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

1、俳优并非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二者存在身份上的重叠，如东方朔。

2、俳优的说话方式——嬉笑怒骂，讽刺等为文人（文士）所借用，

如苏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3、文人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意见的，被称为狂士，狂士说真话而见弃，或有被杀的危险，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4、三代而至周，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而“道”不兴，因此才有了

知识分子来承担“道”，由懂礼仪的士人来传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

子是第一位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与帝王的“势”有相互依存亦相互对立的关系。帝王需要“道”来增强“势”，维护“势”的合法性，因此有时会采取一

些措施保证其为己所用。但知识分子的道没有可靠的途径保证自己的地位，只能依靠知识分子的人格。因此“道”很容易屈从于“势”，但只是分子

为此做出很多努力，才会出现中国强调“德”（如《中庸》）与知识分子

自身修养的做法。

思考和总结：

春秋制度解体，士的解放同时亦是其经济基础的消失。

春秋战国的士（辩士和游士）因此才需要去游说，希望自己的学说得

到重用，另一方面，如孔、孟这样的士，因为政权的需要而论道，他们纷

纷解释什么样的道才是最好的。士的这种责任感从何而来呢？试回答：古

代的读书人都习礼、乐等，从旧制度的动摇中而解脱出来的贵族，都对国

家有一种责任感，天然地继承了这种使命。

△《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1、循吏对文化的传播，传播儒家（中原）大文化，传至边区，保证

了虽国灭但大一统或对汉文化的认同仍在。所以中国文化及传统可以一直

传承下去。2、循吏的这种教化，导致文化中“师”重于“吏”，“教”

高于“政”，中国文化重于传教，不重求源。

3、①大传统代指精英文化或上层文化，小传统代指通俗文化或未受

正式教育的一般人。中国大小传统之间的顺利流通，“雅言”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②观风采谣是为了理解各地不同的“小传统”，以利于推行风化

政策（大传统），即文化统一，同时限制皇权。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意义并不单纯。

大传统即指上层文化，士大夫的雅文化，亦指国家认可的文化。小传

统则是各地特色的文化，平民的一般文化。

③汉代儒学吸收了民间的阴阳五行，使之更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④

儒家“内圣外王”，先提高自身修养，才能够平天下。因此汉代以“孝悌”为取士标准，同时教化之前还需要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前者针对“士”，

是内治，后者针对普通民众，为外治程序。

4、①循吏的“循”大致是“因循”的意思，开始的时候循吏是明晓

黄老之术的官吏，后来宣帝时大量出现推行儒家教化的人。

②循吏与酷吏对举。酷吏更多的是法家传统，二者因地制宜，需宽则

循吏，需严则酷吏，是朝廷儒法并用的举措，同时根据统治者的好恶而各

有所倚重，如武帝时多酷吏，宣帝多循吏。5、循吏推行儒家教化与其自

身的儒家修养有很大关系，但与政府的文化政策、法令关系不大，甚至与

政府政策有冲突矛盾的地方。（韩延寿）6、三代之后，政教分立，秦朝

为以法律为代表的“政”，企图压制以文化（儒学）为代表的“教”，在汉代，官吏（循吏）对自己“师”的身份更为看重，认为

自己是推行教化的“师”胜于吏治，即认为文化秩序比政治秩序更重要。

7、循吏一般都会推行富民的内容。

8、县令长都有聚众讲学的传统，后汉书中的循吏颇多县令长一级的

人物。9、汉时实行质任制度。

10、条教为县令长在其境内颁布的具体为政措施，为其自发颁布的，

与朝廷关系不大，而且与皇帝的意思不一定相同。

△《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1、士族与大姓的关系，是士族主导大姓，大姓跟着士族走。

2、①士

族数量在西汉末激增；私人教授颇为发达。

②士族形成：士与宗族的结合。一方面，士的强大使其宗族强大；另

一方面，宗族内部士的强大也会带动宗族的强大。这种情况发生在汉武之后，汉武之前，士仍然为“游士”，与其宗族关系并不之分紧密。（苏秦、主父偃）

3、王莽新政的失败，更始、赤眉的失败，与士族有关（与其本身文

化程度低有关，文化程度与政治成败有极大关系，光武能成功与其团体文

化程度高诱莫大的关系）西汉末武装力量多为士族，光武帝的成功是因为

有士族的支持。

△《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1、士大夫群体在一统之时，努力维护这种局面；而在知大厦将倾之时，则努力自保。

2、私谥是门生弟子推崇尊师至极致的表现，亦说明了士人的自觉，更说明了内部分化，士大夫分成了各种各样的群体。

3、士大夫和外戚的对立讲的是外部自觉，觉察到自身团体与其它团体的区别。

4、地域性也导致了群体划分。

5、士大夫上层与下层的划分，初时以德行为标准，后来逐渐发展为士族与寒门；后来者两个标准逐渐合二为一，汉末以门第自矜（如袁绍看不起刘备）。

6、士的个体自觉，表现为自己独立的精神，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所在并表现之，意识到自己和别人是不同的。这也是当时士大夫重奇人异行造成的，也是当时的选举制度造成的（独行为选士之一科，重视“异”，樊英不异，被毁谤市流）。

7、个体自觉与人物评论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求名导致了人物评论的昌盛，发展为一个专门学科；当时的谈亦有士大夫之清谈，从蔡邕私玩《论衡》可看出，谈论的内容已涉及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