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梁启超的新史学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

“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

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

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

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

“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

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

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

”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

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

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

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

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

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

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

（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

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

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

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

（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

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

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

（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

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

（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

（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

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域。

（7）在方法论上旧史学不出经史的范围，走文以载道或乾嘉考据的老路。

新史学多借重西方社会学的方法。

进化论的思想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思想，促成了国人世界观的进化。

（8）从旧史学的地位上看，旧史家开始为神的仆役，后来又变成了帝王的侍臣，再变为民族主义的炮手。

新史家既不愿替神权或君权服务，也不愿专以发扬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为职志，他们眼中所关心的只有人类。

他们所从事的，只是人类的文化和幸福。

这是新史家把他们贡献于全人类的宏原，就是与旧史家地位分离的鸿沟。

（9）就史学的性质上说，新史学的性质是客观的、大众的、现实的、进步的、科学的，与旧史学恰立于相反的地位。

新史学侧重现在的问题，侧重在普遍的理法，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揭示。

也就是说新史学不仅注意例外异常的情形，并且注意普通的一般现象。

（10）在历史编纂学等方面，从前滥用史料，而现在知道严厉检查了；从前好用主观，偏重文采，而现在知道利用分工的方法了；从前只限于沿革的记录，而现在知道要于史实间探出理法了。

总之，旧史家之动机多源于恨，新史家之动机多起与爱，其教授方法，旧史家以教师为主注入的；新史学以学生为主，自动的，旧史学重记忆，新史学重推理，旧史家重保守，新史家重进取。

①（二）新史学的历史地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家的心目中，新史学有很高的地位，他们认为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方法、从主观动机到客观效果、从时间到空间、从价值论到史家地位，还是从史学性质到历史编纂学等各方面，都是全新的面貌。

新史学不仅提出了要进行史界革命、史学革新、建设新史学，而且还对旧史学进行了初步分析；其主张不限于史学，更成为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确立了进化史观的地位；尝试编写出一批新的中国通史，把新史学变成一种切实的实践，梁启超用文白参半的“新文体”，既宣传了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主张，又在社会各界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对后来的五四运动起到了前驱的作用。

这些都奠定了新史学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

首先，新史学成为国人唤起民众、变革现实的思想武器。

作为与社会思潮紧密相关的新史学思潮，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所起到的这种振聋发聩的作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新史学学派的史家介绍弱小民族的亡国史以警示国人。

据统计，从1900年到1911年，出版此论著超过50种以上。

这些此类论著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手段，或记录亡国人民的悲惨生活，其目的都是令国人自警，总结教训，奋发图强，挽狂澜于既倒。

在实践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和发展，起到了思想启蒙和催人惊醒的积极作用。

其次，从对旧史学的批判，到重新认识以往旧史学主张的提出，不论其具体态度如何，应该说是自觉的史学意识进一步加强的表现，是以前所没有的。

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批判，认为旧史学有“四弊”“两病”“三恶果”，此外，他还以“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和历史研究的范围与内弄等专题，对旧史学的重要范畴进行了重新的认识。

正统之弊，主要是君统观念在作祟，梁启超对正统观念的破除，对封建、道统的有力批判，对新史学的观念和普及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论书法中，对所谓的春秋笔法进行了批评，认为“春秋之笔法，非所以褒贬也。

”梁启超以国民之前途命运为中心，对历史评价的标准进行了初步的界定。

这些都说明梁启超等新史家均试图在重新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确立了近代进化史观。

20世纪初，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宣传，近代进化论不仅使整个社会振聋发聩，更在学术思想领域奠定了其不可移易的地位。

新史学对于近代进化论虽无首创之功却有普及宣扬之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梁启超认为史学本身就与进化现象分不开。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各派之间政治上分歧的扩大，人们对历史进化的方式、原因也做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历史进化论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但是，无论何种进化论，在社会历史的进化发展这一基本认识上是一致的，此后谁也不认为历史是循环的，更不认为是退化的，而是向前发展的。

这种历史观的变革是历史认识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

第四，新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对历史的理论的重要范畴进行了初步探讨，使历史学在学科建设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20世纪20年代前后，社会历史及其运动变化状况，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历史研究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在这个过程中，《新史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前在历史学家眼中历史人物多是一个个个体，好像不受一切外物所左右，史学家本人多半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下功夫，社会科学处处从环境入手,认为其生理、心理，日常生活和特别行为，都与前后左右的社会有联系，使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较前大为开阔。

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考查也更近于科学。

新史学在中国史学思想从旧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开心布局的作用，大大推进了中国史学的学科化建设。

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也为日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五，在历史编纂学上，新史学尝试了新的编纂体例，并有一批新体中国通史问世。

正因为有了进化史观的理论指导，有了对社会历史的新认识，才可能有新体的中国通史问世。

章节体一个最大的功能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脉络，之所以分章分节，均以大量实例来说明人类社会的进化和道理。

（三）新史学的局限性新史学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其对旧史学的过激否定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从历史观上看，梁氏说“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砧书”。

事实如何呢？对于历史进程到底如何看呢？是不是几千年的历史只是无穷无尽的斗争，一点变化都没有呢？显然不是。

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历史是永恒不变的《礼记*礼运》篇对社会历史“大同”“小康”的划分，把这种意识更向前推进了一步。

因为“大同”说的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前的状况；“小康”说的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以后的状况；这是私有制产生前后的两个阶段，这种朦胧的认识，含有真理的成分。

还有中国历史上对“理”“势“的认识，都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朴素进化思想。

这种对历史进程的看法，显然有不断进步的一面。

其次，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梁说：“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有认为几千年来之史所记无非邻猫生子之事，比如,“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

”那么事实如何呢？史料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史料的范围扩大了，对史料的处理方法也日益精审了。

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辑佚书、辨伪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古器物学、年代学、严格地理、史料学、以及甲骨学、金石学、敦煌学等，或者直接属于史料学范围，或者跟史料学有密切关系，足以说明史料的范围大大扩宽了。

在史料学的处理上，从搜集、校订到考辨，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些成就不仅可以说明中国传统史学中历史文献学之发达，恐怕在世界上也罕有其匹。

复次，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梁氏所说旧史学详古略尽，知故不知今，陆沉国民之罪，实乃史家的罪过。

列传本纪等，实际上是无数墓志铭的合成。

事实如何呢？传统史学不但不详古略今，相反，详今略古倒是一个传统。

孔子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②但他又认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无从周”③这说明他还是注意现实的。

司马迁作《史记》，从上古写到汉武帝，也有所谓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之分，而且叙述原则则是越远越略，越近越详，这是不是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近现代的学术思想史。

中国史书体裁的丰富多彩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

最古的史书流传下来的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书，一种书就代表一种体裁。

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纲目、学案等门类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