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形象分析

1. 引言11. 引言王允，作为《三国演义》中一位除董贼安汉室，但又因“错估形势，高估自己，低估敌人”的政治误断导致命丧黄泉并加剧汉室衰微、三国纷乱，在三国故事发展的情节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关键人物，然而由于罗贯中先生的小说关于王允的着墨甚少，因而后世学者对小说中王允的研究甚少，系统的研究王允的文章更是屈指可数。

查阅这些现存的文献发现，研究王允形象的作者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以李国文、陈海燕、殷小芳、胡娜、王莹雪、彭匈、于涛等人为代表，文献内容主要以批判王允为主，较少甚至没有歌颂王允的所作所为，另一派以康德文、王俊楚、郝虹、钟林斌、刘森、毕岸等人为代表，文章重点在于歌颂王允。

两派观点恰好是两个极端，都未能真正从客观角度全面系统地来分析王允的形象，未能真正总结出王允的形象，因而本文借助大量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来介绍分析王允的形象并简单对比正史中的王允，分析两者有何异同。

对《三国演义》中王允人物形象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文献资料以及对原著的足够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分析出王允在小说中真正的形象。

通过深入阅读《三国演义》，参照阅读《三国志》《后汉书》等并结合优秀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提取有关王允人物形象的资料有用信息，通过查阅文献及其他资料进行反复筛选需要的信息点来分析出王允的人物形象，从而进一步完善国内外《三国演义》研究资料中关于王允的资料，找出王允成功及失败的原因并加以总结，从而使人们汲取其成功的经验并反思其失败的教训，在以后的学习及生活中做到扬长避短，真正实现趋利避害，同时借由对比史实中的王允形象，再现史实中的王允形象。

22. 王允在小说中的形象在罗贯中先生的小说《三国演义》中，王允作为大汉王朝的司徒，位列三公，以铲除国贼、匡扶汉室为己任，足智多谋，巧设连环计智杀国贼董卓后，执掌朝廷权柄，然而正当其意气风发之时，却在诛董之后举措失当，进退失据，让天下臣民大失所望，最终导致董贼余部攻陷长安，不仅使自己身首异处，更使在黄巾之乱、董贼专权后趋于衰微的汉王室威信一落千丈，汉王朝彻底名存实亡，汉室中兴的黄粱美梦荡然无存、灰飞烟灭，自己不折不扣地成为压垮汉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后世学者在研究小说人物王允的形象时出现了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即对王允的评价趋于两极，或全文旨在歌颂王允忠义多谋等，或全文旨在批判王允愚昧无能等。

究其原因，发现后世学者对王允的评价多是建立在王允所处的某一阶段，甚至是某一事件中表现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因而对王允形象的认识往往以一概全，顾此失彼，未能全面而又系统地展现王允在小说中真实形象。

那么小说中的王允到底是足智多谋的人，抑或是愚不可及的人？这就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小说中的王允，需要我们分阶段、分事件来还原小说中大汉司徒王允真实的形象。

2.1. 计除董卓前2.1.1. 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王允在《三国演义》中一登场便适逢大汉王朝统治阶层的三大集团(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士人集团)中的以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集团火并，宦官集团被击败，挟持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仓皇北逃，王允身为大汉王朝的三公之一司徒，在局势不清，战火未熄的情况下，追迎圣驾，终于迎上圣驾，皇帝及陈留王一行人狼狈不堪，君臣相3见，“君臣皆哭”。

王允身为士族集团的代表，同时也是封建知识分子的领袖，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此时的儒家文化虽早已因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以及朱买臣的诠释而变异成为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文化工具，但儒家文化仍保留了许多原始的忧国忧民、仁爱等优秀元素，因而在王允的每一滴血液里都流淌着忠君爱国，重振朝纲，匡济天下的思想，当自己看到皇室衰微、少帝蒙尘，朝政动荡、天下混乱，不经意间流下了忠君爱国的之泪，撒下了无力兼济天下的自责之泪。

2.1.2. 足智多谋，深谋远虑董卓迎接天子返京后，执掌朝政，但其以外藩入主京师，根基未稳，而其所作所为招致非议，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带铁甲马军入城，横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

卓出入宫庭，略无忌惮。

”后军校尉鲍信拜见司徒王允，“言董卓必有异心，可速除之”，王允以“且容商议”作答，鲍信见王司徒犹豫不定，便引本部人马离京东去。

而后王允坐视董卓招降大将军何进兄弟兵马，做大势力，巩固其在京师的地位，滥发淫威，施暴于百姓，欺凌王室，废除少帝，更立献帝，俨然太上皇。

后人批评王允应该对此负全责，起码要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若不是王允老迈无能，做事犹豫不决，错失斩除国贼的机会，或许董贼不会如此顺利掌握中央权柄，汉家天下也不至于被董贼折腾得如此不堪，汉家天下复兴尚有一线生机，正是由于王允的错失良机导致大汉王朝进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其实对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王允当时的作为无疑是非常明智，非常有远见的。

首先董卓进军帝都洛阳，是奉当时的大将军何进的旨意，而当时的何进执掌朝政，官至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更是皇帝的亲娘舅，何进的旨意形同皇帝的圣旨，何进身为外戚集团的领袖决定铲除宦官集团，担心自己的实力不够，因而下诏要求距离京师较近的外藩董卓引西凉大军入京协助消灭宦官集团，身为4外藩，为了的表现对朝廷的忠心，必须奉召入京，董卓入京在道理上讲是尊奉天子诏令，若杀了董卓，会加剧地方诸侯与中央的离心力，会导致地方诸侯寒心，丧失对中央的信心，势必导致汉朝中央政府的政令难出国门。

其次，董卓迎驾时，见到少帝和陈留王，“大惊，慌忙下马，拜于道左”，符合人臣之礼，然后“还宫，见何太后，俱各痛哭”，这一哭表示自己对汉室的忠心，回到宫中后，马上“检点宫中”，表示自己对汉室尽责，杀这样一位尽忠尽责的大臣，会寒了天下人的心，寒了忠于大汉臣民的心，杀之无道。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董卓身为凉州刺史，凉州是大汉西部极为重要的地区，民族成分比较混杂，汉人与胡羌杂居，民风剽悍，该笔又盛产战马，因而所带西凉军战斗力奇强，西凉铁骑所向无敌，西凉步兵横扫天下，后来曹操、袁绍兄弟、孙坚、陶谦、刘备等十八路诸侯组成关东联军也没有彻底将其打败，可见西凉军惊人的战斗力。

身为司徒的王允想必对西凉军的战斗力早有耳闻，纵使董卓初入京师扎根未稳，京师内外尚有许多其他诸侯的军队，但是一旦火并恐怕西凉军仍旧占据上风，况且其他诸侯尚未联盟，任何单一诸侯的力量都是无法与西凉军匹敌的，此时双方矛盾尚未激化，一旦诛董机会实施，必将激化双方矛盾，与西凉军作战，王允实在没有半点把握，与其造成“鱼死网不破”的可悲结局，不如坐观时事，静观其变，抓住机会一举消灭董贼，匡扶汉室。

王允为官数十年，足智多谋，深谋远虑，而鲍信身为后军校尉，是一位军官，缺乏谋略，虽有忠义之气，但无远见，只想逞一时之快，为国除贼，既无谋略，又无对策，不可能获得成功。

而王允的远见得到了另一位反董领袖的共鸣，他就是家世显赫，“四世三公”家族袁家的袁绍，袁绍在日后平定幽、冀、并、青四州之地，一统黄河北岸，“天下十分，其四归袁”，袁绍在三国中绝对是一等一的政治高手，否则不可能兼并四州成为天下最大军阀(他的失败不是他的政治谋略低下，而是他遇上了同时代更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他的失败充满了悲剧色彩，但我们不能一成败论英雄，否认他的智谋)，鲍信在找王允除掉董卓前已经找过当时尚在京城为官的袁绍，袁绍以“朝廷新定，未可轻动”为由拒绝了这一建议，实则也是看穿了这一提议的不切实际性。

5 2.1.3. 四两拨千斤，冷静更变通董卓入京后为了提高威望，接受下属李儒的建议准备废少帝而改立聪慧的陈留王(还有因为抚养陈留王的太皇太后姓董，董卓自认为自己和她是本家，内心因而更加亲近陈留王)，于是董卓设宴宴请群臣，议论废立之事，董卓凭借军威。

叫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座中丁原、卢植反对，董卓大怒，拔剑欲杀。

司徒王允轻描淡写一句：“废立之事，不可酒后相商，另日再议。

”说得董卓无话可说，连消带打化解了一场危机，于是百官皆散。

休要小看了这一柔软的态度，相比一味硬拼的武夫，或者动辄拍案的愕愕之士，他更多了几分冷静。

往往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时刻，需要的恰恰是理智。

一句“另日再议”，便能浇熄火焰，为事情的转圜赢得时间，同时也保护了一批忠于汉室的臣僚，不至于马上与董卓激化矛盾，过早暴露目标，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水平。

要知道那时王允虽然贵为司徒，但手上并无一兵一卒，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乱世，王允在这场斗争中也表现出了毫不逊色于军阀实力的政治手腕。

最终董卓还是废了汉少帝改立了汉献帝，而身为大汉司徒的王允在这场废立过程中并没有做过什么过激行为。

后世有学者批评王允在董卓废立上态度比较暧昧，没有尽一个忠臣的职责极力反对董卓，甚至是默许董卓的废立皇帝行为，这在当时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深入人心的时代，王允默许董卓废长立幼、废嫡立庶的做法，是很难符合作为一个忠臣的标准的。

其实深读《三6国演义》你会发现王允冷静、暧昧甚至是默许的态度下面有很深层次的原因。

王允一生服务过四代帝王，汉桓帝、灵帝、少帝、献帝，身为臣子的王允对大汉王朝忠心耿耿，对皇帝也是一心一意的，当然对灵帝的继承人也是忠心耿耿的，然而虽说是少帝直接继承了灵帝的皇位，但是从灵帝的内心来讲，灵帝是想把皇位直接传给献帝的，小说中写到“董太后尝劝帝立皇子协为太子，帝亦偏爱协，欲立之”，灵帝是欲立陈留王刘协的，只是计划没有完成，突然驾崩，何进抢先一步迎力刘辩为帝，从本质上来说，少帝的帝位是不合先帝意愿的，王允对少帝的帝位的正当性是存疑的。

同时何进以及何太后是屠户人家，行为比较粗暴，何太后曾经“鸩死王美人，设心嫉妒”，并且赶走灵帝的生母，何进更是“鸩杀董后于河间驿庭”，王允深知何太后难以母仪天下，为天下女子表率，何大将军更是粗暴无德，身为儒家文化熏陶的王允认为何太后行为不符合“仁”的定义，在那个讲究出身、仁孝的时代，王允内心深处对何太后的行为是充满不满情绪的，对少帝是否遗传他母亲的野蛮基因是存疑的。

因而改立陈留王，一方面满足了封建知识分子讲求的“母以子贵、出身名门”的条件，王美人出身名门，没有什么不良记录，同时刘协又是灵帝生母董太后抚养长大，形同嫡孙，血统高贵。

更重要的是汉少帝刘协过于懦弱、胆小，在何进集团与宦官集团火并过程前后，少帝表现得极其孱弱，“哭”、“帝不敢应”、“皆哭”、董卓迎驾“百官失色，帝亦大惊”、“帝战栗不能言”、“帝后皆哭”，丝毫没有分寸，在大汉王朝大厦将倾之际，这样的君王难以挽救即将分崩离析的王朝命运的，而陈留王刘协虽然年幼，但在陪伴皇兄过程中表现得机智过人十分得体，北逃过程中正确地指出不能长久呆在草莽之中“须别寻活路”，到了庄院，庄主文化，少帝不敢回答，唯有陈留王回答：“此是当今皇帝，遭十常侍之乱，逃难到此。

吾乃皇弟陈留王7也。

”等到董卓迎驾，天子惊魂难定，而陈留王与董卓对答如流，甚至“以言抚慰董卓”，“卓暗奇之，已怀废立之心”。

董卓是个军阀，大老粗一个，尚且知道陈留王有人君之才，少帝无能，何况是足智多谋的司徒王允，与其让大汉王朝在少帝手中继续败坏，不如默认董卓改立陈留王，或许以陈留王能够给大汉王朝中兴的机会，与其死抱着忠于帝位充满疑虑的无能旧主，眼睁睁地看着大汉四百年的江山毁于一旦，不如效忠血统高贵，才德兼备的新主，给大汉王朝的中兴留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