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战略)区域不均衡发展资料

张颢瀚，又名张曾芳，经济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兼职教授。

著有《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对策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论》、《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基础》、《韩国文化模式与现代化》等，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

工作之余毕十年精力主持编纂完成《古诗词赋观止》一书。

记者：中央确定了下世纪中叶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由于我国各个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区域差距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关注。

区域差距是否具有必然性呢？张颢翰（以下简称张）：我国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区域间发展条件的不平衡决定的。

各个地区之间，由于自然资源、区位优势、交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产业基础等差异，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基础和条件，由此必然形成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记者：既然区域间不平衡是一种必然现象，那么我国这种不平衡状态是否会长期存在？今后发展的差距是否会不断扩大？张：首先，区域间不平衡发展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表现。

近现代各国经济的发展一般都经过工业化起步阶段、加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与工业化加速阶段的两个区域，不平衡发展一般会有扩大趋势。

但是这里的扩大是共同发展基础上的相对差距扩大，不是绝对差距扩大。

目前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基本属于这种情况。

处在加速发展与稳定发展阶段的地区之间，两者的差距可能逐步缩小，西方发达国家多经过了这一阶段，我国尚未进入这一阶段。

其次应看到不同体制、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对区域差距的不同影响。

在单一市场机制下，由于市场以效益为导向，落后地区的投资效益相对较低，单纯的市场调节必然加剧不平衡。

在单纯的计划体制下，通过行政的强制手段，一味追求平均，一平二调，可以解决不平衡问题，但其结果是抑制了双方的共同发展。

比较适合的方式是以效益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政府进行适度的调控，使不同地区能够在不平衡中共同提高，共同发展。

记者：在不平衡中实现共同发展，这是一个比较具体也是十分复杂的问题。

能否就这一问题谈谈看法？张：区域的发展从地域结构上看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发展问题，作为西部地区在发展战略上应当注重加强城市的中心功能，充分发挥城市在一个大的区域中的增长极功能，发挥城市的辐射、推动作用。

其次应当从不同层次区域中心功能的角度加强县城与乡镇的建设，加速中西部县、镇的发展，使大、中城市依托小城镇对四周形成梯度辐射传导。

就中西部的差距来看，主要在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与农村的城镇化，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乡镇企业发展。

记者：有人提出乡镇企业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现在进行的企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将成为历史，您如何看这个问题？张：我以为，在我国发展总体进程中，乡镇企业是一个与中国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过程。

我国农村人口多、底子薄；在农村实现现代化就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城镇化，实现农村这“两化”需要长期的巨大的投资，依靠城市积累投资似不可能，只能主要依靠农村自己。

由于产业投资效益的差别，要在我国多数农村推进“两化”的实现，就不能忽视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业的反哺，对农业机械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内在关联和长期支持，是城市经济无法取代的。

因地制宜发展乡镇企业，并注重体制上的不断更新与技术上的创新，是一个与农村现代化并行的过程，只有农村实现了现代化，乡镇企业才有可能成为历史。

记者：在区域共同发展中，政府担负着重要职能，政府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张：各级政府有不同职能，中央政府在制定全国宏观战略和政策时，应当对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放开搞活，以增强发展能力，并以此作为对中西部地区支持的经济基础。

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应在基础建设与发展教育等方面重点支持，在财税政策上适度倾斜，重在提高中西部的自我发展能力，而不是苛求缩小差别。

对于中西部地方政府来说，我以为应当在发动、助动、制动和主动上下功夫。

发动就是制定好本地区发展规划，注重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引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助动就是在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战略政策的实施中积极推进；制动就是对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和现象要及时制止和控制；主动就是在推进本地区发展中，政府应积极主动地出主意、想办法，走在群众前面。

江苏省实施“区域共同发展”战略，推进后进地区发展；云南省实施全省农业科技电脑专家系统，推进农业科技发展，都产生了显著效益。

在后进地区发展中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要充分发掘两种资源潜力，发挥两种资源效益。

记者：何谓“两种资源”？张：从广义上看，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都可以作为资源看待和利用，这些资源有自然性资源，有社会性资源；有有形资源，也有无形资源。

前者可以包括土地、矿产和劳动力等，后者可以包括科技、文化、观念和体制、政策等。

如何充分发掘这两种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在制定发展战略中，后进地区注意到了如何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性资源，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益还不够；科技、文化、观念、体制和政策这些无形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更加长久地发挥作用，目前尚未从资源角度引起重视。

后进地区的文化观念一般较落后，需要开发，需要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体制的改革可以解放生产力，大有开发潜力；中央给予后进地区许多政策，是无成本资源，可以利用，特别是这些政策可以转化为本地区的具体政策，变为无成本的“再生资源”，可以大力挖掘利用。

两种资源都有极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程中，关键是要解放思想，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制度创新，注意发挥优势与特色，不断开拓、开放。

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一种规律现象。

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就是一种非平衡态系统。

由于某些区域在地理位置、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等方面存在着禀赋上的差异，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的初始条件本身就是不均衡的。

在此认识基础上，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系列非均衡理论，如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农的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等。

这些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事实上，地域较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似乎找不到均衡发展的先例，象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强国，也都是从非均衡发展开始的。

改革开放后，我国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也选择了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在我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使东部沿海地区得到率先发展，其示范和带动作用是历史性的。

但在这一过程中，区域经济差距被人为拉大，并且超出了“适度”的范围，协调发展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也是非均衡发展的第二部战略。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区域经济的势能一旦形成，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的难度将会变得很大。

这些年国家在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上不可谓不重视，但并无大的起色。

究其原因，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在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是阻碍经济协调发展的隐性因素，其影响具有持续性。

因此，我们在平衡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此问题应有充分的认识和积极的对策。

所谓“路径依赖”，又可称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特征，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而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

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其主要思想是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

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强化。

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主观抉择，是各种制度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是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各要素之间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发挥作用。

制度是最重要的要素，直接决定其他要素的配置和整体效益。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国内经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表面上看是经济上的差距，实质上却是制度上的差异（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通过区域制度的非均衡性安排来实现的。

这种非均衡发展的结果，拉大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差距，更是制度变迁路径和速率上的差距。

这种差距的形成对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持续的：首先，在初始条件上，以吴越文化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制度条件率先进行了制度的转型，这种制度创新的初始选择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下使之迅速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形成了创新和发展互动的路径依赖惯性特征。

通过这些制度创新活动,不仅获得了制度和市场优势,形成先入为主的市场地位，而且还获得了市场知识和思想观念创新的“累积效应”。

而内陆地区由于受地理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缺乏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压力和内生性制度需求的情况下，制度被长期锁定，形成了对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惰性特征。

这种初始状态下的制度选择所导致的两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区域制度环境的差异将不断拉大，难以逆转。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落后恰好是经济落后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最难改变的因素。

第二，关于报酬递增来源的理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要素投入减少但产出依然递增的解释。

若按照报酬递减的理论，那些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应该受到要素投入的限制。

但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仍然在增长，而且与不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在拉大。

从中国的地区差异看，沿海发达地区继续作为全国的经济增长引擎处于领先地位。

因此，报酬递增是发达经济保持优势地位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基础的增长理论也可以称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学”。

因此，报酬递增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客观规律之一。

造成报酬递增的原因可以通过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来解释。

人们观察到，在产出的增长中有越来越大的一个部分不能由投入的有形要素所解释，经济学家把这个部分称作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

一个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起的作用越大，其可持续性就越强。

全要素生产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来源应当是制度的创新。

报酬递增规律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可以通过对制度的不断创新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制度创新导致报酬递增这种良性循环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