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异类女性故事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新世纪以来中国异类女性故事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作者：钟高翔

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20年第10期

内容摘要：中国民间异类女性故事的研究与现代民间故事学一样可分为四个阶段，其中21世纪以来的繁荣期，虽然至今只有短短二十年时间，已经有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前辈学者们对古代和现当代的、书面传承和口头传承的民间异类女性故事，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关键词：性别视角异类民间故事

中国民间幻想故事充满瑰丽神奇的想象，其中有关异类幻化为人的故事颇具特色。异类，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概念，指“非人”的其他生命体、物体和观念中的形体（神魔仙鬼）。严格说起来，神仙亦是异类，但这个词却略带点贬抑色彩，因此一般将妖鬼精怪称为异类，而神仙不在此列。这些妖鬼精怪往往能人形，人言，同时又具有与人不同的属于其本体的神秘特质。从人类中心看，其他生物皆为异类，从男性中心看，女性也是异类;非人的异类如狐狸、虎狼、金鱼田螺等动物，牡丹、人参、菊梅桃柳等植物，扫帚刷帚、灯盏灯花等器物化身为女性进入人世与人来往的民间故事数不胜数。这些异类女性，虽然早早就在文人辑录的故事集中留下过曼妙的身影，如魏晋南北朝的许多志怪小说，但直到现代故事学发展起来，才开始了对她们进行民间文学的学科观照与研究，迄今不过百年时间。

一.百年学术史的四个阶段

对民间异类女性故事的研究，参照万建中在《中国百年故事学简历》中的说法，从时间上同样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发轫期，与现代民间故事学诞生几乎同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觉醒了民族民间文化自觉的中国学者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故事，并用文学和民俗学的方法展开分析研究，其中自然包括对民间异类女性故事的整理和研究。

二是过渡期，时间为进入新中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对民间异类女性故事的研究实质上进入了缓慢甚至停滞的阶段。

三是发展期，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中国大地，大量西方理论思潮涌入中国，也带来了民间故事学的复苏，异类女性故事重新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如刘守华、陈建宪、万建中、顾希佳等人对羽衣女、螺女、人鬼夫妻等故事的类型研究和母题分析就

集中在这一阶段。与此同时还有部分志趣在古代文学的学者注意到了志怪小说一脉的《搜神记》《聊斋志异》等作品中妖娆动人的异类女性，并对其中的形象、情感、意蕴、主题等进行分析探讨。

四是21世纪以来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尽管至今只有短短二十年时间，研究人数、研究方法、研究成果都有了非常大的发展。

二.研究特点

（一）从内容上看，21世纪以来的研究，首先表现为对古代小说和对现当代民间故事的关注并重。前者涉及魏晋南北朝至清朝的诸多志怪、传奇、笔记、小说，尤以研究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女妖的论文为多。仅《蒲松龄研究》一刊，自2001年至今就发表了数十篇相关论文，既有整体观照又有单篇细读，从形象塑造、情节探究、母题演变、审美情趣以及影视改编等角度对《聊斋志异》中的异类进行了相当丰富且深入的研究。如郑春元《〈聊斋志异〉中精怪形象的塑造方法新探》，杨棣《简析蒲松龄对“狐鬼精魅”及其婚恋故事的文化定位》、《论蒲松龄对异类幻化女性形象“三重”生命的审美体认》，赵庆超《人鬼恋的审美转换与艺术创新——关于聊斋小说〈聂小倩〉四次香港电影改编的探究》、《浮现在文字与影像之间的鬼影记忆——从聊斋小说〈画皮〉的电影改编思考传统文化的承袭与创新问题》、《鬼狐的淡隐与现世的凸显——从聊斋小说《〈辛十四娘〉到〈狐缘〉电影改编的思考》……后者往往针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或者不同类型的异类女性故事展开研究或比较。钟亚军《回族异类婚配故事的母题类型研究》、岳永逸《山西狼/狐精怪故事的比较研究》、刘建华《维、汉异类婚型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杨冯磬《苗族民间故事类型的地域性研究——以苗族“天鹅处女”型故事为例》、漆凌云《汉文化圈视域下的中琉天鹅处女型故事比较研究》等文即在此列。比较典型的如高木立子曾对中原地区，主要是河南省的民间异类婚故事进行母题分析，将给丈夫带来幸福生活的异类妻子称为仙妻，分为动物、植物、狐仙、其他（器物和鬼）四类，并将之在异类原形、遇合空间、难题考验、结局安排四个方面与日本的仙妻故事比较，探求中日仙妻故事中体现的文化观念的不同。

其次，近二十年对异类女性故事的研究更偏重异类婚恋题材，相关期刊论文十之八九都是对异类婚恋故事中的异类女性进行讨论探究。这可能与传统女性多囿于家庭，很难有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有关系。既然传统意识中女性最重要的便是婚姻家庭，那么异类女性多出现在婚恋故事中也就不足为奇。

（二）从研究角度和方法看，21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角度和方法多样，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局面。

母题、类型研究仍然为学者们钟爱。刘守华《从〈白水素女〉到〈田螺姑娘〉——一个著名故事类型的解析》、《“离经叛道”的奇女子——“仙女救夫”型故事的内涵及其渊源》，刘魁立《论中国螺女型故事的历史发展进程》等文都对故事类型进行历时性分析，追溯其缘起、演

变与发展并解读其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而李亚欢《螺女型故事的结构形态分析》、黄景春《中国少数民族天鹅处女型故事情节结构分析》、桂玉燕《“龙女报恩”故事类型文本的形态结构》则沿用刘魁立研究“狗耕田”故事的思路与方法，运用结构形态分析分别对现当代辑录的螺女型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和龙女报恩型故事进行共时性研究，通过分析故事母题构成，确定其中心母题、母题链，在类型中又划分类型变体，并画出该类型故事的“生命树”。历史类型研究和结构类型研究这两种研究都丰富了类型研究的成果。

比较研究也方兴未艾。关于异类婚故事，或者其中某一种类型的故事，既有国家间的比较，如赵静《中日“异类婚”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以兽妻型为中心》、漆凌云《汉文化圈视域下的中琉天鹅处女型故事比较研究》等;也有民族间的比较，如赵楠《蒙古族天鹅仙女型神话与满族三仙女神话比较研究》、林继富《跨族际的故事比较——汉族、藏族“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吴双《經典形象的民族差异性——汉、锡伯、哈萨克〈牛郎织女〉中牛郎形象比较研究》、刘建华《维、汉异类婚型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还有民间故事与作家作品的比较，如李丽丹《“三言”异类婚故事研究——兼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对异类女性故事的形象或情节、母题作民俗文化解读更是普遍的做法。洪树华《唐代小说中人与异类的婚恋遇合及其文化折射》指出相对魏晋志怪中热情的一方是女性异类，唐代小说中男性人类更为主动，从而认定这是现实中青楼文化的反映，有一定道理，但有些失于偏颇。董秀团《白族螺女故事类型及文化内涵研究——以大理剑川石龙村流传的故事为例》以田野调查的活态文本为主，梳理了典型白族村寨石龙村流传的螺女故事类型，并指出其独特的区域、民族文化内涵有别于其他区域的螺女故事，研究较为细致深入。程亮《伍家沟村的口承狐精故事与狐仙信仰》、汪泽《欲望、道德与性别制约——崂山异类婚恋民谭的文化解读》也分别将伍家沟村和崂山的异类故事与相应地域的民间民俗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分析，归纳其特点，后者甚至透出一丝性别研究的影子。

神话——原型批评、叙事学、精神心理分析法等比比皆是。如田富军《牛郎织女故事与仙女下嫁穷汉原型新探》、漆凌云《仙女原型与恋母心理——对“仙女凡夫”故事的原型批评》、林代鑫《东北民间仙妻故事中人物原型及意象原型探析》都运用了原型批评方法。关莹《长白山民间异类婚恋故事的空间叙事》用叙事学方法、从空间维度探讨异类婚故事，张玉莲《古小说中的“夜间”叙事研究——以人鬼冢墓遇合故事为例》则从叙事学的时间维度探讨“夜间”这个特定时间中“夜色”“灯火”“月光”三个要素的叙事功能及文化内涵。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李丽丹的博士论文《18-20世纪中国异类婚恋故事的叙事学研究》，从经典叙事学的各个维度：时间、空间、角色和结构等多层面分析比较同题材的民间故事和文人作品，殊为难得。彭松乔《禁忌藏天机——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意蕴的生态解读》从生态视角探究故事中人与自然、男与女的二元结构，曲径通幽，又是另一番风景。同样选择了生态主义视角的还有朱永香《翩然走来的精灵——从“异类”解读〈聊斋志异〉的生态意识》一文，认为《聊斋志异》中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异类恰说明作者天然的生态意识，肯定自然需要多样的生物和谐共处，异类自有其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