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应用上的利与弊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应用上的利与弊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应用上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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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农作物的优点：

一、能够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品质和产量，其抗病抗虫抗除草剂还可以大幅度减少农药用量，利于保护环境。

二、豇豆科植物的孤单特性转移到小麦和玉米等大中农作物中，能够大幅度降低话费用量。

三、部分转基因农作物具有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作用，可以用来开发生产功能性食品。

四、四季常青的转基因牧草能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牧场的载畜量并防止草原沙化。

五、耐寒耐旱的新品种能够是不能耕种的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变成牧场甚至是良田。

转基因农作物的弊端：

一、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远期不确定性，尽管目前的研究证明其对生态环境没有明显的不良影响，但长期

大规模种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尚不确定。

二、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远期不确定性，食物品种和食物结构的长期改变，究竟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什么影响尚需长期

观察和研究。

三、已有研究证明对于某个物种过敏的人群由于该作物的基因转移到了另一个物种，该过敏人群也可能会对该新物

种产生过敏反应，而该过敏人群可能预先并不清楚从而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

四、医疗上抗生素长期大量使用产生了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变种，使部分抗生素失灵，高抗性物种的大规模推广也可

能催生新的有害物种。

二、科学研究始于机会”和始于问题”或始于观察”之区别

区别科学研究始于机会”、始于问题”和始于观察”这三种观点，是重要而且有意义的。

科学始于观察的观点一直被视为支持着科学积累观，是观察与理论二分之基石。③自汉森提出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后，由于观察

与理论无法截然两分，使得科学研究始于观察”相当于科学研究始于理论”，因此，科学始于观察的观点受到很大质疑。

此后，波普尔提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的观点，成为支持证伪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基点之一。但是，虽然后来证伪主义科学发展观受

到质疑，科学始于问题的观点却逃避了检验，学界依然认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事实上，这可能是由于还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起点观来

取代科学始于问题观，而后者能较好地适合于表征主义科学观，所以没有受到本来就属于表征主义的科学哲学的质疑。

其实，不仅表征主义的科学哲学存在问题，因而从表征主义的观点根本无法产生对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观的反驳，而且从论证的角度

看，波普尔对于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观的论证也并不充分。因为他只是基于一个诘难，即把观察作为科学研究的起点无法回答究竟要观察

什么”的问题，而提出其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观的；然而，仅仅根据科学要研究问题以及问题可能指导观察什么，是推不出问题一定是科学研究的起点的。当然，在理论表征主义观点下，只要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成立且具有普适性，观察的基础性地位就不复存在，从而也就无需再对科学研究始于观察”做辩护了。

况且，从科学作为活动的观点看，构成当下科学研究的直接动因一定是问题吗？大量的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从科学作为理论表征的逻辑看，我们把科学理论中蕴涵的不相容性称为问题，把理论预期与实验结果之间的冲突也称为问题，然而，这些所谓的问题并不一定会成为在真正科学活动中实践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究起点。

首先，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观点看，理论不是一张天衣无缝的信念之网：虽然理论之间会产生冲突，但冲突常常被科学家们视为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人类活动从来就不是完美无缺的，不同理论也是不同科学家活动的地方性产物，因此它们的冲突很正常，而不是科学哲学家们所谓不可容忍的事情。理论不是我们的统一

世界图景”，而是范围广泛的各种表象和操作。因此，即便实验与理论有冲突，也可

能只是与某种理论表象相冲突。科学家在实践中并没有把这种冲突看成很大的事情。历史上科学家寻找以太”的案例表明，虽然科学家

为电磁波不断寻找自己相信的传统性传递媒介”，但在迈克尔逊一莫雷实验给出’零”的结果后，他们也十分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因

此，当不相容性无法解决时，它并非像传统科学哲学所言，是科学家完全不可容忍的事情。

其次，不是所有已经显现的问题都能构成科学研究的问题，更不要说那些潜在的问题，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它们对科学家意味着

无”)。即便进入科学家研究视野中的问题，如果没有机会、能力和资源的支持，也不一定能够成为科学家当下研究的问题。天空为什

么是蓝色”这个小孩子提出的问题，只有当天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及其资源仪器达到一定水准时，才构成天文学研究的问题。换句话说，没有机会，科学家不会意识到问题；没有机会或者研究条件不具备，即便意识到问题，科学家也无法进行真正的研究。所以，一概而论地、全称肯定地说科学研究始于问题是不能成立的。

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区分机会和问题对于科学哲学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从表征主义科学观看，在被接受的理论中，要确定其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及其如何构成，主要应对其中隐含的不相容性进行探查，建构新实验以验证理论的内涵，评估理论领域中还不清楚的东西，这些才是理论性任务，值得去做；而实践性地确定哪些问题值得动用现有资源去研究，则是不值得去做的。因为前一种评估是规范性评估，后一种评估是实践性评估，受制于特定的地方性情境，而表征主义科学观只考虑规范性问题。

但在科学实践哲学看来，上述区分是错误的。机会性的研究概念打破了这种区分，因为研究机会的构成与现有的地方性资源和需要的思考是不能分开的。不存在与产生机会的具体境况区分开来的抽象的研究机会，从而也没有独立于特定情境的问题。并且，并非所有理论上可识别的问题都构成研究机会。如果没有人去研究这些问题，不论是因为缺乏资源、旨趣或者合作者，还是因为现在似乎没有解决的办法，那么它们就不会出现在我们当前的研究中( Rouse, p.88),甚至不会出现在我们关注的视野中。

这种对于研究机会的评估关注，就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寻视性关注( circumspective concern )。在这种寻视性关注中，人们在很大程

度上关注的是当下在手的资源和知识状态，例如，现有的可资利用的成果是什么，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成果基础上做出多大程度的创新；现有可资利用的工具和技巧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条件能够构成多大程度的科学进步。而且，我们的评估依然是实践性的、介入性的。加之体制要求，我们常从自己的地方性情境以及竞争环境的影响来考虑可能的科学研究进展。仔细想想我们周围所进行的常规科学研究和突破性研究，我们不都是从自己身处的地方性情境及其所掌握的技能、资源的前提上进行评估从而推进研究的吗？我们的科学方法论教科书在讨论获取科学问题的原则(即获取的规范性)时，常认为有四项基本原则，即科学性、创新性、需要性和可行性。这最后一条可行性原则，不就是在讲机会、资源的评估吗？可见，我们实际上是一边承认要先行对什么构成问题的机会进行评估，即作可行性评估，一边却在大谈科学研究始于问题；一边把可行性置于基础性地位，一边却又不假思索地认为科学研究始于问题；我们已经破坏了波普尔论题，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