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教子之道

曾国藩的教子之道曾国藩学贯古今，见多识广，不仅齐家堪称典范，而且在教子育人方面也有一套成功的经验和完整的理论。

他集严父、慈父于一身，时时注意教子的方式方法，“爱之以其道，教之以其法”。

那么，曾国藩有哪些成功的教子经验呢？他的一套教子经验，对于今天年轻的父母们有什么借鉴意义呢？曾国藩的教子之道，我们把它归纳为：三句教子格言，五条教子原则。

一、三句教子格言格言一：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望子成龙”是每个父母的共同心愿。

所谓“成龙”，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做官或发财。

但是，做官与发财是不可求的，不是你想做官就做官，你想发财就发财。

做官与发财，首先靠本人的基本素质，即才智和能力；但是光靠才智和能力还不够，还要靠机遇，没有机遇，你才能再高也是枉然。

用哲学原理说，就是“内因”加“外因”。

“读书明理”的过程就是造就良好素质、增强才智能力、塑造健全人格的过程，也就是改善“内因”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可以通过自我努力实现的；然而“外因”则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它是客观存在，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

所以说，曾国藩对子女“只求读书明理，而不求做官发财”的期望是明智的，恰当的。

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是读书人进身入仕的阶梯。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把它看得相当重。

他的儿子纪泽、纪鸿参加考试的时候，他总是去信说：“或中或不中，都无甚关系”。

父亲的这个态度，无疑会给孩子减轻许多压力。

“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这也包含着对子女的期望值不必过高、应当恰如其分的意思。

这一点也很值得今天的家长们学习。

由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心比较迫切，家长们往往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

不管孩子的天资如何，也不管孩子的学习基础怎样，一心巴望孩子能考进大学，甚至重点大学，将来好出人头地，就不恰当地给孩子提出过高的目标，施加过重的压力。

然而，物极必反，当孩子感到家长的要求过高，管束过于苛刻时，就会消极抵制，阳奉阴违，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事与愿违。

事实上人的智力有高下，爱好有不同，特长有区别，未必上了重点大学才是人才。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具有各种专长、不同层次的形形色色的人才，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明智的家长，应当摸清孩子的情况，了解孩子的个性特长及兴趣爱好，然后提出恰如其分的目标，激发其兴趣，培养其专长，促进其发展。

至于孩子将来能否做官或发财，这是孩子将来的造化，你不必为他管得那么远。

只有“读书明理”这才是眼前实实在在的事，它是将来从事一切工作的资本，也是造就栋梁之材的“奠基工程”。

所谓“读书明理”，也包含着读书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

读书的目的并不光是学知识，求学问，还要懂道理，修德行。

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德”与“智”的关系。

曾国藩给儿子的信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修身之道，以图无愧于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以图自进其才。

”他认为读书的目的一是进德，二是修业；两者之中，进德是第一位的。

我们有的家长眼睛只盯着孩子的分数和名次，对于孩子在道德表现方面却不甚重视，至于如何让孩子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处世，则考虑得更少了。

其实，并不是只要学习成绩好就能成才，人才是由多种素质构成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加上某方面的专长才是人才，而且“德”始终是第一位的。

有人说，没有知识是“次品”，没有道德是“废品”，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曾国藩还认为，要读好书，首先要立志，要教孩子树立远大的理想。

有了志向，读书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冲动，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控制。

这样，读书才有不竭的动力源泉。

他给儿子的信中说：“君子立志，应为大众谋幸福，做内圣外王的事业，然后才不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

”这里的所谓“内圣”，是指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即“立德”；所谓“外王”，可以理解为建立功勋，成就事业，即“立功”。

教孩子树立远大志向，曾国藩这观点确是真知灼见。

我们现在有的家长只知道没完没了地唠叨和指责，却很少对子女进行学习目的性的教育。

平时，我们应当多跟孩子沟通，可以给孩子谈谈自己创业奋斗的艰苦历程，谈谈家里祖祖辈辈的历经苦难的辛酸往事，还可讲一些古今名人树立远志、勤奋学习、艰苦奋斗、成就伟业的故事，从而让孩子懂得应当树立怎样的理想，并怎样为实现理想而不懈的努力，然后再进行不断的督促。

这才是抓到了点子上，使孩子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增强学习的自觉性，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曾国藩不求子孙做官发财，还有另外一种想法。

他说：“一般人多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我不愿子孙后代做大官，只想他们成为读书明理的正人君子”。

一般人之所以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是因为做大官有权有势，有显赫的门第，有丰厚的钱财。

曾国藩之所以不希望子孙做大官，是因为他看到了荣华富贵只是暂时的，他阅尽了盛极而衰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

他还作过这样精辟的分析，他说：“天下凡是官宦家族，往往至多一代人便享用殆尽，能延续一两代是很少见的；巨商富户，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农耕读书的家族，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敬长辈、与人友善、读书明理的家族，则能延续十代八代。

我今生赖祖宗积德，顺利得志，唯恐我一人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儿辈共同立志，发奋成为耕读、孝悌、与人友善的家族。

”他认为，要使家族代代保持兴旺发达，最好是耕读传家。

“耕”，代表生产基业；“读”，代表基本教育。

俗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

可见，无论哪个时代，都是非常重视文化教育的。

曾国藩家里，祭祀祖宗的神龛两侧，张贴着这样一副对联：拜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

曾国藩生活在闭关自守的农业时代，他的“耕读传家”的观念有着时代的局限性。

但是，他主张子女既要接受教育，又要不脱离生产劳动，不脱离社会实践，不改变勤劳朴实的本色。

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时代来说，无疑也是正确的。

格言二：不给儿孙留下大笔遗产给儿子留下尽可能多的遗产，这可以说是做父母的共同心愿。

那些巨商富户自不必说，就是那些经济并不十分富裕的人家，也是省吃俭用，一生奋斗，不仅供子女读书，还把孩子将来的成家、建房、购车等等大事都安排妥贴，让他们坐享其成。

而自己呢？一生都没有过一天宽余的日子。

这是何苦呢？曾国藩的观点是不给儿孙留下大笔遗产。

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俗话说“穷则思变”。

你不给儿孙留下大笔遗产，他们就只好自己去奋斗，去创业，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通过自己辛勤的汗水换得的果实，才会懂得珍惜。

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在于创造。

尝遍酸甜苦辣，经历风风雨雨的人生，才是多姿多彩的人生。

如果父母把他们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只要舒舒服服地享受就行，那么他就会躺在父母替他营造好的安乐窝里，悠哉游哉，过着“寄生虫”生活，就会丧失奋斗进取的动力。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在孩子成家立业之初，父母尽自己的能力帮他们一把也是应该的。

但仅仅是“帮扶”，而不是包揽。

孩子自己的人生之路让他自己去走，孩子自己的前程让他自己去闯。

培养孩子艰苦创业、搏击风浪的意志和品格，这才是父母留给子女的价值万金、取之不尽的宝贵遗产！父母替他们包揽一切，只有坏处而无好处！另一方面，曾国藩还认为，与其给儿子留下大笔遗产，还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

他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始也。

”如果品行不正，你不留下大笔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

那些官家富户的纨绔子弟，就是仗着父母留给他的财富而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整日里东游西荡，惹是生非，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不仅无所作为，而且为害社会。

究其根源，其实是父母所害。

曾国藩看透了人世得失，认为儿女如有出息，也不在乎我的钱；儿女如无出息，钱多了反而变坏。

你给他留下的财产愈多，他犯的错误会愈大。

曾国藩给他儿子的信中说：“银钱财产，最易长骄气惰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绝不怕没饭吃。

至嘱。

”曾国藩虽然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没有财产。

在他的生命进入晚期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财产作了安排，而不留给儿孙。

其弟曾国荃看大哥两袖清风一生清贫，为了给侄儿留下点财产，购了五马冲一百亩水田赠给大哥。

基于不留大笔遗产给儿孙的认识，曾国藩托付国潢将这一百亩田产设法出手，或捐作族内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银钱全部供家中日用之需。

也是基于这个认识，他为官几十年，所得薪俸大多用于公事，不曾为自己建过一栋私宅，购过一分田地。

他留给子女的唯一财产就是引导他们好读书，明德行，做新人，办好事。

他虽然长期在外做官，但始终不忘对子女的殷殷教诲。

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二年的二十年之中，他给两个儿子写的信就有近二百封，信中不厌其烦地教他们如何读书，如何明理，如何做人，如何处事。

字里行间，蕴含着慈父对子女的殷切期望。

格言三：官宦子弟不可沾染官家习气曾国藩说官宦家族至多一代人便享用殆尽，这是为什么呢？他解释说：“官宦人家的子弟多骄横、多盛气凌人而不肯实干，因而很难有大的作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他严格要求子女不能沾染官家习气。

他要求孩子不要有高人一等的想法，要做到“三贵”：第一贵勤劳，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秧、耕耘等事，亦时时学之；第二贵谦恭，不摆半点架子，无存半点官气；第三贵诚实，莫说半句荒唐之言，莫做半点架空之事。

他还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个“奢”字，一个“傲”字。

但任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车马仆从习以为常，此即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习于“傲”字。

为了使子女不染上官家习气，不搞特殊化，他要儿子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车马。

对坐轿也作了详细规定：“曾纪泽（他的大儿子）亦坐四人轿，此断不可。

篾结轿而行，四抬则不可。

呢轿而四抬，则不可入县城，衡城、省城犹不可。

”他还告诫子侄不得拉关系，递条子。

他的二儿子曾纪鸿中秀才之后，多次参加岁考、科考，都没有考中。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写信嘱咐纪鸿说：“尔在外，当以‘谦谨’二字为重，世家子弟，万目所瞩，考前不可与州县来住，不得递条子，免致物议。

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在任两江总督时，他把家属都带在了身边。

他对女儿、儿媳等也作了严格要求：“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事酒食，此二者，妇职之要者也。

”那时，他的女儿们应该是贵为“千金”了，但曾国藩给他们规定了繁重的课单：早饭后，做点心、酒酱之类；午巳刻，纺花或织麻；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酉刻（二更前），做男鞋女鞋或缝衣。

每月须做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在儿女的穿着方面，他也力求避免官家的贵族习气，始终保持寒士家风。

有一次，他的学生李鸿章请他夫人和小姐吃饭，姐妹两人仅一条绸裤，相争至于哭泣。

曾国藩安慰说：“明年吾若再任总督，必为尔添绸裤一条。

”为了避免官家子弟特殊化，他规定，男婚女嫁之费不得超过二百两。

曾国藩的第四个女儿纪纯出嫁时，办嫁妆仍然只有二百两之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