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心学的精髓

王守仁心学的精髓

王守仁的学说世称“心学”，并与陆九洲的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这是同程朱理学分营对垒的一种新儒家学说。程朱理学（又称“道学”）把抽象的“理”（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即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陆王心学则将主观的“心”（人的意志和道德观念）视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发明本心”、“致良知”，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王守仁集来明心学之大成，他在全面继承和批判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上，着重对孟子“尽心”说和陆九渊“心即理”说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创建了以注重内心即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特色的新儒学——阳明心学，从而达到理学发展的高峰。在阳明心学体系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三个最为重要的论题，由此也形成了王守仁独到的教育思想，下面予以分述。

心即理“心即理”是王守仁心学的逻辑起点，是其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可以说是他的宇宙观。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产生了很大分歧。程颐认为“须是遍求”事物，方可“达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9）；朱熹继承程氏学说，提出了“即物穷理”的主张。而陆九渊则认为“理”不寓于外物，而存在于人的心里，“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全集》卷11《与李宰书》）。不过，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在主观唯心主义方面还不够彻底，对“心”与“理”的关系问题还存在并列倾向和把“心”客观化的痕迹。而王守仁则克服这个缺陷，发展了陆氏“心即理”这一命题，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于“格物”，而在于“致知”，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答顾东桥书》）。王守仁公开宣称：“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象山文集序》）。他以“心即理”作为“立言宗旨”，否定了朱熹分裂“心”与“理”为二的理论；以“求理于吾心”作为“致知”途径，否定了朱熹“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的观点；又以“心之本体”说扩充了“心”的内涵，修正了陆九渊的“本心”说。这样，便形成较为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王守仁认定：吾心便是天理，便是世界的本体，它既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又是事物变化的归宿。因此，天地间诸事万物，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等等，无一不是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所以，他反复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与王纯甫（二）》），“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答顾东桥书》），提倡求“理需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传习录上》）。

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然而，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把人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王守仁所谓“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从反映论的角

度来看，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和过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批判的。

知行合一“知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曾为历代哲学家所关注和探讨。从先秦《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道家的“不行而知”，到宋代程、朱的“知先行后”，再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乃是“知行”范畴发展的重要阶段。

“知行合一”论是阳明学说的核心，是其理论体系的主体结构，所以王守仁自始至终以此作为“立教宗旨”。这种“知行观”只是把认识问题局限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上，主要是揭橥道德修养层面的认识与实践问题，其价值取向则是道德实践的实际作用。因此，它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学精神，具有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倾向和人本主义意义。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以“心即理”之说作为理论基础的。他在《答顾东桥书》中说：“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王守仁认为，“知行”问题与“心理”关系紧相联结，朱熹学说之失就在于分“心”与“理”为二，因而导致分“知”、“行”为二。他一反朱熹“外心以求理”之说，主张“求理于吾心”，大力倡导“知行合一”。

王守仁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论，主要是因时而发。明代中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贪官污吏肆意横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严重威胁着封建政权的稳固，有力冲击了封建王朝的伦理纲常，大大加深了明代潜伏已久的社会危机。由此，王守仁痛感：“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而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答储柴墟（二）》）于是，他以治天下之病的“医国手”自诩，几经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一个自以为救治此病的“良方”，这就是“知行合一”。在王守仁看来，人们想的与其做的基本上是相合的，如果彻底去掉人们对于封建伦理经常的违戾意识，就不会发生违反和破坏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如果分“知”、“行”为二，其危害甚大。所以他曾明确指出：“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着重从“知行”的同一性方面较为深入地进行了探讨，认识到“知行并进”，“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他自信这种“知行合一”论，既可纠正程、朱“知先行后”之偏，又可补救世人“知而不行”之弊。平心而论，王守仁关于“知行合一”的主张，确实比前人有所进步。首先，他将“吾心之良知”作为“知”，将“致吾心良知干事事物物”作为“行”，而以“心即理”为前提，以“知行合一”为指归，从而达到体认良知的目的。这种认识论，就其解剖自身（吾心固有的“良知”）以推求万事万物之理的认识方法来看，内中蕴含有“一般（事事物物）存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