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评论资料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评论资料

一、贺仲明：简述中国新文学乡村题材小说的渊源

二、董之林：周立波小说的唯美倾向

三、王福湘：《山乡巨变》：左右为难中的艺术创造

简述中国新文学乡村题材小说的渊源

贺仲明

一

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语言成就和发展方向，对于新文学语言于何时成熟以及是否成熟等问题，研究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我以为，评价新文学语言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本土化的实现。因为众所周知，新文学是从传统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脱胎而来，它的语言更是受到文言文和翻译文体的强烈影响，要走向自立，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从外在到内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本土化转换过程。

文学语言的本土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涵：一是生活化。也就是语言的鲜活自然，是现实生活的直接产物。因为文学的主要反映对象是现实生活，它的语言就应该以现实人们的语言为基础，通过语言可以折射到现实人们的真实生活。二是民族性。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典型体现，本土化的语言应该具有民族文化的精神底蕴，透过语言可以体会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三是美学化。语言本土化不是完全回归口语，而应该是对生活语言的提高和净化。它应该立足于生活，又比生活更美、更凝炼、更生动。真正成熟的新文学语言，应该是汲取了传统文言文的精粹，又借鉴翻译语的优长，同时又建立在现实大众口语的基础上，是本土生活与现代文化的结合。具备了这三点，就可以说实现了文学语言的本土化，也才可以说是实现了文学语言的成熟。

本土化是一个基本要求，具体到语言风格和语言方向则可以是多元和丰富的。也就是说，随文学体裁和创作题材的变化，语言可以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差异，更可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特征。像知识分子题材，就应该符合知识分子的生活话语，可以书面化一些，文气一些；乡村题材就要符合农民的生活，要尽量避免采用单一的知识分子话语，尤其在直接传达农民口语时更应该如此。此外，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不同文学体裁对语言的要求不一样，语言的表现内涵也会有所差异。

新文学语言的本土化需要现实生活的滋养，在这当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路程，那就是对农民语言的吸收和借鉴。因为农民是中国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阶层，它与中华民族大地的联系也最直接最深切，农民的语言也以其丰富和生动性成为最有创造力的语言。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几乎每一时期文学体裁的成熟和发展都离不开对农民语言的借鉴，以“人的文学”为宗旨的新文学自然不能例外。

但新文学与农民语言最初的关系却并不和谐，而是相当的隔膜和冲突。由于农民一直处在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最底层，五四新文学又是主张以启蒙的俯视姿态来看待农民阶层，因此，尽管新文学作家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但他们很少有人从农民自身角度来看待和书写乡村，在文学语言上，也很少有人运用农民的语言来进行创作(最初有刘半农等人尝试以地方方言人诗，但成效不佳，也很快偃旗息鼓)。这使新文学对农民语言的吸纳一直比较缓慢，甚至说比较陌生。尤其是在乡村生活题材作品中，作家们往往遭遇到严重的尴尬和艰难，影响到其创作成就。

比如新文学乡村题材创作最有影响的作家鲁迅，他的《阿Q正传》、《故乡》、《祝福》等作品，表现出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叙述技巧，但它们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基本上是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主，影响了乡村生活表现的自然和真切。以至于鲁迅有这样的感慨：“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

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同样，上世纪30年代最优秀的乡村题材小说作家沈从文的小说语言离农民也很有距离。正如此，他笔下的人物对话遭到同时代批评家苏雪林的严厉批评：“欧化气味很重，完全不像脑筋简单的苗人所能说出。”半个多世纪后，学者刘洪涛也指出：“沈从文作品中，叙事语言之于人物语言，采取的是绝对的独白，根本没有对话的余地。叙述人对湘西人语言的交际能力持消极态度，当人物谈话有现实针对性，试图表达个人情感、思想、意愿时，他总是不自觉地站出来否定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并认为：“想从沈从文小说人物语言中发现性格发展和心理活动，是用错了力气。”他的结论是：“沈从文无疑发现了乡土人物最突出的言语特征——审美功能的发达和交际功能的退化。”但我以为，这也许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沈从文对底层农民的语言不很熟悉，难以做到准确的复述，只能用审美化的方式来处理，他作品中的农民也只能处于完全失语的状态。40年代文学将这一语言缺陷体现得更为突出。因为政治形势的需要，作家们大量地描写了农民和乡村生活，但是，作家们又习惯于新文学的知识分子语言风格，二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路翎的《罗大斗的一生》等作品是以知识分子口吻叙述农民的典型，虽然它们对农民文化心理有深入的揭示和批判，却明显隔膜于真实的农民生活。另一些作家则如老舍所批评的：“作者尽量的用‘妈的’或更蠢的字，以示接近下层生活。”他们的作品也许勉强地展示了外在乡村生活，却远没有抵达乡村内心世界。

在将农民语言运用于新文学创作方面，最早取得成功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是赵树理，在这方面，将他誉为“赵树理方向”并不算拔高。而在这方面取得集体性成功的则是“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创作，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创作中，对农民语言的运用第一次进入到一个广泛而自觉的阶段。农民语言也正式成为新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新文学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方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加速了新文学语言的本土化发展。

二

“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对农民语言的吸收和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民人物语言的高度口语化和个性化

“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语言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充分让农民说自己的话，农民不再像沈从文笔下的农民那样说不出话，也不像路翎笔下的农民满口知识分子腔调，而是自信而自豪地说出自己略嫌质朴和土气的口语。这一情形的直接表现就是地方方言的大量出现，因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只能说各自的地方方言，让农民说自己的话，就离不开丰富多样的地方方言。这样，“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第一次大规模地借农民之口将地方方言运用到文学中，周立波、谢璞等人的湖南方言，柳青、王汶石等人的陕西方言，赵树理、马烽等人的山西方言，以及浩然、刘绍棠等人的京郊方言，不同程度地进入新文学阵营中，构成了丰富复杂的语言面貌。

口语化是人物语言的重要内容，但是，真正优秀的人物语言还必然是个性化的语言。“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虽然尚没有全面地达到这一高度，但由于它们让农民说出了自己习惯的口语，自然地体现了个人的身份特点，自如地展现日常的生活话语，许多农民的个性有自然的体现。其中的优秀者更不只在人物的语言中体现了人物的年龄、身份，而且充分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塑造出了有特色有个性的农民形象。

比如《山乡巨变》塑造陈先晋、“亭面糊”、“菊咬筋”等几个性格有明显差异的老农民形象，就通过人物的语言体现了个性。陈先晋语言的简洁体现了他性格上的质朴厚道；“亭面糊”语言的风趣啰嗦体现了他性格的热情和欠稳重；“菊咬筋”的语言则往往话里有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