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对策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对策

[关键词] 社会风险；社会危机；风险控制；和谐社会

[摘要]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社会转型的推进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逐步控制和化解社会风险。

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性，社会风险就转变成了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潜在的、相当大的威胁，从而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一、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及其形成原因

从当前中国社会的总体形势看，整体平稳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风险。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体系运行平稳有序，社会整体发展保持着良好态势。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各种问题和矛盾凸现出来，不少问题和矛盾还呈现出继续恶化的态势，社会风险也在不断累积。当前，“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贫富悬殊问题、就业问题、金融

风险的加剧、安全生产问题、犯罪猖獗问题、诚信危机等这些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当前中国十分紧迫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和处理，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失控从而形成社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些社会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之源。

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中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和解决。可以说，上述问题中的某个问题一旦失控，后果就可能不堪设想。由“三农”问题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三农”问题到了必须加以解决的地步。腐败不仅严重阻碍着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不断侵蚀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国有资产流失使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断削弱，并加剧着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中国居民基尼系数已经接近警戒线水平，而且仍然呈现上升态势，贫富悬殊正在危及中国的社会稳定。当前中国就业压力十分巨大，已经进入失业预警区，不采取紧急措施，就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危机。金融风险指数递增，金融风险转变成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在加重。

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社会转型不断推进，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利益失衡，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的主要原因。

1．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利益分配不均和利益分化加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应注意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分配不均与利益分化加剧的过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不断累积。

第一，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一直实行的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必然造成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重点发展战略，或者说就是不平衡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的背景下，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达一定阶段后，这种战略的负面效应就表现出来了，其主要表现是：国家、社会、人和自然层面或者同一层面内部部分受益而其他部分受损的局面越来越严重，社会的发展因而不是一种和谐均衡的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不平衡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与市场经济的某些负面效应相结合，更加导致了利益分化的加剧.。在经济层面，出现了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情况，部分地方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在社会层面，阶层分化和利益分割加剧，一些地方或领域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在精神层面，市场经济的趋利本性暴露出来，出现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信仰危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大肆掠夺自然，以资源消耗推动经济增长，造成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日益紧张的局面。这样，这种不平衡发展战略就使不同社会主体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不平衡，并且付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也不平衡，由此加剧了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使利益分化加剧。在现代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利益分化明显加剧，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或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大部分人民都成为受益者，但是不同个人或不同社会群体的受益程度有很大差别，同时原有的利益结构、利益主体和利益类型也发生着显著变化。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的特征是：从利益平均化到利益多极化、从利益依赖性到利益独立性、从利益稳定性到利益多变性。[1](PP124-126)英国学者拉尔夫·达尔道夫（Ralf Dahrendorf）的研究表明，“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与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2](P3)利益分化加剧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控制和缓解,就会增加社会风险，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

2．社会转型与制度转轨导致成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缺失

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与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也是密切相关的。按照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入现代化的一定阶段后，必然伴随社会风险的增长，并进入风险社会。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今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风险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当前，“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 [3](P2) 他认为：“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 [4](P4)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ong Giddes)也认为，风险概念标识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根本差异。在自然和传统消亡后生存的世界，其特点是从“外部风险”逐渐向“人造风险”转移。[5](PP194-195)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①]这两种现象可以说也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样，社会风险的增加也就带有一定必然性。

更加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社会转型导致了社会风险的增加，在社会转型的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制度转轨，因而缺乏成熟的、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这更加剧了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国政治体制正从集权体制向更加公平、正义、民主的政治体制转变。在这一变革的历史时期，传统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被打破，而新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利益关系大体上是一种“相对”的平均主义格局，这种平均主义格局之所以说它是“相对”的，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城乡不平等基础上的，并且无视个体（个人或经济单位）贡献的多寡，因而隐藏着极大的不公平。这样，打破这种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重建新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就成为改革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打破传统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的过程中，成熟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并没有迅速形成。快速的社会转型与缓慢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形成过程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社会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如：贫富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