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活在春秋末年，周王室已名存实亡，诸侯纷争，“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他一生学习周礼，传播周礼，以恢复周礼作为自己的志向。在孔子看来，周礼是“夏”“商”“周”三代之治的总结，是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典范。人们只有奉行周礼，才能得以成就为有教养的君子；国家只有按照周礼去做，就会永享太平，但面对当时社会“礼崩乐坏”的现实。他不得不做更深层次的思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由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仁”的范畴，并借助“仁”与“命”的分立，凸显了人的价值主体性；进而把“仁”同“德”联系起来，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学说；再进而把“德”同“治”联系起来，阐发自己的治国理想。命--------仁--------德-------治四者的特殊连接，构成孔子哲学的基本思路。

一、与命与仁”的观念结构

孔子的观念结构集中体现在“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句话中。“与”字作“从”的解释。这句话表明，孔子不太谈及利，而信从“命”与“仁”。

一、从天到命的变化

1、春秋之前，人们心中的主宰是“帝”“天”。到春秋时期，天的主宰地位遭到怀疑，其人格神色彩淡化。

孔子虽也提到天，有时候指“自然之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

有时候指“价值之天”：“天生德于予”是用以凸显道德价值的终极来源与终极意义。

与之相关的，是孔子鬼神的存疑态度。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甚至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作为中国儒家哲学传统的开创者，从一开始就使儒学远离宗教信仰而奠基在人文理性的基础上。

2、命——人之外的主宰力量。是一种盲目的客观必然性，即“时命”，由时势，时运决定的“命”，在孔子看来生活在时命不挤的年代，是不可以不承认，不接受外在条件的限制的。所以孔子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承认“时命”，并不意味着消极等待，放弃努力，而是要“从仁”，努力于行“仁之道”。由此，构建他的“仁学”体系。

3、天命与时命

①承认“时命”的存在，承认有时命不济的状况。但孔子认为这种状况的出现使暂时的、偶然的。坚信天道是公正的，具终极支配意义的。在“天道”被认信为成就人的意义上，“天道”就被赋予了道德的、价值的品格；作为公正的“天道”，其终极的支配地位不可逆转，这就是“命”“天命”。

②“时命”为盲目的，“天命”确实有目的的指向；“时命”构成人的一种外在限制，“天命”却成为人的价值的源头。孔子之后的很多儒家学者大多视为“天命”为价值的源头，故讲“天命之谓性”

二、“仁”的凸显与“仁学”的关系

“仁”是孔子道德观念中的核心意义。“爱人”是孔子的“仁”的基本含义。从“爱人”的角度看，孔子“仁学”有一下特征

1、“仁”的情感性：仁从孝悌出发，以孝悌为本，表明孔子立足于亲亲之情论“仁”………..“爱”是人的本质。

2、“仁”的普遍性：人都有可能将这种亲亲之情向外推开。从爱父母到爱大众，“爱”的对象从近到远地推开，仁爱获得了普遍的含义。

3、“仁”的群体本位性：个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只有依托于特定的族群关系中才可以实现。

4、“仁”的践行：关注人的日常具体行事。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仁”。

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中，关于如何成“仁”的道德修养方法，比“仁学”何以成立的理论机构，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二、“为仁由己”的道德哲学

人何以成“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为仁由己”，是孔子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何以成“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出自《论语.颜渊》。认为实践仁完全凭自己，不要求诸于人。即要达到仁的道德境界，必须依靠“克己”“修己”“内省”和“躬行”在孔子看来，“仁”是从人对人的良好情感中引申出来的，如一个人对父母兄弟有“情”便会对他们行以孝悌，对邻里、乡亲以致社会他人有“情”，便会对他们行以信义，这便是“为仁”。由于“为仁”（或不“为仁”）完全取决于自己，所以说孔子说“为仁由己”，而非“由人”。孔子在这里明确肯定了道德行为，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这是孔子为其道德修养方法论和作为这种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确定的基本原则

一、仁作为道德的基本意识

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安：安身立命之本利：事业成就的之方。他们都应该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这包括：

1、道德义务的意识：“仁”的精神是爱人。“爱人”是“绝对命令”，是人人都应该承担的道德义务意识。

2、道德责任的意识：“仁”的体现是“忠“恕”“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总之成全他人和宽容他人是一种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3、道德自律的意识：“仁”的实施方试是“克己”颜渊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请问行动要点，孔子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这里就十分强调道德自律的意识。其中，克制物欲是“克己”的基本内容。孔子并不反对人们的物质欲望，

但他主张对这种欲望要有必要的控制，控制的标准就是“仁道”。已违反“仁道”去换取富贵，君子不应该接受；以违反“仁道”来摆脱贫穷，君子也应该拒绝。为“仁道”而牺牲自我则是“克己”的最高层次的要求。孔子认为君子决不能贪生怕死，必要时还应该勇敢献身。孔子的这一道德要求，对于后世的志士之人具有极强的感召力

二、仁作为道德的基本要求

孔子的“仁”是一种道德的精神境界，又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它贯彻在具体实践之中，在随处指点“为仁”的过程中。形成道德要求与道德规范。依据对象不同，分为三类

1、处理亲属人际关系的道德要求与道德规范。

孔子十分重视孝悌的作用。但孝悌不是单方面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双方都有责任。

2、处理一般人际关系的道德要求与道德规范。

孔子除提出以忠恕待人之外，还提出恭宽信敏惠等道德条目。孔子还认为刚、毅、木、讷近仁。温、良、俭、让地待人处事等等，都是在随处指点“为仁”阐发出来的思想

3、最高的道德要求—中庸

从“仁”衍生出来的道德要求与道德规范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当中存在着一个如何把握度的问题，由此，孔子提出中庸的概念作为最高的道德要求：“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要求。“中庸”指的是不偏不倚的日常行事办法的道理。其基本内容是：待人处事，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孔子将符合“中庸”的精神行为称为“中行”。中行者善于调节各方面的关系，勇于进取又考虑全局，为人耿直而又善于与人合作，这就达到了中庸之道的要求。“中庸”的实质是寻求人际关系的高度和谐。“和谐”是在承认对立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从而使相关的双方共生、共存、共发展。“和谐”还可以用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和谐，天人和谐，万物和谐，这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三、“仁”与道德修养的基本方法

在孔子以“仁”为道德核心的哲学之中，包含着一整套的道德修养方法

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是说道德修养要从自己做起，要从身边做起。

1、求之于己：孔子十分重视人主体的内心自觉与主观努力。认为道德修养主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更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又提倡“内省不疚”，认为只要内心反省而问心无悔，就没有什么可以忧愁和恐惧的了。

2、笃信好学：孔子很强调学习，孔子主张“为己之学”，强调“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把做人与做学问紧密结合起来

3、躬行实践：道德修养的关键是身体力行，即孔子所说的“躬行”。孔子十分重视“言行一致”。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以是否身体力行来检验道德修养的试金石。

“为仁”的道德哲学最终目标是成圣。“成圣”构成他最高的道德理想，而由之推出统治者以“圣人之道”治国，则构成他的最高的社会理想。

三、“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

是孔子治国之道的主张，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认为“为仁”的道德哲学同样是“为政”的治国之道，在孔子看来，治国者的道德行为对老百姓具有巨大的影响；治国者推行“德治”，老百姓就会收到“德风”的熏染，会像“众星绕北辰”一样紧密的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这里“德”既是管理的手段，又是领导的方式，贯穿管理的全过程之中。由此“为仁”的道德哲学转为“为政”的治国之道。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让人民过上富足而文明的生活，这就是孔子的社会理想。

一、“道之以德”的治国方针

孔子认为只有实行德治和礼治才能赢得民心。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①“道之以德”是指以内在化的道德教化为基本导向。孔子主张为政要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而不应该片面强调刑罚杀戮；上下同德而同心，国家自然兴旺。

②“齐之以礼”指礼仪规范在外在的调节手段，主张“为国以礼”就是把“礼”当做治理国家的礼仪规范；对于个体来说，孔子主张：克己复礼。

③至于道之以政和齐之以刑，孔子虽然认为他们不能控制人心，但也没有完全否定他们的作用。治国者任何时候都需要软硬兼施。二、“无为而治”的领导方式

孔子希望通过“为政以德”而取得“众星共之”的效果。提倡“无为而治”其实就是现在管理中最小---最大的原则，即如何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一是修己，二是用人。治国者通过修己，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就能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带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用人”称“舜有臣五人而治天下”如果任用官员得当，具体的治国事物有人负责，治国者就安逸了。

三、“修己以安百姓”的治国目的

孔子的“为政以德”治国方针贯彻在治国的的过程中，其最终目的是“修己安人”，可分为三个步骤“”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