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之道,一以贯之

忠恕之道，一以贯之

——浅谈《论语》里的忠恕思想

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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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恕之道，一以贯之

——浅谈《论语》里的忠恕思想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

南宋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此有极其精微的阐释，并引曾子与门人论说（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资博辨。从而推论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的观点。这是后来学者大多认同的一个说法。而在《论语集注》关于该条的下面又引了程子的一段话。这里程子首先对“仁恕”、“忠恕”观念进行了区分——“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忠也。忠者天道。忠者无妄。忠者体。干道变化，各正性命，恕也。恕者人道。恕者行忠。恕者用。大本达道也。”

在这里“仁恕”的区别差异很小，难以理解，必须结合程子在论说“子贡”条时的论说才可以理解。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程子对此进行了解释：“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於人，恕也。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谓，此所以为仁恕之别。”

从这两条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仁，是自然而然，发乎天理天性的行为；而恕可能是后天教育，伦理节制所要求的行为。这样一来，仁与恕的境界高下立判。因而程子才说：“恕则子贡或能免之，仁则非所己矣。”

我们再来看“忠恕”之别，这里程子截然的将二者划分开来，而以“道”来绾合。“忠”是天道，且是体，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内心本然

的认知”，永远存在。而“恕”不同，“恕”是人道，是用，是用以践行“忠”的，立足于“恕道”的所作所为，呈现出来，那就达到了“忠”的标准，是“忠”的意识的外化。因而“忠”更多的体现出客观性，有“忠”心，则可能衍出“恕”行为，而无“忠”心，则根本不可能去践行，也就没有“恕道”。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在此条之下注解有一句是：“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从这条论述，可以看出由仁及道的思想。即，仁者之心，可见天理之周流无间。而之后朱熹又有这么一句“恕之事而仁之术”，意即践行恕道是达到仁的方法通途。这样一来，“恕”与“仁”又发生了联系。三者结合起来，我们不难看出，“忠恕”与“仁”的关系，即，践行恕道就是彰显内心本然存在的“忠”，通过这种践行可以达到“仁”的境界。

也就是说“仁”是一种发乎天性、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崇高心理；“忠”是意识对“仁”的体味、认知，而“恕”则是在这一体认的指导下进行的活动行为。因而，践行“恕道”、行“恕之事”，也就是彰显内心对“仁”的认同，从而复归“仁”。这是有关“仁”与“忠”、“恕”关系的界定，而孔子之学说大抵是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和以“礼”为卫持的“治人之学”，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忠恕与仁礼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不只在思想上深刻的影响了中华民族，同样，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及其创作心理、创作范式，甚至在文艺批评、文本接受、审美观念方面同样有不容轻忽的作用。

“忠”作为内心的一种本然认知，它的存在是对“仁”，也就是儒家思想中的“道”的映现。在先秦之后的封建时代，“忠君”作为一种思想标的成为对臣民的要求。这一点反应在文学作品上，就引发了有关屈原忠贞问题的大讨论。

首先是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指出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司马迁着眼于从屈子的道德方面对其定性，并由此推论出其文学风貌。

后来刘向在《九叹•惜贤》扬雄在《法言》中都有对于屈原的论述，刘向一连用“夷由”、“介之推”、“晋申生”、“荆和氏”、“伍子胥”、“比干”等一系列忠诚之士作比，而扬雄则“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并言其智“如玉如莹，爰变丹青”。而关于屈原的批评在班固那里达到一个极峰。

在《离骚赞序》中班固犹能持中正之见，谓屈原“以忠信见疑”、“忠诚之情，怀不能已”，而在《离骚序》中却责其“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狂狷景行之士……”

不难看出这里班固对屈原的态度，而同时代的王逸则在《楚辞章句序》中，对班固的看法进行了激烈的批驳。指出屈原为人完全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形，俊彦之英”。

从以上论述中可知，有关屈原的讨论，都是基于其人格是否“忠贞”而进行的，由此出发，才有对其作品作出的不同的批评。如班固斥其浪

漫手法是“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而王逸则认为屈原是“依托《五经》而立义”作出了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论述。

这一点直到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出，才有了一个比较公允的看法。近代王国维也在《屈子文学之精神》引屈原自赞语“廉贞”一词称颂，由此“忠贞”之论方渐息。

如此看来“忠”便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一条极重要的标线。线上则其人作品，意义非凡，一旦触线成为线下，则不免受到非难。也由此可见“忠”这一信条，表现在独立的人格追求上即是“忠贞”，待施于他人则为忠信，我们可以理解为“尽心尽力”比如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然而，倘使这个“他人”指代国君，则“忠”即是“忠诚”、“忠义”这从孔子对“伯夷叔齐”的称许，以及历朝历代“遗民”、“贰臣”论的争议中可以看出。

那么，“恕”作为一种体现“忠”的行事原则，在本质上它更倾向于“仁”，也就是儒家常说的“仁恕”。

在道德上它又表现为“不怨”、“不愠”，即便有“怨愤”的情感，其表达也不能过分激烈，而要有所节制，以达到一种优游宛顺，从容不迫的君子容仪。这一点影响到现实政治领域，也就是发扬古诗的讽谏传统。即在对君主的谏诤中不能犯颜直谏，而要有策略的委婉的表现出来。这样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班固对屈原的批评，不仅在于对其忠贞的疑虑，更多的反而是屈原谏诤的方式太过激烈。“露才扬己、怨恶椒兰、忿怼沉江、归罪怀王”这种“以死相抗”的方式太过激烈，因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