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梁启超的新史学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

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

域。（7）在方法论上旧史学不出经史的范围，走文以载道或乾嘉考据的老路。新史学多借重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进化论的思想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思想，促成了国人世界观的进化。（8）从旧史学的地位上看，旧史家开始为神的仆役，后来又变成了帝王的侍臣，再变为民族主义的炮手。新史家既不愿替神权或君权服务，也不愿专以发扬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为职志，他们眼中所关心的只有人类。他们所从事的，只是人类的文化和幸福。这是新史家把他们贡献于全人类的宏原，就是与旧史家地位分离的鸿沟。（9）就史学的性质上说，新史学的性质是客观的、大众的、现实的、进步的、科学的，与旧史学恰立于相反的地位。新史学侧重现在的问题，侧重在普遍的理法，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揭示。也就是说新史学不仅注意例外异常的情形，并且注意普通的一般现象。（10）在历史编纂学等方面，从前滥用史料，而现在知道严厉检查了；从前好用主观，偏重文采，而现在知道利用分工的方法了；从前只限于沿革的记录，而现在知道要于史实间探出理法了。

总之，旧史家之动机多源于恨，新史家之动机多起与爱，其教授方法，旧史家以教师为主注入的；新史学以学生为主，自动的，旧史学重记忆，新史学重推理，旧史家重保守，新史家重进取。①

（二）新史学的历史地位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家的心目中，新史学有很高的地位，他们认为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方法、从主观动机到客观效果、从时间到空间、从价值论到史家地位，还是从史学性质到历史编纂学等各方面，都是全新的面貌。新史学不仅提出了要进行史界革命、史学革新、建设新史学，而且还对旧史学进行了初步分析；其主张不限于史学，更成为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确立了进化史观的地位；尝试编写出一批新的中国通史，把新史学变成一种切实的实践，梁启超用文白参半的“新文体”，既宣传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主张，又在社会各界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对后来的五四运动起到了前驱的作用。这些都奠定了新史学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

首先，新史学成为国人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作为与社会思潮紧密相关的新史学思潮，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所起到的这种振聋发聩的作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史学学派的史家介绍弱小民族的亡国史以警示国人。据统计，从1900年到1911年，出版此论著超过50种以上。这些此类论著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手段，或记录亡国人民的悲惨生活，其目的都是令国人自警，总结教训，奋发图强，挽狂澜于既倒。在实践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和发展，起到了思想启蒙和催人惊醒的积极作用。

其次，从对旧史学的批判，到重新认识以往旧史学主张的提出，不论其具体态度如何，应该说是自觉的史学意识进一步加强的表现，是以前所没有的。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批判，认为旧史学有“四弊”“两病”“三恶果”，此外，他还以“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和历史研究的范围与内弄等专题，对旧史学的重要范畴进行了重新的认识。正统之弊，主要是君统观念在作祟，梁启超对正统观念的破除，对封建、道统的有力批判，对新史学的观念和普及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论书法中，对所谓的春秋笔法进行了批评，认为“春秋之笔法，非所以褒贬也。”梁启超以国民之前途命运为中心，对历史评价的标准进行了初步的界定。这些都说明梁启超等新史家均试图在重新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确立了近代进化史观。20世纪初，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宣传，近代进化论不仅使整个社会振聋发聩，更在学术思想领域奠定了其不可移易的地位。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