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金被印度吞并始末

锡金被印度吞并前曾向全世界宣告加入中国

1974年6月20日凌晨5时32分，锡金国家大会党向锡金议会提起宪法修正案，并要求议会不迟于当日中午12时进行表决。这项修正案的主体内容，一是承认锡金国民议会议长和行政机构首脑由印度派驻锡金的首席行政官担任；二是解散王室卫队，制订关于锡金主权问题的全民公投时间表。如果此项提案获得通过，就意味着印度对锡金的占领，从法理上得到确认，并将为印度一贯主张的“印锡合并”扫清障碍。这样的结果，是锡金左翼政党“民族党”及其支持者所不能接受的。

“民族党”的前身，是创建于19世纪70年代的“雷布查独立运动联盟”。这个联盟的宗旨，是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它的成员来自原锡金社会的各个阶层，以提斯塔河上游的城市贫民为主，同时包括部分土着贵族及原王室成员，甚至还有提斯塔河谷地以东的部分不丹复国主义者。联盟名称中的“雷布查”，是锡金纳穆加尔王朝建立前，当地土着居民的称谓。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时代，锡金人民经常以“雷布查人”自称，借以表达对独立的向往。1918年，英国当局承认锡金独立后，“雷布查独立运动联盟”分裂为拥护那穆加尔国王的右派，和主张“共和制”的作派。此后，两派彼此争论，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右派与那穆加尔王室合作，组建“皇家统一党”；左派则吸收了部分青年激进分子，成立“民族党”。“民族党”自建党之日起，对内主张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对外致力于废除以《中英藏印条约》及其续约为主的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尤其反对英属印度当局对锡金内政的干涉。

在20世纪的前三十年，“民族党”的主张与亚洲殖民地国家要求国家独立的潮流相吻合，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1929年3月，“民族党”接受“亚细亚独立解放联盟”的邀请，参加于中国广州举行的“亚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大会”。中国国民党作为此次大会的实际筹办者，向与会各方详细讲述了中国自推翻帝制以来的政治、军事形势，表达了中国致力于废除西方国家在华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的决心，同时阐明中国人民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抗殖民统治、谋求国家独立的正义行动。会后，由中国国民党直接掌控的“亚细亚独立解放联盟”宣布，向与会各方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其中向以“民族党”为主体的锡金独立运动组织提供约合7万英镑的现金援助和制式枪械300余支。这笔援助，成为锡金独立运动开展以来，获得的最大规模外援。与会期间，“民族党”领导人拜访了国民政府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现场观摩了中华革命军在冯水演武场的实弹演练，并专程花费一个月时间，走访了国民政府于1927年收回的汉口英租界。“民族党”尤其对国民政府于上年发起的“改订新约”运动特别重视，鉴于英属印度当局在锡金保留了完整的治外法权和经济专属权，“民族党”急切可望在国内也发起同样的运动。

这次大会，对锡金“民族党”而言，是收获非凡的。首先，它获得了急需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第二，在初步了解了中国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后，“民族党”找到了可供参考的执政模版；第三，中国反帝制反列强的经历，深深吸引了“民

族党”领导人，为其提供了鲜活的斗争经验；第四，以“民族党”为主体的锡金独立运动组织从此以中国为“信仰的母国”，将中国视为抗击殖民主义侵略的“伟大后援”，在心理上烙下深深的亲华烙印。

时间转到二战后，刚刚从英国人手中获得统治权的印度行政当局，急切地向锡金伸出魔爪。从1947年两国签署《维持现状协定》，允许印度向锡金派驻专员起，印度几乎每年要求于锡金订立新条约，逐步索取锡金的政治、经济、军事主权。19 50年，在由印度支持的“国家大会党”提请下，印锡签订《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从法理上将锡金正式置于印度的保护国地位。1968年，锡金甘托克及周边地区民众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废除《印锡合约》，维护国家主权。由于印度军警的介入，游行活动转变为暴乱，蔓延至锡金全境。在这次暴乱中，印度军警共击伤击毙锡金民众63200余人，逮捕主张国家独立的“激进分子”3327名，其中处死336名。经此一役，锡金境内的激进独立团体几近覆灭。流血的现实，也让国内主张武装暴动的组织开始转变行动方针，采取“合法斗争”。“民族党”在这一大背景下，经选举进入锡金议会，与代表印度行政当局意志“国家大会党”分庭抗礼，利用议会平台，反对印度干涉，倡导国家独立。

1973年，挟第三次印巴战争胜利余威的印度对锡金实行军事占领，并宣布解散议会，地方军管。“民族党”迅速召集8万余名支持者，在首都甘托克举行大规模绝食抗议，并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名义，致函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谴责印军的侵略行动，主张恢复锡金的“法制和秩序”。在中、美、英、法等国的一致抗议下，特别是苏联为惩戒印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的一些列“不听话”举动，宣布印度对锡金的军事占领“在道义上存在欠缺”，令印度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不得不恢复锡金议会，允许各党派活动。但同时，坚持军事占领，宣布这是“维护印度的国家利益”，决不妥协。此后一年，“民族党”及其支持者与印度行政当局、“国家大会党”就结束军事占领，开展了不间断的对话与谈判，但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1974年4月起，印度行政当局在取得苏联“外交默认”的情况下，突然加紧对锡金的兼并程序。在两个月内，组织庞大的法学顾问团，炮制了所谓《1974年宪章》，并授意锡金“国家大会党”提请锡金议会通过。这份宪章，在法理上剥夺了锡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最低限度的自主权，事实上就是“印锡合并”的宣言。“民族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该宪章的草案，并确认“国家大会党”将于同年6月20日提请议会讨论。鉴于“国家大会党”在议会中享有简单多数席位，“民族党”认为，如果宪章在议会中被提请讨论，很有可能被表决通过，而“民族党”无力阻止。因此，阻止该宪章被提交议会，就成为当务之急。

从1974年5月下旬开始，“民族党”领导层实行紧急动员，一方面，在锡金国内各主要城市，召集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和社会中下层贫民，举行“反对殖民主义宪法”的示威运动，并紧急联络锡金各主要政治党派，谋求以政治联盟的手段抵制议会表决；另一方面，频繁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外交机构接触，并致函联合国秘书长与安理会，揭露印度企图兼并锡金的阴谋，请求国际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