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制度研究

分数：____________________教师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课程作业题目：《晚清外交制度研究》年级：2008级专业：历史学姓名：王冰洁学号：20083830120时间：2010年12月21日晚清外交制度研究【摘要】外交，是指一国与他国之间的交往。

外交制度，是为适应外交形势和规范外交行为而设立的制度，包括外交机构、外交方式、外交礼仪等方面的制度。

外交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制度的沿革，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1840年，外国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意义的外交活动。

随后，总理衙门和外务部的设立，使晚清的外交制度逐渐完善化、系统化。

晚清的外交，一方面带有屈辱性，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走向了借鉴和吸收西方及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道路。

【关键词】晚清外交总理衙门外务部【正文】外交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保障一个国家外交活动顺利进行的各种制度。

具体来说，包括外交机构、外交使节制度与领事制度、外交官人事制度。

中国的近代外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始于1840年。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封建统治者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也开始被动的处理一些涉外事务。

要想了解中国晚清的外交制度，就不得不谈及清朝前期的外交。

一、传统外交制度略述1840年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始终保持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宗藩”关系，中国传统的涉外制度是“朝贡”和“理藩”制度。

统治者“夷夏”观念浓厚，不屑于同属国或朝贡国进行平等的来往，中国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的需要，因而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机构中，也不需要有专职外交机构，对外事务均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

礼部大体上掌理同东部和南部国家的事务，理藩院则大致经办同北部和西部国家的事务。

清政府和西方国家的交往，仅保持着通商关系，没有经常性的政治交往，只在广州一地特设“十三行”来管理对外贸易，特别是和西方的贸易。

因此在中央政权的体制中没有专理同这些国家事务的机构，也都划归礼部和理藩院分管。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还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外交制度，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也没有一批专职的官员，而只有一些分散于各机构的部门，职责也比较混杂，外交在这一时期是无足轻重的。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和盲目自大的政策，把外国视为“蛮夷之国”、“藩属之邦”，自己则以“天朝上国”自居，这也难怪有人说，当时的中国“无所谓外交，理藩而已”。

二、鸦片战争后到总理衙门设立之前的外交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清王朝传统的外交体系受到了致命的冲击。

为了应付和西方列强频繁的外交交涉，清政府除了派遣“钦差大臣”去全权处理外交事务外，还专门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

此职因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而设立，设置于1844年，，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

“五口通商大臣”实际上负责着五处口岸的对外事务，是一个兼有外交权力的职务。

同时，西方列强也在五口岸委派领事，建领事馆。

五口通商大臣的职位和职责在性质上已与礼部和理藩院不同，其职位同西方国家派往中国总管五口岸的公使相对等。

清政府设置这个职位，反映出外交体制改变的端倪，但又说明清政府不甘于失败，内心里的“蛮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把涉外事务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

然而，西方列强并不满足于五口通商，在“修约”要求未满足后，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避难，以奕 为首的留守官员，于1860年设立“抚夷局”，专管对英、法、俄、美等国的外交事务。

在与英法等国的和约签订以后，“抚夷局”就被撤消了，虽然只存在几个月，但它的出现却表明清朝近代外交机构的成立已成为时代需要。

三、晚清外交制度的近代化——总理衙门的设立《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攫取了更多的权利，他们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并要求公使进驻北京。

随着西方列强接连在北京设立使馆，面临严峻的外交新局面，清政府认为，成立一个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央机构已势在必行，同时，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揭开了洋务外交体制的序幕。

经恭亲王奕 奏请，于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是清朝第一个正式的近代外交机构，凡涉及洋人的事务，都是它的职责范围，而又与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密不可分，所以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带有半殖民地性质。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此机构的设立就是为了方便出卖国家权益而设立的，清政府的目的在于：防御外国侵略，维护清王朝的利益。

总理衙门具体的各项制度如下：外交职能：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

对内主要是筹拟和决策、协调地方对外交涉和提名涉外人选。

对外则分为交际和交涉。

各国公使赴京上任后和卸任归国前都必须拜会总理衙门，公使觐见清帝递交国书事宜也由总理衙门安排；在交涉方面，总理衙门负责各国公使直接谈判。

组织机构：依军机处之制，官员主要分为总理大臣和总理章京二级，由皇帝从内阁、军机处、各部院满汉大臣中指派专人兼任。

总理大臣无定员，最少时为7名，最多为1884年的20名。

大臣下面担任具体工作的是章京，章京分为总办章京、帮办章京。

此外，总理衙门还设有其他职官若干种。

总理衙门内部设有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各司其政。

司务厅和清档房则分别负责处理杂物和收存档案。

办事方式：一般文书稿件由章京草拟，交大臣审核定稿。

最重要、最机密的奏折则由大臣亲自缮写具奏。

大臣对章京有甄别督责之权。

在大臣和章京之间，总办起到联系的作用。

所有章京工作的分派、稿件的初步审核、对外接待的安排以及编档、庶务等，都由总办负责。

虽说“总署”是专办外交的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辅助皇帝政务的一个办事机构。

因为，它与军机处一样，不能独立行使职权，一切要通过皇帝的上谕才能起作用。

清政府在中央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为使地方上的中外交涉事务得到就地处理，特设立南、北洋通商大臣统管地方外交事务。

意义：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相一致的，但也在客观上反映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外交从机构设置上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趋势，把中国的外交纳入了国际外交的轨道。

总理衙门的设立同时也对中国整个社会近代化具有推动作用。

在处理涉外事务过程中，总理衙门开始主张兴洋务，如：兴办军需工业和民用工业、设外文学堂等，为中国的近代化铺平了道路。

所以说，总理衙门的设立，应予以充分肯定，作为外交机构，已初具规模。

四、外交使节制度与领事制度中国近代外交制度还包括驻外机构的设置，遣使和设领事馆，是洋务外交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有别于以往外交体制的一大特色。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为了巩固其在华特权，极力劝说清政府对外遣使，以实现外交关系的平衡。

洋务派也逐渐意识到迫切了解外国，以适应空前变局的重要性，在奕 的坚持下，中国政府决定按对等原则在外国建立使馆，并派驻使节对外交涉。

1877年，清政府派郭嵩焘率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英国，并在英国建立了第一个驻外使馆。

郭嵩焘的出使标志着清政府在中西关系上终于放弃了维护旧外交体制的顽强努力，基本上接受了西方的使节制度。

随后，清政府又相继向德国、日本、西班牙、美国等派遣了公使。

它使清政府的外交体制完备起来，改变了1861年后长达十四年只有国内外交机构而没有驻外外交机构的不正常现象。

随着驻外使馆的设立，设置驻外领事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878年12月21日，经驻英使臣郭嵩焘与英国政府反复交涉，英国政府颁发了中国驻新加坡领事的批准书，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使馆就此正式设立。

此后，相继在华侨集中的地区建立了领事馆。

领事馆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当地的华侨，其次是筹款和教育华侨。

它培养了中国人的外交能力，积累了一大批外交人才，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为以后中国政府的外交准备了可贵的经验和借鉴。

中国常驻外使节制度与领事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外交制度走向近代化的标志之一。

五、清末外交制度改革在总理衙门设立之初，它曾受到西方列强的普遍欢迎，当时英国参赞威妥玛称之为“数十年求之不得”之事，但在长期的交涉过程中，列强对总理衙门越来越不满。

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办公条件过于简陋，设在卑陋坍败的破屋中，有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侮辱；第二，管理体制不顺，总理衙门不是一个专门的外交机构，几乎包揽了一切与洋务有关的事务；第三，总理衙门的人事制度是仿照军机处之制，无专职官员，人数多而职责不专，常常遇事拖延推诿。

此外，清廷内部官员对总理衙门面临的问题也有所认识，并有改革时弊的愿望。

1901年，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该条约第12款规定：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专门办理与各国的外交。

同时，按照各国的要求，清政府陆续增设了商务部、学部、实业部、铁路部、陆军部、海军部等机构来行使原总理衙门的部分职权，从而使各机构更加专业化，外务部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专业外交机构，这和近代国际惯例完全一致。

从组织机构、职官设置上看，外务部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第一，从组织制度上看，机构精简，职责明确，外务部的首脑阶层实行的是五人领导机制，职权较为集中，办事效率也就相对提高；第二，从人事制度上看，外务部开创了在本系统内直接升迁以及不拘满汉的用人原则，在外交人员队伍建设上则突出了专职化和职业化；第三，外务部的外交人员是专职外交官，并享有优厚的待遇。

外务部人员成了清廷各部院司员中的特殊群体，进入外务部成了官员升官发财的捷径。

外务部的设立，是中国外交制度史上建立正规外交机构的转折点。

它与总理衙门相比，有很大的进步性。

它不仅解决了外交权分散和不集中的问题，削弱了南北洋大臣的外交权，还改革了地方外交机构，进一步完善了外交体制。

总督有总理该管地方的外交军政权力，因此，外务部对地方巡抚的指挥比总理衙门有了更多的保障。

外务部还在各省设置了交涉使司，办理全省交涉事务，在隶属关系上，交涉使为督抚之属官，归其节制考核，但同时又规定由外务部随时考察。

经过外务部的改革和整顿，地方外交机构改变了以前散漫无系统的状态，成为一种正规的地方交涉体制，而且解决了外交行政中长期存在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弊端。

整顿使领馆，是清末外交制度改革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外务部与1907年重新修订1876年的《出使章程》，在驻外使馆方面，到了清末，驻外使馆已达十个，且大部分为专注使臣，解决了兼使过多的问题。

同时，清政府对使馆内部组织机构和职能制度也做了整顿。

在设置驻外使节方面，增加了许多领事馆，并改革了领事馆的组织规制。

整顿使领馆，完善了使节制度，厘定了驻外使馆规制，对使节制度走向规范化、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外务部上承总理衙门，下启民国时期的外交部，它的建立，标志着清政府对传统外交体制的抛弃和对近代西方外交制度和组织机构的靠拢。

外务部在其存在的10年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尚有不彻底的地方，但它毕竟是中国外交制度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