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外版 大学英语泛读 大英四 翻译 译文 7课

上外版大学英语泛读翻译译文
特别感想北京大学某位学长的贡献，
未经学长允许把翻译放到网上还请见谅O(∩_∩)O~
阅读第7课
取胜于象牙塔之外
--前学者教你如何融入“现实世界”
象牙塔正在坍塌。

预备终身职位短缺现象（一度以为只是暂时现象）未来一段时间都难有改善。

最近的研究表明，那些可能获得终身职位的人，斗志正在急剧下降。

而大批工资偏低，劳累过度的助理教授正在悲观地重新定义“精神生活”。

之所以不选择离开学院，源于同辈竞争的压力依然是主要原因。

对于年轻的学者来说，离开几乎永远象征着某种个人失败。

俗话说，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金子。

离开五年了，我不再相信这样的泛泛之论有半点用处或道理。

离开自然有充分的理由，我的理由就很有说服力。

我当时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我的博士学位及学术经历在学院外有何价值。

那么多年，埋头苦读超小字号的大部头，教导学生如何构思论文，以及各种学术献媚，在现实世界里有何价值吗？
起初，博士头衔着实是种负担。

站在大街上，手里拿着新做的一页长的简历，貌似对于所有能提供给我的职位而言，我都大材小用了。

为了一展自己的分析技能和批判思维，我在营销、公关、
政府、公众策略、纸媒、有线电视、企业传播等领域寻寻觅觅，而潜在的雇主们看不出我的学术特长在“现实世界”中有何用武之地。

对研究生院的导师们我内心里有一种模糊的负罪感，总觉着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但这于事无补。

实际上，他们跟学术界外的人既没有交情，也不想帮我在那些行业找到工作。

在商界，制胜的法宝是人脉，最重要的信息是通过人而不是文本传播。

此前十年间，我与之打交道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学者，所以我必须从零开始建立一个非学术关系网。

我打了无数个电话，做了多次职业访谈，终于见到了一位电信公司的主管，他给了我在公司实习的机会，对一个有文科博士学位但“现实世界”经验有限的人来说，这可能算得上最好的起点了。

令人高兴的是，结束了在那个公司的实习之后，我在一个迅速发展的与科技相关的领域里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而后又有机会写一本关于技术与商业的书。

我进入美国商界的路径使我得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创建了开放流动，独一无二的事业。

奇怪地是，我在“外边”做的越成功，我的博士学位就在别人眼中貌似更有价值。

要想干好，我必须先把我的博士学位和与之相随的思想体系放到一边。

渐渐地，我摸清了如何与新同事沟通，如何让我的技能在行内得到认可。

公司同事喜欢和我一起做项目，因为我能推波助澜，让球“越过球门线”。

我擅长“解决问题”，以“受众为中心”，以“客户为导向”。

在他们看来。

除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为完成研究生的学业所做的每一件事看起来都既无必要也没意义。

那个事实就是：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努力思考，把我的头脑锻炼成了一块结实的小肌肉。

但是别上当。

要实现任何意图和目的，你必须从头来过，去学习一门全新的语言和一套全新的规则。

第一条规则就是要避免让人觉得“太过学术”。

学术界造就的沉默寡言，用词客气，深思熟虑，
在商界却象征着优柔寡断，缺乏兴趣。

商界的通行之道是广交朋友，果敢自信，能言善谈，敬业投入。

我的第一位项目主管看到我犹豫不前，对我说：“上！加入论战！”这颇具讽刺意味。

在研究生院时，恰恰因为我这样做了，一位初级教员当众批评我，让我安守本分，不要自以为是。

实习才两周，我又得倒转过来。

第二条规则: 记住，商界成功人士必须深谙如何推销、劝说、不停地推销和劝说。

要迅速判断阻力，然后积极应战。

尽管有时我还想回归到安全的办公室里，写文章，给下一次的学术会议投稿，但现在不能了。

我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对着一群人说话，好像我有超人的知识智慧与权威——过去我对学生、我的教授对我就是这么说话的。

商界人士的沟通方式实际上比学术界要圆滑、民主、辩证的多。

必须承认，要做好实在不易.
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曾告诫我，在公司里工作，不仅意味着离开思想界，也意味着进入“一片充斥着道德低劣思想贪婪的小丑的知识沙漠。

”好吧，我承认他天生爱夸大其词。

但博士阶段的一切确实让相信事实确实如此。

我们花大把时间润饰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论文提纲，却不知其到底为何物。

一跨出学院大门，我发现商业“文化生活世界”要比批评理论家想象的自我的多，自律的多。

若非如此，像Peter Drucker, Peter Senge, George Gilder, Geoffrey Moore和Tom Peters 这些人士不可能成为畅销书作家。

商业高管受到业内人士如Paul Hawken，Jack Stack，商学院教授/工作顾问如Rosabeth Moss Kanter，Gary Hamel 及Dorothy Leonard-Barton的口诛笔伐。

我将商界人士所著的和为其所著的大部头摆上书架，放在学术著作的旁边。

虽然我曾经教过组织传播学，当时对存在着如此广泛的内在批评竟一无所知。

这让我得出了第三条规则：查找并了解新进领域内的有趣的思想家。

这样的人很可能存在，而你学界的朋友们却可能从未听说过他们。

然而，书本在商界可没有在学界那么重要。

规则第四条：商界所学大都源自非正式对话，当面的也好，电话或电邮也好。

这正是为什么商界人士如此努力地建立人际联盟网络和跨组织“实践共同体”的原因之一。

商界人士读书为的是搜集用以会话的信息，推进学习交流，解决实际问题。

读华尔街日报为的是可以谈论和批评华尔街日报。

这样，回到工作中才有共同语言。

我很感激那些教授我行业规则（以及潜规则）的人，因为公司工作是一场棘手的秀。

没有多少资源可以浪费，没有多少机会可以重来。

在市场中，现实的偶然性太显而易见了：消费者的口味在不断变化，监管规则在变化，股票分析师情绪在摇摆，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

所有这些因素让我们的工作充满了乐趣。

因此，你必须审时度势，密切关注变革之力。

讨论时，你要用坚实的论据支撑论点。

数据从来不是孤立的，也没有一刻不需面对异议。

学者们也许会对此嗤之以鼻，但商界确是思想家的珠穆朗玛峰。

商界提供了一个最为紧张、动态的持续学习环境。

这里也是变化的核心、中心，是物理学，计算机编程，数学，法律，动画，音乐和制造业交汇之地。

商界也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频繁辩证交锋的主战场。

商界环境也会不择手段，不近人情。

由于节奏快，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压力大，人们经常在尚未看到其他方案，或仔细考量所选方案的潜在后果之前，就匆忙做出决定。

显然，商界需要更多的思考者。

鉴于以上原因，我确信从事教学的人—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教授们—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伦理上讲，都有义务谈谈他们的课程内容、课外作业，和“现实作业”有何关联。

令人震惊的是，一些教授仍在为他们的课后作业辩护，声称“这会帮助你成为一个理性思考者，广开思路，让你攀上人生高峰”。

让我们紧扣现实吧。

当今科技为动力，全球联动的经济正以超高速发展，生存和成功的一切旧规都正在经历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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