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之雨果

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一）

一：雨果兼谈巴尔扎克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浪漫主义执牛耳之人，是法国的维克多·雨果（1802年——1885年），被誉为“法国的莎士比亚”。镜子的两面构成完整的世界，浪漫主义、雨果是镜子的“里”；镜子的“外”面是批评现实主义，是巴尔扎克（1799年——1850年），巴氏比雨果早生三年，多体验人生疾苦，雨果晚巴氏五年死，死后入先贤祠，受全法国人民爱戴。对比着说，雨果的人生处处是正确的，是镜中的完美，巴氏的人生处处是错误的，是境外的残缺。我尤爱残缺的人生甚于完美的人生（此观点不适用于文学，只因福楼拜和卡夫卡我都挚爱），莱昂纳德·科恩说：“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生命妊娠着文学，裂痕是破腹时的那道隐隐约约的痕迹。

所谓差异并非是说艺术分道扬镳，虽雨果与巴氏分属不同的门派，然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终究不过是文学史的把戏，伟大的作家的书写的皆不过是从生命中探究共性，从共性中发现特性的行为（凡艺术皆是如此，区别于表现的方式的不同而已）。雨果与巴氏皆是著作等身的大文豪，前者《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后者更有恢弘瑰丽的《人间喜剧》，堪称伟大。所谓的“正确”与“错误”，不过是其体验生活方式的别名。但就其人生来说，雨果少年成名，诗文获奖，受文学前辈赏识，文学之路上春风得意马蹄奔疾，少年人的浪漫到底就是主义了；巴尔扎克的旅途艰难坎坷，既不可走马亦不可观花，生活慌张，文学匆忙，债台高筑的《人间喜剧》，望眼过去竟处处都是人间悲剧。

若不见此处，雨果与巴氏竟何其相似，两人皆是从小立志从事文学；巴尔扎克以秋毫之眼冷观世界，雨果虽居庙堂，仍心忧天下；两人亦崇拜拿破仑，视其为偶像。只是前者成为了“文学的拿破仑”，后者成为了“法国的莎士比亚”。

“拿破仑”和“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雨果一旦被并列起来就会引发对比（张国荣谭咏麟如是），后人揣测似的问着孰高孰低呢？我的观点是，一部作品创作完成后，便非作者主导了（T.S.艾略特用比作品还厚的注释来主导作品，不算高明），读者的审美能力和阅读期待决定着一部作品的表现厚度。旧话便是：文无第一，时髦的文艺的说便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

而在中国，仿佛巴尔扎克更高一点，大抵上原因我以为有两点，其一是我国特定的时代对于现实主义的推崇所致（山药蛋派终究喜欢不来），其二便是大翻译家傅雷先生译本影响力之高所致。翻译要求“信达雅”，“信”字决是首要的，我以为翻译本身就带有创作的意味，一味的求形式相似是二流的（神似胜于形似），所谓言辞达意，精致典雅应是第一准则，特朗斯特罗姆曾谈及美国诗友罗伯特布莱将他“耕犁是一只坠地的鸟”翻译成“耕犁是一只飞起的鸟”，而庞德在翻译刘彻的《落叶哀蝉曲》时也优先传递情感，将第四句的“落叶依于重扃”中“落叶”的意象用在尾句，以“一片湿漉的落叶粘在门槛上”移情于景，成就现代诗歌的经典，因此翻译家的能力决定着作品在异国他乡的命运（然而翻译能否超越原作便是另一个题目，就伟大的作品来说，余之拙见是小说散文等尚可水平，诗歌常常在翻译中丢失的便是诗意）。

在法国，仿佛雨果更高一点，好例子有两个：其一是2002年被成为“雨果年”，以此纪念维克多·雨果诞辰200周年，“巴尔扎克年”呢，到是没有听说的；其二是雨果逝世，全法国动容，十数万人涌上街头伴其走过凯旋门，进入先贤祠。法国人认为雨果是贵族精英文学的代表，而巴尔扎克则属于平民文学，我

们从评论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话中可以窥探一二，他说：“巴尔扎克虽是个拙劣的文体家，却是一个最上流的作家。”，西方对于文体家推崇备至，西方如福楼拜，蒙田，中国如沈从文，鲁迅，而巴尔扎克的文字终究算不上是精致的，这一点可能是他的名气略逊于雨果的原因，但前者如瓷器，巴尔扎克是青铜，浑厚而肃穆。代入阅读感受来比喻的话，雨果是观光的风景区，巴尔扎克是篆刻密集的潦草的文字的墓碑。（风景区匆匆而过，墓碑让我静穆驻足片刻）但风景区也好，墓碑也罢，文学若想颠扑不破，必要有其独特的稳固的特质。福楼拜之伟大因其完美，巴尔扎克之伟大因其思想气质的厚重。浅观雨果和巴尔扎克，如似李白杜甫，前者是性情所至，写不幸也飘逸着、浪漫着，后者沉思怀悲，写幸运也深沉着、忧思着。杜甫常有写给太白的诗作，那些诗恍若受到了青莲居士的影响而轻盈起来，李白写给子美的作品，也沾有少陵野老的况味。伟大的作家，彼此相遇，走过，走过了玫瑰的香气就会飘在莲塘的上方。

巴尔扎克的最后的时刻，维克多·雨果时常来看望他，巴尔扎克对雨果抱怨说他无法完成《人间喜剧》了，数日后，天才陨落，灵柩安放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雨果在那篇著名的感人至深的巴尔扎克的葬礼的致辞上如是写道：“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他才华卓越，至善至美，但他的成就不是眼下说得尽的······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

诚如杜甫为李白写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伯乐相千里之马，千里马是天才，伯乐更是天才，而千里马常有，伯乐却不常有，雪莱在，拜伦何其幸哉，魏尔伦在，兰波何其幸哉，杜甫在，李白何其幸哉。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二：美的略谈

说一些个人拙见，我以为所有伟大的文学的本质都是“浪漫”的，这里的“浪漫”却不是指“浪漫主义”，盖只因“浪漫主义”生的早，再用，歧义就颇多，换一个说法就是“美”。我爱文体家，更爱文学中的美学家。杜子美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孟浩然的“风流”就是美；陶渊明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既是美；李义山之《锦瑟》中尾联写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惘然”便是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的“病态的花”，魔鬼的“丑陋，凶恶，卑鄙”就是美。

雨果的美是与丑对照体现的，既是他在《克伦威尔宣言》中所提出来的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通过对“丑”的否定而使得“美”的肯定更有强度，雨果的浪漫主义原则是反对古典单一的赞美，但波德莱尔更力度更大，选择“发掘恶中的美”，既是“丑（恶）既是美”。前者如容颜，后者如肌理。

《悲惨世界》中，作品通过描述主人公冉·阿让而展开。冉·阿让因偷一块面包而被判处十九年苦役，获释后又盗取神父的银器，最终因神父的善意而洗心革面，在无情的时代和命运中几经辗转而最终守住初心。

《巴黎圣母院》中，雨果用克洛德、弗比斯、格兰古瓦所代表的三种爱情来映衬卡西莫多的超凡脱俗的无私之爱。以世间所有丑陋形象“跛足”“驼背”“独眼”加持与一身，在此外表之下却“心有千千结”——纯洁高尚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