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分析的社会研究方法论意义_范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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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卷,第4期科学技术哲学研究Vol.29No.4 2012年8月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ug.,2012谈话分析的社会研究方法论意义
范宏雅
(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太原030006)
摘要:谈话分析—常人方法论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成为毁誉参半的争议领域,主要的批评围绕其琐碎的研究主题、单一的语料来源和微观的研究视角展开,对此,谈话分析以实际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作出了回应。
它独特的方法论体系、明确的研究主题和新颖的观察视角突破了既有社会科学研究中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完全的经验一元论出发,将个人与社会、社会结构与人际交往、宏观理论与微观行动、社会知识与常识推理等两极对立的概念结合起来,丰富了我们对互动交往的认识,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创新。
关键词:谈话分析;常人方法论;质性方法
中图分类号:N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062(2012)04-0041-05
常人方法论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颇具争议的一个分支。而其核心内容———谈话分析更成为被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毁誉参半的部分。有的学者盛赞谈话分析为常人方法论“王冠上的明珠”,[1]而批判者则认为谈话分析是“常人方法论向右转”的典型代表,是“常人方法论中的实证主义。”[2]然而,在各种争议声中,谈话分析也已日益成长为社会科学领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其他相关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存在理论的复杂性、语料分析的不完整性以及具有行为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性的诸多问题,谈话分析仍然逐渐发展成为拥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及不断壮大的研究成果的一个独立的研究分支,从而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谈话分析的本质
长期以来,以谈话分析为代表的常人方法论被认为是与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目的相悖的。谈话分析-常人方法论关注普通社会成员的世俗活动,而主流社会科学认为世俗活动的研究与社会理论无关,却与社会心理学相关。谈话分析的研究主题是自然发生的互动谈话,因此,很多的主流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它的研究主题过于狭窄和琐碎甚至不能被归为任何一类社会科学研究中。而有一些学者将谈话分析-常人方法论归为微观社会科学,认为它是一场微观社会科学的革命。事实上,无论是抨击谈话分析的研究主题过于琐碎的观点或是盛赞其为微观社会科学对主流社会科学所提出的挑战的观点都难免有失偏颇。
事实上,互动谈话是人类交际的主要媒介,与其他“大”的概念如制度、秩序、法律等相比,它也是我们认知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不断拓展和延伸,其各个分支开始关注社会现实的不同层面和领域,谈话分析则因为对互动谈话的关注而成为社会科学理论中独树一帜的研究分支,它为已逐渐丧失灵感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观察视角和思路。尽管有些学者用“范式转变”来形容这一研究路径似乎有些偏激和过头,但谈话分析所提出的研究主题———互动谈话,不仅不能被认为是琐碎的,而且它也是我们认知其他大的社会结构的基础。
同时,虽然谈话分析不能被列为宏观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同样也不属于单纯的微观社会科学。
【收稿日期】2012-01-21
【作者简介】范宏雅(1974-),女,河北新乐人,博士,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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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分析-常人方法论的研究主题并不是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的“系统”(system)之外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虽然它所关心的话题也不是一些宏大主题而仅仅是一些“地方性”(local)主题。[3]因此,谈话分析-常人方法论与日常生活社会科学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一点可以从它对医疗、法律、制度、宗教等各种场景的研究中窥见一斑。而谈话分析对机构性谈话的分析试图发现特定情景中的谈话规则和方式,从而将谈话背景、制度、社会成员、互动谈话规则和策略融为一体。可以这样讲,谈话分析-常人方法论对谈话这一局部主题的关注也就是对社会实践的关注,而这一社会实践既是宏观概念,又是微观概念,既产生宏观结构,又产生微观结构,同时又能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
谈话分析对日常互动谈话的研究也有别于其他任何学科。不同身份、阶层、背景的人都在运用谈话,不同领域的学者包括哲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学者都在关注互动谈话,但谈话分析选取了不同于其他任何学科的研究主题和视角。它关注谈话“形式”(form)而非“内容”(content)。它不是简单地描述人们谈话的主题,而是“从中抽取出人们在完成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对正式的程序。”[4]因此,如果退一步讲,谈话分析选取了较为琐碎的研究主题———互动谈话,但它审视互动谈话的角度是全新的,同时为我们了解互动谈话背后的社会行为方式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并因此带来了深入了解互动谈话的各种可能性。
另外,谈话分析最饱受争议的一点其实是它缺乏所谓的“文化的”、“社会结构的”或者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视角。摩尔曼(Michael Moerman)在他的著作《谈文化———民族志和谈话分析》(1988)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集中讨论了这一观点,并倡导进行“文化语境下的谈话分析”研究。他在书中写道:
“认识谈话分析并不意味着要去热爱它,它的高倍数镜头是以牺牲范围、气氛和
现场背景为代价的。并且,它所发现的世
界是令人震惊和奇怪的。人类互动谈话中
有着普遍、有力、复杂和抽象的结构和过
程,而他们又不同于我们所普遍认知的社
会秩序或是我们所崇敬的文化世界。这可
能使谈话分析看上去对人类学所关心的中
心话题而言是冷血的、非人性的和无足轻
重的。很少的谈话分析研究成果可以把互
动谈话的技术结构与富于经验的人类现实
世界联系起来。”[5]
因此,在莫尔曼看来,谈话分析是一种有局限性的、对谈话序列组织结构进行分析的枯燥形式,而民族志学可以为其注入极度匮乏的“血液”。这一观点引发了谈话分析领域的广泛争论。批评者认为谈话分析过度关注“谈话技术”(technology of conversa-tion),他们认为我们在谈话过程中不仅仅是在进行话轮转换,而是在实践生活,完成角色任务并且展示文化。谈话成员必须了解谈话背景、谈话双方的相关信息从而才能理解意义和意图。因此,以莫尔曼为代表的学者倡导将民族志和谈话分析的研究方法和目标结合起来,开展所谓的“文化语境下的谈话分析研究”(culturally contexted CA)。
可以说,谈话分析学者对于这种抨击其为“微观主义”研究的观点采取了一种非常平和的回应态度。他们认为互动谈话中的秩序、规则和程序与“文化”、“社会”等“大”概念并无绝对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与大的语境无关。尽管我们普遍认为一些社会背景因素会决定人们的谈话方式,这一点可能适用于所有的文化,但互动谈话拥有独立的组织结构,它独立于任何社会标签而存在。
二谈话分析与社会研究的质性方法
谈话分析-常人方法论的研究方法遵循着质性研究方法的主旨和程序,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开启了一种方法论的革命。首先,质性方法关注“共性”,试图在较小范围的案例中寻求适用于所有研究对象的普遍结论,并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寻求适用于所有研究对象的普遍规律。谈话分析则致力于发现互动谈话背后的规则、方法和运行模式(machiner-y),对地方性话语的普遍特征,如“相邻对”、“话轮建构规则”等秩序性结构的研究展示出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这些程序、结构、规则和特征是独立于语境之外的话语结构特征。[6]但在追求普遍特征之外,谈话分析创立了独特的“偏常案例分析法”,对于不符合普遍话语结构特征的特殊语料进行单独的细致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修订原有的话语规则,从而使谈话分析的研究结论具有更大的解释力。这一点可以说在更大程度上不同于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似乎对于非正常研究对象的案例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
其次,谈话分析-常人方法论明确提出了“常人方法论的无差异”(ethno methodological indi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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