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一章何为大众文化在《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一书的第一章中，作者主要解释了大众文化的定义以及与之相关概念的定义。

在这一章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为“文化”一词下了三个宽泛的定义。

另一个与大众文化紧密相联的概念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定义方式甚多，作者介绍了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系最的密切的五种定义。

“大众文化”一词也有许多种定义。

第一，大众文化是指那些被很多人所广泛热爱与喜好的文化。

这个量化的定义会有很多的赞同者，但同时一个自相矛盾的难点也随之出现，因为此种量化的工作并无实际价值。

第二种定义认为，大众文化就是除了“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之外的其他文化，是一个剩余的范畴，是那些无法满足“高雅”标准的文本和实践的“栖身之所”。

第三种定义将“大众文化”等同于“群氓文化”，即大大众文化不过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商业文化，是为大众消费而批量生产的文化，其受众是一群毫无分辨力的消费者。

第四个定义认为大众文化是来源于“人民”的文化。

在该定义下，“大众文化”一词仅指属于“人民”的“本真的”文化，就等于民间文化，是一种民治、民享的文化。

大众文化的第五个定义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政治分析，尤其与其对“霸权”这一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

他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富含冲突的场所。

在这里，被统治集团之“抵抗”力量与统治集团利益对被统治集团的“收编”力量进行着斗争。

从这一章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无论用何种方式定义大众文化，但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大众文化只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才能出现。

工业化和城市化给大众文化的形成，而“大众文化”这个概念本身也因分析方法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第二章“文化与文明”传统在《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一书的第二章中，作者论述了“文化与文明”传统对文化批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同文化大家对大众文化所持的不同的批评态度以及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大讨论。

“文化与文明”（culture and civilization）传统是马修·阿诺德开创的，作为卓越的文化批评家，他最重要的著作便是《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

在阿诺德看来，文化是：获知“最好之物”的能力；“最好之物”本身；将“最好之物”运用于精神与灵魂；对“最好之物”的追求。

在他看来，“无政府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大众文化的代名词，阿诺德正是用这个词来描述工人阶级的活文化先天具有的某种破坏性的特质的。

阿诺德对F. R. 利维斯产生的巨大影响，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的文化政治理念。

利维斯主义的基本立场是：“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专利。

”而如今，“少数人”的地位发生的变化，他的权威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文明与文化正在成为对立物。

工业革命促进了大众文化的产生，而利维斯主义则认为，正是工业革命导致了文化的衰落，也就是说大众文明及随之而来的群氓文化正在时刻威胁着我们。

当大众文化遭到猛烈抨击时，美国是否该为群氓文化的出现负责也成为论战的焦点。

众多学者认为，群氓文化的发源地并不是美国，因为美国了正在遭遇来自群氓文化非人性的破坏。

当“有文化的人”在研究大众文化时，他们自己是站在高雅文化的立场上，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代表的低俗、野蛮，因此他们对大众文化不会有好感，也不屑参与其中。

而他们的目的仅在于为文化的衰落和文化的多样化寻找证据。

第三章文化主义在《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一书的第三章中，作者主要介绍了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 P. 汤普森，以及斯图来特·霍尔和派迪·维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几部著作。

并通过他们的著作对文化主义进行简述。

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将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视为黄金时代，这是一种为人们所共享、自力更生的大众文化。

他始终坚信，工人阶级有能力抑制群氓文化的控制，因为工人阶级对群氓文化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而且他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对文化进行解读，所以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霍加特在很大程度上将批评的目标指向了商品的生产者，而不是那些有可能将商品转化为大众文化的人。

威廉斯的《文化分析》认为对文化的分析必须同时考虑“文化”的三种定义：其一是种“理想”的文化，其二强调其“记录”功能，其三强调文化的“社会性”。

文化分析的目的始终是对文化所表达的内容加以解读，因此文化研究者必须要保持清醒，对文化的判断不可过于武断，而是要持开放的态度。

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构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E. P. 汤普森关注的是普通人：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普通人的价值观、普通人的行为和普通人的欲望。

而霍尔和维诺则是对利维斯主义的民主性延展。

尽管几位文化主义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著作共同构成了文化主义的经典文本。

同时他们各自的理论都表明大众文化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领域。

文化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抑制大众文化的侵犯，而是在其内部区分好坏，这与利维斯主义有本质的不同。

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创建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创了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的传统。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一书的第四章中，作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化的方法论以及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发。

法兰克福学派的知名学者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用“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个概念来描述群氓文化的产品及其生产过程。

他们声称，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同质性；第二，可预见性。

路易·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深掘。

他为意识形态下了三个定义，其中有两个对大众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个定义指出意识形态是“一套表征的系统”，是使人类体验到自己与真实存在的社会条件产生关联的一种“实践”。

第二个定义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活的物质实践，是仪式、风俗、行为模式、思念方式的实践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出来的。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大众文化是人们在积极主动地消费文化工业的文本与实践之中被生产出来的。

在霸权之中包含了一种特殊的共识，即某个社会群体想方设法将自己的特定利益展示为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

霸权理论拓展了大众文化研究者的视野，应用霸权理论可以分析许多不同领域内的问题。

第五章精神分析在《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一书的第五章中，作者对精神分析的文化分析方法进行了简单的探索，尤其是在文化研究的框架内加以阐释。

弗洛伊德对人类的精神世界作了划分，即自我（ego）、超我（super-ego）和本我（id）。

本我是人类存在（being）中的最原始的部分，是“我们只遵循自然法则的非人格化的天性”。

自我是从本我中生发出来的，其在本质上是外部世界与现实的代表。

超我是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过程中出现的，其本质是内部世界与本我的代表。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主要是对梦的解析。

他指出，梦的解析是通向无意识的光明大道，无意识的冲动才是梦境的真正创造者；它所产生的心灵的能量完成了对梦的建构。

他认为梦始终是一种“妥协结构”（compromise-structure）。

即，梦是本我所激发的欲望与自我对欲望的压抑之间互相妥协、折中的产物。

而梦主要活动于两个层面上，分别是潜在的梦幻意念与外显的内容。

雅克·拉康采用结构主义方法论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创立了一套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

拉康指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总共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首先是“镜像阶段”（mirror stage），之后是“去—来游戏”（for-da game），最后才是“俄狄浦斯情结”。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对拉康式幻想进行阐述时指出：“‘现实’是被幻想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掩盖了欲望的实在界。

”他还举过一些大众文化的例子来阐述幻想对现实的建构过程。

他指出，幻想的功能并非满足欲望，而是展示欲望。

也就是说，我所求之物是由幻想的过程规制的，幻想将我的欲望投射到某个固定的客体身上。

第六章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一书的第六章中，作者主要介绍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并对相关学者作了简单的介绍。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作为一种文化分析方法开始于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著述。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

能指和所指又共同构成了“符号”（sign）。

另外索绪尔还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作了区分，并对语言学的两种研究路径作了划分，即历时性（diachronic）和共时性（synchronic）。

结构主义的文化研究方法通常是一种共时性的方法。

结构主义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关注文本与实践之中包含的基本关系，以及使意义得以生成的“语法”；第二，始终认为意义是在词句组合与选择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中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则是潜藏的。

也就是说，结构主义者将文本与实践当作语言来研究。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认为意义的背后并不存在任何牢不可破的潜在结构。

索绪尔认为语言形成于能指、所指与符号三者的相互关系之中，而后结构主义者则认为实际情况较此远为复杂：能指生产出来的并非所指，而是一个又一个新的能指；因此，意义就成了反复无常之物，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对于结构主义而言到头重要的“二元对立”并非简单的结构性关系，而是一种权力关系，是将一种宰制性的词语体系凌驾于其他词语体系之上。

米歇尔·福柯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话语（discourse）和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的操纵。

话语通过三种途径发挥作用，分别是赋权、限制和建构。

福柯指出，话语是“系统地构成了人类言谈对象的实践”。

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以及在当代社会中广泛运用的监控技术都证实了福柯的观点。

第七章性别与性取向在《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一书的第七章中，作者简要阐述了女性主义以及一些解读女性形象的著述。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将人的性别划分为生物性别（sex）（“自然的”）和社会性别（gender）(“文化的”)两种，进而指出：尽管生物性别是天生稳定的，但后天之中却始终存在各种各样相互竞争的女性气质男性气质的“版本”。

波伏娃即认为性别是文化建构的结果，而非自然之物。

正如她的名言所说：“女人并非生为女人，而是后天变成女人的”。

女性主义从本质上关注女性受压迫地位、为女性争取社会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