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教育救国论”

胡适的“教育救国论”

摘要：胡适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终身以救国为己任，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基础上提出教育救国论，主张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主张教育独立，对近代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其主张由于忽视中国所处的历史背景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胡适；教育救国；高等教育；教育独立

胡适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终生从事教育、学术和文化工作，同时积极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发展，在民族危亡时刻，他提出“教育救国论”的思想。

一、胡适“教育救国论”的思想基础

胡适的教育思想是建立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基础上的，中心是“教育救国论”。“教育救国”是他教育思想的立足点，也是他教育实践的奋斗目标。

国家衰败落后，人民贫穷愚昧，外侮日重，内乱频繁，胡适早在上海求学期间，已经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受到梁启超的教育改造国民性、创造新国民的救亡图存的“新民说”的启发。在美国留学期间，师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先生，受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杜威是当时美国一位著名教育家，他宣扬教育是社会改造的根本力量，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生的实际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教育应该是民主的、科学的，这个观点刚好与胡适教育救国的愿望相吻合。胡适的“教育救国论”实际上是杜威“教育改造决定论”的翻版，杜威说“我相信——教育是社会进步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教育在达到分

享社会意识的过程中起一种调节作用，而以这种社会意识为基础的个人活动的适应是社会改造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是它是第一工具。”[1]221由此可见杜威认为社会进步、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就是教育，坚持用教育来改造社会，来创造美好的生活。胡适认为中国被动挨打，贫穷愚昧的根源，就是因为教育太落后，广大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如果充分发展教育，就可以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国家也就会强大起来，他指出“教育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教育根据于社会观念支配个人的生活，这便是社会革新的唯一可靠的方法。”[1]241

二、胡适“教育救国论”的实践

教育救国论使胡适积极地投入到了国内的教育改革实践中。胡适认为教育有两方面，一个是提高，一个是普及，而中国的教育无法推开首先有文字上的障碍，文言文无法适应中国教育的发展，继而提出了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的主张。1920年在胡适等人的倡导下，北洋政府下令，从1920年秋季开始起，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教材全部使用白话文，并规定，按旧制编写的教材，三年级的只准用到1921年，四年级的只准用到1922年，这意味着从1922年以后，小学的国文教科书就完全废除文言文而改用白话文了。胡适兴高采烈地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的教育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2]89。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起草的《中小学课程纲要》规定：小学、初中、高中的“国文”科，一律改名为“国语”科，从此，白话文的教材从小学逐步推展到中学去了。

白话文的盛行使老百姓获得了一种最为简便的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新工具，从而带动教育革命和思想革命，对发展教育事业、对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胡适“教育救国论”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他对高等教育的关注。胡适在美国留学，美国的强大、繁荣使他意识到这与美国的教育、与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体制有着直接的联系。“欧洲之有今日的灿烂文化，差不多全是中古时代留下的几十个大学的功劳”[3]414。“至于今日，西方国家的领袖人物，哪一个不是从大学出来的？即使偶有三五个例外，也没有一个不是直接间接受大学教育的深刻影响的”[3]418。由此胡适非常感慨要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只能依靠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这条路走，此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确实不容乐观，从百日维新建立第一所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到1913年，中国仅有北京大学、北洋大学等几所大学，而唯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就是一个官僚训练所。

胡适指出高等教育直接为国家输送高等专门人才，只有造就了大批这样的人才，国家的各项事业才能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抓高等教育等于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否则便是舍本逐末。同时胡适非常注重大学的质量和水平，他主张要建立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2]35。1917年11月，胡适在北大创办了第一文科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到1918年，北京大学的文、理、法三科都成立了研究所，研究生达到140多人，走上了发展学术研究的快车道，在胡适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还把北京大学

培养成为中国最新尖端科学的研究中心。胡适一心想让中华民族摆脱贫困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他把希望就寄托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上，大力呼吁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到1947年，中国已有大学55所，其中国立大学31所，私立大学24所，独立学院75所，专科学校77所。对于中国的教育，胡适还提出教育必须要独立。20世纪30年代，有人问胡适：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他说：“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此皆教育之崩坏之真因。”[2]174这句话全面概括了胡适教育独立的思想，他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的百年大计，必须要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行政组织和学术研究权利，外界的干扰和影响只会阻碍教育的正常发展。

在《论学潮》中胡适指出：“经费不能按期发足，甚至于拖欠至半年以上，在这种状况之下，校长简直不能责成教职员工上课办公，哪里还谈得上执行纪律和严格考查成绩……政府如有诚意收拾学潮，整顿学风，第一件任务应该做到不拖欠教育经费。”[2]171可见经费独立在教育发展中的如何的重要，由此胡适强烈呼吁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多多对高等教育来进行赞助，如同蔡元培一样，胡适主张教育应该相对独立于政治，政府对于教育只应负起筹拨教育经费和委任行政人员的责任，不应当干涉教育的具体事务尤其反对所谓的“党化教育”。1937年7月20日，胡适利用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宴请出席谈话会人士的机会，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独立建议：第一，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