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信用的萌芽与发展

论古代信用的萌芽与发展

摘要：中国金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主要体现于货币与信用。就经济方面讲，信用就是借贷行为。借贷行为发生于原始公社末期，最初的借贷是实物借贷，货币产生后，货币借贷成为早期借贷的另一种形式。两汉的放贷业务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直到南北朝时信用机关才产生。唐朝更为突出，已经产生了传统的金融业务——存款、放款、汇兑和货币兑换。唐朝的金融发展是空前的盛况，是中国金融发展史的重要阶段。众所周知宋朝的商品更为发达，但信用事业发展却缓慢。宋朝的商品与宋朝同时的金朝及元朝，信用事业无重大发展。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产生了钱庄和票号。

关键字：信用、借贷、古代金融、政府放贷、货币兑换。

一、信用的萌芽(先秦)

早期的信用形式是实物和货币的借贷，借贷行为发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私有财产，社会开始两极化。最初的借贷是实物借贷，粮食、农具等生活呢必需品。但实物借贷却要受贷出对象、实物种类，时间、地点等很多因素的制约。以货币产生以后，借贷规模扩大了，货币借贷成为早期信用的另一种形式。货币的使用推动了借贷活动的发展，货币借贷突破了实物借贷的局限，对于借方来说，他可以用货币购买所需要的实物；对于贷方而言，由于货币的一般等价物的特性和作为贮藏手段的职能，使债主宁愿接受货币，而不愿接受实物，因为实物不便于保存，而货币既可作为财富储藏，又可用于购买另外的物品，将借贷行为向前大为推进。

《周礼·地官·泉府》：“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可看出先秦的借贷，既有私人之间的，也有政府同民间的，表现形式仍为实物借贷。政府借贷由泉府负责办理。泉府是当时的财政金融机关，相当于当今的财政部和国家银行，负责征税、稳定物价和办理赊贷。春秋战国时代，《国语·晋语》中晋文公免除百姓对国家所负债务的记载，可见借贷已是很盛行。

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放债于其封地薛，靠放贷取息以豢养门客三千。“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其利息是非常高的，《管子》一书中常有“倍贷”、“倍称”之说，可见当时的利息是非常之高的。高利贷的对象是农民、猎户和渔民，他们在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下，不得不付高息求贷，以致“使老稚转乎沟壑”。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上剩余产品数量增加，商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金属货币广泛使用，称量货币——黄金在经济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战国中期以后借贷的性质已演变为以谋取利息为特点的高利贷，不仅有称贷之家、子钱家等专业高利贷者，而且有富商大贾兼营的高利贷者。广大民众及部分官僚贵族仰称贷之家而维持生计者大有人在，甚至贵为周天子也曾受到高利贷者的侵凌，“赧王虽居天子之位，为诸侯所侵，与家人无异多负于人。无以归之，乃止台逃避，周人名其台曰‘逃债台’。可见战国时期的高利贷已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高利贷盛行，符合“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这一基本规律。高利贷取代了无偿施与和无息借贷，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主要的信用形式。

春秋战国的借贷基本上是信用借贷，没有什么抵押品，因为放贷人除官府外，都是奴隶主、贵族以及新兴起的地主统治阶级，借贷的农户、猎户、渔民对他们有人身依附关系，无法逃脱债权人的掌握。二、信用的初步发展（秦至隋朝）

秦汉之际，农业和手工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商业也随之繁荣。商人资本十分活跃，商业利润也很优厚，时人已有“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门市”的说法、在商业发展的同时，社会的贫富悬殊也在扩大，以至于高祖文帝都曾颁布法律轻贱商人，加重其赋税以限制扩张。商业发展，贫富差距拉大，必然促进古代信用事业发展。

秦汉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借贷行为特别是高利贷活动日趋活跃。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商业经营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商人开始活跃于流通领域。一边是因商业周转等需要催生大量的借方；一边是富商巨贾成为资金的供给方，结果必然是民间借贷的盛行。而一旦资金供不敷需，高额利息在所难免，高利贷也随之变得普遍。这期间，民间借贷逐渐发展为以货币借贷为主，借贷范围广泛，借贷数额亦很可观。南北朝时，贵族、官僚普遍涉足借贷特别是高利贷活动，且由于佛教盛行，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大量土地与财富的寺庙和僧众往往也"出贷私财"。秦朝的信用状况，见诸文字不多。

两汉的信用以货币借贷为主要形式，是商人资本和高利贷的结合，主要为私人信用。汉代的放贷市场主要由富商巨贾和子钱家把持。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

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这件事说的是：公元前175年吴王发动吴楚七国之乱，景帝派去平叛的将领之前，在长安市场借款，当时的“子钱家”（子钱家是专门从事放款取息的人，实际上和商人、地主、王侯一样，都是高利贷者。）和元盐二家，一个胆小不贷，一个审时度抛果断借贷；结果一个发了大财，一个眼看着失去机会没有发财。当时“子钱家”认为，列侯封地在关东吴楚七国力量控制区，平叛能否成功很难预测，发放贷款风险太大，尽管利息奇高也没有贷给；而毋盐氏则抱着投机的心理，冒险借出千金，利息为10倍，,后来吴楚平定依约偿还，毋盐氏成了关中富翁。可见私人放贷的利率是很高的。而官定利率由于由于并无确切的史料证明，司马迁和班固都言当时的商业利润是20%，那么私人放债不仅不会低于20%，甚至会大大超过。农民在遇到横征暴敛时，贫穷之家往往“取倍称之息”，“倍称”是加倍的意思。汉代私人借贷利率汉高，故有高利贷的说法。

由此可见各个阶层都有借贷的需求。借债的对象，除了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外也有王公贵族、官僚地主，甚至有朝廷重臣。贵族官僚借债是为了维持其奢靡的生活，朝廷借债则因财政不济急需。汉代放款的人，有商人、地主、王公贵族，还有子钱家。

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担任太傅、安汉公。当年天旱，百姓生活困苦。为了收买人心，为篡夺汉朝政权创造条件，在赈灾时，王莽决定废汉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由官府借贷给百姓，解决

口粮、种子和耕牛的困难。王莽篡汉后，仿古制，曾于公元10年办理赊贷，颁布了“六完”的诏令，规定由国家从事控制物价的贸易与信贷，让老百姓低利借贷，享受公平交易。王莽政权的借贷规定：凡平民祭祀丧葬缺钱，政府给予无息贷款，祭祀十天后，丧葬三个月之后归还；经营商业或者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缺钱，政府给予贷款，然后按所得纯收入收取利息，利息是年利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此后信用事业在两晋时期几无发展，直到南北朝，信用机构产生标志着存贷款业务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发展现状。南北朝的寺庙是重要的信用机构佛教自传入中国后，深得统治者的重视，受到了免疫、免税的特殊优待。从帝王至平民对寺庙大量施舍土地钱财，所以寺庙富有非常，故凭借着优厚的财力发放贷款，进行高利盘削。官僚地主达官贵人也将私蓄委托于寺庙放贷盈利，寺庙实际成为了办理存房贷的高利贷场所，典质的产生和抵押物的种类，可以反映当时信用发展状况。典质就是专营放款的金融机构。隋朝时，国家又重归统一，商业发达，信用事业更加兴盛。

三、信用事业的空前发展

唐朝是我国古代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中国金融发展史的重要阶段。唐朝时期，传统金融业的几种主要业务都已产生——存款、贷款、汇兑和货币兑换，虽然只是一种雏形，但其发展是前无古人的。

随着唐朝存款业务的扩大，一种重要的信用工具应运而生——书帖。书帖是世界上最早的支票，是存户向柜坊发出的付款通知书。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