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在交流中误读对方的例证

中外文化在交流中误读对方的例证误读这一概念原本用于描述阅读活动中的某种现象,通常在两层意义上被使用:一种是本意,英文表述为“misread”,释为“read and interpretwrongly”,意指在阅读活动中错误的或者不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很显然,这里的误读就是错误。另一种理解则把误读看作是对作品本文的创造性背叛。这种误读尽管可能是对作者原意的背离,但却是一种“创造性背离”。但把这一概念引入到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领域,考察人们在接受和理解异质文化时的反应,或者说处理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我们会发现,同样存在着消极的与积极的误读现象。由于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的精神传统及其独特的规定性特征,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主体,作为他者的文化主体并不是沉默无声、可以任由人随意解释的,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如果无视别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背景,就有可能出现完全错误的理解。下面我就简单分类谈谈中外文化在交流中误读对方的例证

一、对文化基本内容的误读

18世纪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文化发源于古代埃及文明。又如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文革”所产生的乌托邦想象，17、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将中国视为理想的“乌托邦”库藏,作为文明象征的典范或乌托邦,中国形象首先发挥了巨大的参照系的功能,许多启蒙思想家都拿有关中国的材料来比照批判欧洲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的这个典范或“乌托邦”还对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改造方案起到示范作用,成为激发、刺激欧洲文明走向进步的一个精神动力。,这些显然都属于对另一文化产生的背离其基本内容的误读。

二、受自己主观动机的支配而对异质文化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属于有意识的误读。例如,欧洲的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为了达到证明和传播天主教义的目的,他们在译介中国文化典籍时就会有意识地运用基督教文化观念来加以曲解和附会,比如著名的“以耶释儒”模式。再如,众所周知,近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学借鉴和吸取了很多西方成果,由于这种借鉴发生在特殊的半殖民历史背景之下,因此民族自强就成为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学的一个深层的意识原动力,在此基础之上的思想启蒙和文学实践在援引外来文化资源时都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例如严复在引进和介绍进化论时,就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学说进行了一番取舍和改造,吸收了达尔文、赫胥黎的“物竞天泽、适者生存”的学说,吸取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又不同意斯宾塞“任天为治”的观点,而采纳了赫胥黎的“与天争胜”的观点,把所有这些整合为一种特殊的进化论,强调社会进步和自强图存的观点,指出中国在民族生存的竞争中,只有发愤图强、变弱者为强者,才能立于世界。很显然,在主观动机的支配下,译者对西方的进化论学说进

行了某种程度的有意识偏离(但这种偏离的确起到了激励民族自强的目的)。在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史上,这种因为接受主体的主观需要,以“拿来主义”姿态而产生的对异质文化的改造和取舍,可以说比比皆是。

三、不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特定审美习惯的差异,诸如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习俗等,也会给人们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带来一定障碍。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就是一例。基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东风在中国人看来和煦而温暖,代表着春天和美好的事物;而在英国人眼中,东风凛冽刺骨,西风才带着温和的暖意。可以想象,这种不同的理解习惯令英国读者在看到“东风无力百花残”的意象或中国读者在读到英国诗人笔下“这是暖风哟,西风哟,充满了小鸟的歌唱”等诗句时多少会感到一丝困惑。再如,18世纪的欧洲崇尚中国工艺品,尤其是中国瓷器被大量进口和仿造。有时中国工匠喜欢在瓷器上绘制蝙蝠(五只蝙蝠象征五福临门),但这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则不可思议的,因为在西方向来流行着关于吸血蝙蝠的可怕传说。历史文化习俗的差异带来的不同理解可见一斑。

改编自《木兰辞》的美国动画片《花木兰》也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例子。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下,《木兰辞》中的花木兰主要突出其忠孝两全的一面,而美国动画版的花木兰,首先是一个不事脂粉不合流俗的女子,是一个在世俗生活中自我价值得不到体现的孤独个体,随后在替父从军建立军功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很明显,这是一个充满西方精神和个体意识的花木兰,在其中我们甚至能看到当代女性主义的某些观照视角。

又如由于美国诗人庞德对于汉字和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些并不完全准确的理解,却激发了他翻译并模仿中国古诗的热情,掀起了英美诗坛的汉诗热,并引发了著名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庞德等人对于意象的理解和中国古诗中呈现的意象其实并不相同,他们对中国古诗的推崇中也不乏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变形改造,但正是这种改造却带来了英美意象派诗歌这一全新的既不同于中国古诗、又不同于英美传统诗歌的新的文学成果,这里的误读显然有其积极作用。更富于意味的是,意象派诗人所提出的不用典故、不用陈腐套话等主张,又被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加以创造性误读。胡适的意图在文化改良,而意象派旨在诗歌传统自身的革新,二者的语境和实质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而且胡适本人所作的《尝试集》也和意象派诗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但这并不妨碍胡适将意象派的某些诗歌主张用于白话文学的倡导,成为他批判传统文化的武器,从而开创了中国新诗写作的局面。

四、中国文化规范：“形式大于内容”

文化规范树立了在一个社会中群体或个体需要遵守的思想观念，是其行为的指导。在中国对外传播中，对于文化规范的诠释可以直接帮助其他国家的受众理

解中国人在与社会进行互动时，许多日常行为和习惯是受到了哪些文化因素的影响。

一直以来，中国对外媒体在展示中国文化规范时基本的着眼点都是输出信息和相关知识，欠缺对中国文化规范内涵的系统性梳理，未能厘清中国文化规范逐渐的和自然的演化进程。此外，相关栏目设置缺乏内在关联和整体的统一布局，不能够形成相互补充。以央视九套为例：2009 年最新改版后，该频道推出的直接展示中华文化的自办栏目主要是Cultural Express, Cross Over, RediscoveringChina 和Travelogue。通过内容分析不难发现这些栏目关注的多是自然风光、文化活动资讯和外国人里的中国通等。即便涉及一些文化习俗也多是停留在介绍的层面。因此，海外观众仅凭这些“形式大于内容”的节目难以理解中国文化规范的渊源。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英国《卫报》记者在2006 年赴重庆采访，当地的一位商人邀请他去某高档夜总会，最低消费是每桌800 元。后来，该记者在其题为Invisible City 的新闻特写中详细描写了这次宴请，并对比了重庆的“棒棒”（搬运工）每天工作12小时也不过才赚20 元，以此影射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仅出现了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还存在着富人挥金如土等道德危机。实际上，这个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文化规范的误读。中国人喜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因此，在款待尊贵的朋友时会慷慨解囊以示尊重。但是西方人的习惯就不是如此，更多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轻松随意是最重要的。

五、中国文化信仰（theCultural Belief）：“向钱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致力于经济发展，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长期以来，对外宣传被视为外经外贸的桥梁，要为发展外向型企业和经济服务。按照这种指导思想，中国对外媒体将重点放在介绍外经贸政策、宣传投资环境和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等方面。在报道中国的经济成就时，通过分析报道对象不难发现新闻源比较单一，唯有那些知名企业、著名企业家才会被视为“楷模”。整体的感觉是如果统计显示你做得好，你才具备国家对外宣传的价值。如此一来，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看重成败，且成败中还要论等级，但评价的标准无外乎是利润，一个“钱”字。此外，就报道手法而言，对外媒体的经济类新闻一律是硬新闻，用统计数字当作背景信息，用洗练到近乎是刻板的事实陈述代替深入分析。

读罢新闻，国外观众除了掌握一些似乎是“来源可靠”(reputablesource) 的信息外，别无所获。即便推出一些特写、专访或者纪录片，宗旨也大多是强调某企业是怎样艰难地由小做大，或某企业家是如何克服困难百折不挠，夜以继日地工作，带领大家加班加点等。诚然，这种文化信仰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