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在汉代如何成为正统思想

论儒家在汉代如何成为正统思想

战国时期，儒家的典型代表人物为孟子和荀子，他们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并结合时代特点，有所创新，为儒家带来新的发展。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并将其演化为“仁政”。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说的正是如此。孟子的仁政贯穿着民本思想，孟子提出“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是劝说统治阶级要善待民众，不要过分地剥夺他们。民本思想是孟子哲学思想中的精华，也是对孔子民本思想的发展。孟子总结战国时期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孟子用仁政来解释君民关系。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性善学说虽然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但孟子强调君王要善待人民，要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又有恒心地安于生产生活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荀子主张“仁义”和“王道”，提出“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从道不从君。”等观点。在君民关系上，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这就是著名的“君舟民水”的观点。与孟子不同的是，荀子主张性恶论。荀子认为，人饿了便喜吃，冷了便喜穿，疲劳了便喜休息；苦饭不愿吃，破衣不爱穿，辛苦的事不乐意干；爱听好听的声音，爱看好看的颜色。顺着这些天性，人就不会循规蹈矩，因此人性本是恶的。此外，荀子还主张以礼治国，这与孔子注重礼是相通的。

然而，战国时期是一个变革的时期。在经济上，随着铁器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提高，从而导致井田制崩溃，孕育出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经济，其伴生品为小农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侯兼并不断，分封制和宗法制逐渐被中央集权制代替。在思想上，“百家争鸣”进一步发展。而战国时期本身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诸侯纷争，战乱不断，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亟需一个统一的国家。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才是他们所需要的，比如法家。可惜的是，当时的儒学过于理想化，无法满足时代的需求，不为统治者所接受，因而不能成为正统思想。

到了汉代，由于汉代前期采用的是郡国并行制，到了后期出现严重弊端——诸侯兼并。而此时的统治者为汉武帝，他是一位雄才伟略的君主，拥有统一全国的野心。与此同时，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董仲舒吸收法家等多家思想，对儒学进行改造，提出“摆黜百家，独尊儒术”、“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一系列思想，而这恰恰满足了汉武帝统一全国的需求，从而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不难推测，思想上的统一往往能推动政治上的统一。在统治者的支持下，董仲舒提出在中央设立太学，在地方建立学校，所教内容均为儒家经典，选拔人才也从儒生中挑选，在这些措施的拖动下掀起一股学儒风潮，儒家在社会中渐渐被接受，因此儒学成为了汉代的正统思想。

与战国时期相比，汉代的儒学更加与时俱进，更具有实践性。虽然两者的核心都是“仁”，但是战国儒学更加纯正，而汉代儒学则是“外儒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