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重建师生关系

许倬云：重建师生关系作者：张弘来源：《小康》2008年第12期师生之间，应该以道义相结合，以学问相切磋。

现在，国内都在高唱素质教育，通识教育。

这里有一个误解，人们往往把通识理解为博学。

其实不是。

通识是教你能够贯通知识。

让知识打进你的心灵，培育出具有知识，也具有反省能力的人。

近年来，师生关系紧张一直是社会热门话题。

年初“杨帆门”闹得沸沸扬扬；10月份，又发生了包括政法大学学生刺死老师程春明在内的三起弒师案。

在当下的大学体制之下，老师与学生关系的疏离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

那么，造成师生关系紧张的原因在哪里?师生关系应当如何重建?适逢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的《问学记》、《观世变》出版，本刊记者采访了许倬云教授。

过去的师生关系《小康》：从孔子开始，老师对于学生具有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

东方的孔子，西方的柏拉图与学生是什么性质的关系?许倬云：孔子、柏拉图与学生的师生关系很类似，那时没有学校，没有注册，没有名分，纯粹是因为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知识和品行的佩服，跟着他去学习、思考，学习辨别是非。

对他整体人格的钦佩远远大于知识的传授，换言之，古代所谓解惑，授业，现在只剩下授业，解惑已经很薄了，更不用说传道。

过去，师道有经师、人师，经师是纯粹把经学的学问当作知识传授，人师是做人的原则、风范。

在古代，人师重于经师。

《小康》：孔子之后，比如书院、私塾中的师生关系是怎样的?许倬云：中国的书院其实不多。

今天，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还可以看到一个课程表，学生要学习什么东西。

他学习经典，学习思考，用经典来思考，找寻人生道路。

其目的不在于获得谋生的技能。

因此，其课程表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经是经典，史是从历史中学习教训，学习群体的、个人的经验。

把一个一个的人，作为镜鉴，不犯同样的错误。

这种时候，书院的老师通常有一位山长，指导学生功课，他本身也是楷模。

书院里面有游学的学生，也有请来讲学的大学者。

朱熹讲学时，几百人听，门口水池的水被马喝干了。

临时邀请来的学者，把平生读书的心得在有限的时间内有组织、有系统的讲出来。

中国经学的知识是做人的知识，不是谋生的知识。

今天倒过来，我们只有实用的科目，没有做人的部分。

私塾不一样，它教给学生“三百千千”。

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

从这些教人认字的启蒙书，然后到四书，再到作文。

“三百千千”中的《三字经》，是所有知识浓缩成的一本很简单的小书。

一开始，它就告诉你“人之初，性本善”的意义。

所以，私墊里面的老师，并不只是三家村的学究，赚来一方豆腐和半斤猪肉，他也有责任。

在儿童、幼年的时候就灌输做人的道理给学生听。

所以，一日为师，一生为父，老师教导你的做人的事情和学问，不是交换你的学费。

学问指的是学和问对应，不是单指教科书而言。

《小康》：民国时代，像胡适与傅斯年等人的师生关系就很好，其原因何在?许倬云：类似胡适和傅斯年先生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传为佳话，主要特点首先是互相尊敬。

而且，亦师亦友的关系中，老师看到学生很强的时候，并不会嫉妒或气恼而藏着掖着，而会非常高兴。

“人师”不见了《小康》：与过去相比，现代大学的教育制度之下，师生关系有什么变化?许倬云：近代以来的大学教育，愈来愈变成纯粹的知识的传授作为学校师生之间的主题。

这种交换是以学费换取知识。

知识是以应用性的知识居多，不是做人的知识。

今天的课堂，就等于你到百货公司买货一样。

一节课50分钟，教师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是不是倾囊相授就不知道了)。

教师除了把知识传授给你以外，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愈变愈烈，知识就成了一种商品，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科技知识可以转换成真正的商品，商品可以转换成金钱或者权力。

传授这种知识的老师就更加远离了人师的标准。

师生之间只有利的交换，没有益的结合。

例如，一个实验室内，导师的学生可能不是他的助手，而是他的工奴。

他不让学生自己选题目，而是他给学生指定题目。

他不是让你学到一套学问，而是完成链接上的一环的工作。

留学生经常听到一个称呼导师的名称——我的老板。

这个称呼意味着，师生关系变成了雇主和劳工。

原来的人师传授真理，教你思考，训练你的思考习惯这些功能不见了。

有些老师根本不晓得自己跟学生更重要的关系——为人、做人，这是全世界学术界的普遍现象。

《小康》：那么，今天师生关系的症结在哪里?许倬云：我们太实用了。

任何实用的科目，都以实用的价值拿钱衡量。

教授的成就以他的论文发表来算，待遇随工分来算。

跟修水电没两样。

师道尊严都没有了。

师生双方都不拿做人的任务和关系为主，而是当作一学期之内，一周三堂课，交了学费，换来学分。

在这种利益的交换之后，两个人互不相干。

老师没有尊严，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让学生尊重他。

学生在伦理上和老师没有别的意义。

这种现象不改变是不行的。

人类社会的人际关系，至少有一个双方互相的尊敬。

现在，提出和谐的口号很好，其前提条件是互尊互重。

不能以权力、金钱或掌握一个组织换取权威，人在世界上，跟其它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人懂得合群。

人类爪牙不如老虎，奔腾不如马，飞翔不如鹰。

人为什么能够被称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能够合群，懂得思考。

在吃饭、穿衣、食色性也之外有更高贵的情操。

如果把这些都拿走，只剩下生物性的人，那么跟动物在兽群里没有差别。

很不幸，全世界的大趋向就是如此。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颠簸，拨乱反正。

要把师生之间的伦理重组起来，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是一个社会重组的过程。

美国的工业社会在50年代已经高度组织化。

60年代，美国有了一个宁静的革命，回归自然，回归个人。

这个回归个人不是回归自私的个人，是回归自尊的个人。

要拿被组织习俗坑陷到没有自我的条件之下找到自我。

《小康》：经常看到一些研究生在网上发文，称被导师盘剥，无偿给导师打工。

这个问题应如何解决?许倬云：要改变这种现象，问题在于教育制度本身。

在评价一个老师的时候，单纯的以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为标准，因此，有的老师一篇文章改头换面成三篇，在三个地方发表等等欺瞒哄骗的现象都出现了。

这是急功近利而造成的，根本问题在于将知识当作可以计算的商品。

其实，量和质不能完全划等号。

在台湾，质和量是两个分开的词。

但是在大陆，质和量被合成到一起，只剩一个量质没有了意义。

这种混淆错误我想不是文字上的无心之失，而是观念上的偏差。

以个人经验看重建师生关系《小康》：你自己做学生的时候，师生关系是怎样的?许倬云：我做学生的时候，台湾大学有3000名学生。

老师有很多从大陆过来的，北大、清华、中大等都有。

历史系四个年级加起来不超过100个人，我们班有18个学生。

我们师生关系很密切，不仅是上课听讲而已，堂下我们也会追着老师问，下课陪着他走，继续请教课堂上没有问的问题。

老师如果有别的事会告诉你，让你到他那儿去聊天。

他们就住在离学校不太远的地方。

那时生活艰苦，资源短缺，老师也没有特别招待，一杯白水，一杯清茶。

在这种师生关系之下，我从课堂里学来的，远比从课堂里学来的多。

老师会告诉你，某一本书你应该看看，那篇文章在哪里，还会帮你找出来。

在他跟你谈的时候，他思考的逻辑呈现跟讲堂上不一样。

他会娓娓而谈，把思考过程在交谈中全部呈现出来。

他训练大家怎么想，怎么找资料。

除此以外，他们也会教你一些别的东西。

《小康》：有哪些事情让你记忆犹新?许倬云：比如李济之先生，他在讲考古的时候，第一堂课，他问大家：要在一片表面看来什么都没有的地上找到埋藏很深的东西，如何找到线索。

假如你把一个乒乓球丟在了一个草地，你怎么找法?他告诉我们，你沿着一条边走，到了边的头，转身跨过一步，大约两尺，沿着这个线走回来。

只要你这么来回走，你总能找到这个球。

你不会遗漏一个地方。

如果你满地乱找，不免劳而无功。

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严谨，什么叫做有步骤，有程序——当然，考古不是真正这样做。

这种教育，是教你对自己诚实的做人。

老师对学生不仅是传授知识，也是在传授做人的原则。

四年级的时候，董彦堂先生教我，只有我一个学生上课。

由于我天生残废，拉着栏杆慢慢挪到三楼他的房间。

中午下课，他请工作人员买来一个大馒头，对切一分，一人一半。

他手按着的地方，那一半是归他的。

手没有按着的一半归我。

就着一杯白水啃完馒头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

他教我年历学。

教到一定地步，就说倬云我不教你了，让高平之先生教你。

高乎之先生是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到台湾后担任天文研究所代理所长。

董先生说，下面不是年历的问题，而是天象的问题，我讲不清楚，你自己到高先生那儿问去。

我不是高先生的学生，他也没有教这门课，但他跟我谈了五六个下午。

他岁数很大了，因为家里没有仪器，就拿自己的杯子、碗在地上摆，变成星星。

他有何所求?高先生觉得，知识是可贵的，年轻人愿意学，我愿意教他，如此而已。

这种楷模，你在课堂上是看不见的。

还有沈刚伯先生，聪明绝顶，担任台大文学院院长二十年，宁静淡泊，无为而治。

他训练我处世任事，言教身教。

我终身受益。

李玄伯先生温良宽厚，培育不遗余力，他的身教，至今不忘。

这些老师，多以他们的品德，教导学生。

制度也要改变《小康》：师生关系，应该以怎样的关系结合在一起?许倬云：师生之间，应该以道义相结合，以学问相切磋。

我一辈子念书，50％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50％从学生那里“学”来的——学生提问，激发我想。

谈话对话，学生激发出来的观点，逼着我想这个观点是对还是错。

我决不会对学生说，你不如我，更不会说你算什么，我那时怎么样怎么样。

学生对我也不盲从。

不仅50岁的学生这样，二三十岁的学生也这样。

学生和我意见不同时，我很高兴他当面肯对我这么说。

《小康》：如果要重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教育体制方面应该作出怎样的改变?许倬云：今天的大学几万人，是大量生产的方式。

我打一个比喻，女娲造人，刚开始是一个一个拿手捏的，后来是拿鞭子抽水滴，一个水滴一个人。

大学量产之后，学生就受制于教科书。

我理想中的学校，是600个学生左右，七八十个教师，住在一块儿，学生几分钟就能走到教师家里。

我前几天在东南大学开一个会，讲通识教育的问题，东南大学搬到九龙湖去了，那里只有学生没有老师，我以为这是不对的。

今天，美国教育都是量产。

但是，有几家学校坚持：大学里面不分院，等你毕业，看你学分的分布，再做决定。

我在台湾几十年鼓吹大学改革，大一不分院，大二不分系，大三分系上高层次的课程。

前面教一般的知识，教做人，教学生和人相处。

好的博导带的博士生应该不多，关系很密切，天天可以接触。

我对学生选题目只建议，不指定。

高等教育究竟是精英的，还是给一般人的?我觉得应该有两个水平。

一般人受高中教育，大学生不能在总人口中占100％。

研究生、博士生应当是精英中的精英。

精英和一般之间，应当有一定比例。

但是，这个改革计划从来没有得到教育当局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家长的支持。

家长都希望学生早点去学医，学商，不愿意子弟多花时间学基本的学问和学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