提“王学”也不迟。

文／本报记者赵笛图／本报记者邢志峰从《围城》到《活动变人形》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写中国传统文化，写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织，很容易让人想到钱钟书先生的《围城》。

《围城》在新中国走了一条“出口转内销”的曲折道路，直到改革开放好几年了才被国内读者认可重视。

在国内接受和《活动变人形》的发表差不多时间，因此两部作品就有了更大的可比性。

相信王蒙在写活动变人形之前读过《围城》，也说不定还受了钱先生作品启发影响呢。

虽然说两部小说有着不小的相似性，可是读完了你还是会发现很多的不同之处。

作者选择的时空背景，主人公的身份特征，所要表达的主题，以及两个作者的行文用语都有着很明显的区别。

先看一下作者选择的时空背景。

“抗战”是两个作者的共选，他们都选择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时空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场景”，而且人物的活动范围都很大：《围城》：国外——上海（乡下-上海）——内地——香港——上海——内地（可能）《活动变人形》：国外（藻）——北京（乡下-北京）——胶东——北京——解放区——北京如此大范围的活动也暗含了主人公命运的波折，而《活动变人形》的时空却更加延展到了解放后，改革开放后。

作者写了历次的政治变动，把时间拉的如此大就是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主题。

下面就试分析这两方面。

倪吾诚和方鸿渐在家庭出身，知识背景，性格特征，人生遭遇，等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都是地主出身，都出国留学，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文明，回国后与各种传统力量发生了各种矛盾冲突，在社会上的处境极其狼狈，甚至于走投无路。

细说来，倪吾诚却又“更甚之”。

在他看来中国必须接受发扬西方文明，相比较于方鸿渐的“鸦片梅毒”他真正的学到了“先进的东西”。

他回国后边执着地追求他心目中的“科学与文明”来，正是这些不切实际的追求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造成了他人生的悲剧。

王蒙更进一步地让倪吾诚“接受了”革命和新政治。

倪吾诚对革命的“热情”是他对“科学与文明”追求的继续。

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命运多舛，可是他却笃信“真理”，不忘理想，至死无怨，甚至纯真虔诚到了真假不分，美丑难辨，是非不认的程度。

这些都是他“自找的”，如果他不这样可能会生活的很安定。

他不象方鸿渐那样是被各种矛盾卷来卷去，是被动的无奈。

主人公形象刻画是为了表达主题的需要。

很显然，《围城》是在写“人生”，而《活动变人形》是写“社会”。

虽然王蒙也写了中国出传统知识分子、中西文化等问题，但是他更直接地把“问题”摆出来，他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关注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中国的前途命运。

较之于《围城》来讲《活动变人形》的主题更复杂、更加面对现实了。

《围城》可以在古代发表，可以在近代发表，也可以在现当代发表，甚至还可以在将来的任何年代发表；可以在中国发表，也可以在外国发表。

它是“普遍的、一般的”，而《活动变人形》具有特殊性。

尤其是它写了“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生活在外国的外国人和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这几种不同身份的人，写他们对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看法，这使得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这可能就是“学者”与“小说家”的区别：学者站在高出别人的地方最能看清世界，而小说家只有在人群里钻久了才会来“灵感”。

除了以上几点外，在叙事和语言运用上《活动变人形》也迥异于《围城》。

《围城》采用“全知全述”的方式，除了个别心理描写外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叙述。

而《活动变人形》却采用了多种人称相互穿插叙述的方法，而且作者很谨慎地运用了“意识流”的写法，尽管不太“地道”，但还是使小说的现代色彩加深了。

还有就是《活动变人形》里滥用了议论。

《围城》里的议论是尽人皆知的，那是作者智慧灵光的闪耀，他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几句最需要的议论。

《活动变人形》里面的议论却到了滥用的程度，小说好象是作者在进行的讲演，就连年幼的倪萍、倪藻也是时常大发感慨，这里露出了作者过分雕琢的痕迹，使小说语言的艺术性降低了一个层次。

这或许也是王蒙与钱钟书的又一个区别吧。

不知道从《围城》到《活动变人形》的变化，是时代变化的影响还是作者对小说认识的差别的影响呢，可能兼而有之吧。

王蒙一种冲动被压抑在心底，变成一根弦，一拉拉过了五十年。

我相信这根弦时常被作者在无人的角落轻轻弹拨。

否则它不能保持如此柔韧，且发出震颤人心的声音，而早已僵死，泯灭于岁月的消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