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变化(一)

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变化(一)

近几百年，中国经济地理的变化大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开发走上了“全域性开发”的道路，一是地区发展中有了新的模式出现。

这些正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也是今天“现代化”的“立脚基石”。

但是在“虚妄史观”和“if”理论的支配下（如假设李自成能坐稳江山，或不要早早达到四亿人口，就会如何如何），这些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未曾发生才好。因而历史也不免遭到扭曲（在这里是指清史而言），或出现某些“盲点”和“断裂”。

例如，拿明代“地图”与清代相比，无论在疆域（相差数百万平方公里，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耕地（相差六七亿亩，大约一半左右的农耕面积）、还是人口上（相差三亿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差距都是巨大而明显的。这些恐怕都是人们熟知的史实，但它在人文和经济地理方面还有什么意义？又和以后的历史有着什么关系？对此，我们还有不少问题应当思考。一

中国的版图，在秦汉之际已是相当辽阔，特别是内地省份，与今天似也不惶多让。因此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土地开发也早就弗远无届，走上了一条迅速开发和“均平发展”的道路。实际的情况却可能不是这样。到明代末年（从以后的统计数字上看），中国还有一半耕地没有开垦，就是一个重要的史实。一方面，中国很早就进入人口密集型的精耕农业，另一方面，它的土地开发，走的却是“成熟”一片（即把它作成精耕农业），再开发一片的道路（这和人们潜意识中美国式短时间内迅速“撒向全国”是不一样的）。这一个过程，至少从汉到清，就走了很长时间（由是我们也可把汉代和清代的历史重新衔接起来）。1>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观察近代经济地理的变化。借助于人口分布图，可以明显看出，明代的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太偏重于东部运河沿线了（即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基本经济区”）。从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三分之二的人口分布在东部地区（上述省份加上江西、福建），其他省份只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据史书记载，直到明代后期，淮河流域和湖广等地仍属“地广人稀”、“旷莽之墟”，2>更不用说东北和西南地区了。

这一切在清代获得了极大的改变。在民国年间新的耕地统计中，绝大多数都是前代开垦的（民国耕地增加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北等地），其中清代占了将近一半。原属落后地区的湖北、湖南、四川，在清代成为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和输出地区，同时获得显著发展的还有广东，以及东北和台湾等地。

举例来说，四川在明代的人口比重，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1393年，2.4％），到清代则发展到全国的十分之一（1851年，10.4％）。东部与西部的比重，由明代的2∶1，改变为清代的1∶1。中南和西南地区所占比重，也由百分之十九，上升到三十四。3>

这可以被称为国土的“全域性开发”，是清人的最大成就之一。它奠定了今日中国耕地的基础，相比之下，明代则差得很远（且不谈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

进而言之，没有清人的努力，当十九世纪面临外敌入侵之时，中国的西、北部边疆固然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对比明、清两代的疆域图），二十世纪的对日抗战，也将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对西南地区的开发）。

由此可见历史的发生，自有它的规律，并不凭依人们的喜怒爱憎，它也由此而取得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二

清代中国的成就又不限于土地的“全域性开发”，也许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中国早期历史里，粮食是一项最重要的产品。因为没有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古代文明就无从建立、发展和繁荣。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各地区粮食都供给有余，其主要问题是如何寻求和扩大产品的销路。粮食生产的这种情况，只是到近几百年才发生变化。

到清代，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和耕地的全域性开发，人们必须考虑，在耕地不再增加、投入也几近饱和的情况下，如何扩大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和进一步发展生产。为此，如何安排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生产，就更为严重和有了新的含义，它已不再可以任意为之，而成为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都在原有的粮食生产之外，发展了新的优势产品。例如在清代四川，蚕桑的发展，使它成为全国几大产区之一，每岁获利不下数百万金；棉花棉布，在与湖北输入品竞争的同时，可以销往云南、贵州，或千里以外；隆昌、容昌麻布，贩至京师，遍及各省；红花则远销江南，烟草可销售湖广、河南，它们的收益都远远超过了粮食种植。四川就这样提高了它的生产阶梯，能够在长时间内养育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4>

四川盆地的发展已显示出一种新的模式，但是它还不够典型。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还属广东。古云“东粤自来多谷”，一向作为中国稻谷主产区的广东，到了清代，却变成了稻谷的大量输入地区。据说康熙雍正年间，广东一岁所产米石，仅支半年有余，即丰收而乞粜于广西者犹不下一二百万石；民国年间，每年输入粮食平均为一千二百多万担。5>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遂走上了一条主要致力于蚕桑、塘鱼、果品、甘蔗等生产以至“民富而米少”的道路。

例如，在南海县九江乡，明末清初已是鱼塘十之八，田十之二，力农本务无几。其乡地如棋盘，周回三十里，黑脉者堤，方格者池塘，池塘养鱼，堤以树桑。所产鱼苗，贩往两粤郡邑以至豫章、楚、闽，并从外地购回米谷。据称九江利赖多藉鱼苗，次蚕桑，次禾稻，次园眼，次芋。粮食生产只能位于鱼、桑之后，占据一个次要的位置。但是这样一个地位也不能长久保持。干嘉以后，民多改业桑鱼，无田可植，几乎全部地土都改为基塘，不再生产稻谷。道光年间，九江乡落为南海冠，男女二十余万，日需谷二千余石。正合人均日食一升之数，说明其所需米谷几乎全部需从外输入。综计一年所需，可达70－80万石之多！6>

与九江为邻的顺德县龙山，乡田原倍于塘，干嘉之际以田入歉薄，皆弃田筑塘。故村田不及百顷，民舍外皆塘。每岁鱼价以数万计；而蚕凡八熟，所售丝价，每一墟期辄以万计。龙山人口，嘉庆初年通计不下十余万人，其口食尽仰给于他乡。咸、同之时，全乡只剩有民田数十亩。与之相邻的顺德县龙江乡，道光年间也是旧有稻田，今皆变为基塘；乡无耕稼，而四方谷米云集，7>全部依赖外来谷米。

与九江隔江相望的鹤山县坡山、维敦等地，亦几于无地不桑，无人不蚕。而鱼利最饶，常舟载而鬻诸省会。8>

综计上述以九江为中心的基塘区人口，在道光年间当不下50－60万人，每年需输入的米谷，约为200万石。这当是一个很大的数值。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九江四周不过是桑基鱼塘区的一小部分，在清代，这一区域还包括西起西江西岸，高明、鹤山的沿江地带，东经南海，以至顺德整个南部地区，南到新会、香山北部，这样一个宽广的地区。根据现代卫星象片等量测，在1980年左右，珠江三角洲上桑基鱼塘的总面积为1172平方公里，9>约占三角洲总面积的10％，总耕地面积的22％。应当指出，这一数字与清代所达到的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我国著名的传统产品蚕丝生产中，粤丝从清末以来便占有三分之一的产量，其绝大部分即为三角洲所产。珠江三角洲以小得多的面积能与长江三角洲的蚕丝产量相抗衡，足以说明其产量之丰富与产区之集中。

在鱼、桑之外，还存在大片的果品种植和果基鱼塘，象顺德陈村周围四十里及从南海平洲东接番禺大石，又至增城沙贝“蔽亏百里”的荔枝、龙眼产区，番禺、增城、东莞“连岗接阜”、“动以千顷计”的甘蔗产区，以及香山、新会等地数十里相连的柑、桔，和成围成顷的蒲葵产区，无疑也是不种或很少种植稻谷的。在顺德县，据光绪年间估计，已是禾田多变基塘，“莳禾之地不及十一”。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