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基础研究评估的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基础研究评估的进展及对我国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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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研究评估兴起的原因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随着基础研究的研究范围、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大，对基础研究进行评估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主要原因：

(1)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和科学技术自身的飞速发展都对基础研究的社会和经济回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需要对其进行评估。

(2)公共基础研究经费资助的制约。60、70年代以来，基础研究设备、设施等开支日益增加，许多欧美国家都面临着基础研究经费分配相对不足的局面，而且广大纳税人、资助者和政府等也希望了解自己的钱究竟用得如何，是否发挥了最佳效益。

(3)原有的评估理论与方法存在问题。例如同行评议尽管是长期以来最主要的评估基础研究质量和确定资源配置的方法，但在现实中存在诸如不利于新兴或

交叉学科成果的涌现、同行的主观性不易控制等很多问题。

(4)资助公共基础研究的各种国际组织、机构的影响力和作用的不断扩大。例如，欧盟近年来始终大力资助各种战略性基础研究工作，以此来提高欧盟整体和各成员国的国际科技、经济竞争力。随着资助强度、规模和范围的不断增大，迫切需要了解所资助的基础研究对企业、成员国乃至整个欧洲层面上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而促进了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发展。

2国外基础研究评估的主要理论、方法与模型

同行评议(peerreview)是长期以来各国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基础研究质量的评估方法，其本质上属于科学自身的内部质量控制机制。而近年来兴起的科学计量学(包括文献计量学、专利分析等)则更适合于对基础研究的外部定量评价。概括起来，当前从定性、定量以及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对基础研究评估与测度的一些理论、方法，大体可以归结为：主观分析和经验方法、经济学方法、数学方法、综合评价法。总的来说，由于对于基础研究和经济间的复杂关系和作用机制尚缺乏清晰的理解，对其社会经济效益的评估，目前尚没有公认的比较完善的评估方法和手段。在20世纪50、60年代曾经非常盛行的科学经济

间关系的简单线性模型现在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放弃，而代之以复杂、非线性的关系模型。近年来有许多人从国家创新系统的角度对科学研究和经济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有益探讨(，1992，etal)，但仍然只是停留在宏观和整体层次上，没有进一步深入、定量分析究竟各学科的科学研究与经济是如何互动的，各学科研究对经济的贡献究竟是多少，哪些学科应该优先和加大扶持等等，这对于决策部门的意义就相对弱了些。

关于基础研究的绩效，一直存在几种不同分析思路。许多评估者对基础研究绩效的评估分三个层次：产出(outputs)、成果(outcomes)和影响(impacts)。其中，“产出”是指研究项目的最直接、技术性的业绩，例如开发出的软件、研究报告等;“成果”是指产出带来的直接效果，例如生产率的提高、研究人员能力的提高等;而“影响”是指该研究项目对社会的整个贡献和影响，例如，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对全国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的贡献等。在这里，“产出”和“成果”倾向于科学研究的内部绩效，而“影响”侧重于基础研究的外部和对社会的外溢效益。一般认为，“产出”带来“成果”，而“成果”带来“影响”，三者可看作是递进关系。也有一些学者将基础研究的绩效分为两个层次，即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其中间接效果包括成果和影响。也有

人从内部和外部影响的角度加以分析。

90年代中期，瑞典的NUTEK对其一项与服务业部门合作进行的旨在通过IT应用提高服务部门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从而提高瑞典服务部门竞争力的应用基础性R&D项目———ITYP计划进行了评估，较详细分析和评估了其产出、成果和社会影响()。

显然，从中可以看出，越往右边ITYP计划与其效果的联系越间接、模糊，其评估要考虑的因素、工作量和难度也大大增加。

一些学者也根据基础研究的性质、产出提出了基础研究的评估应是多维度的，即至少应从以下四个维度来考虑(Martin，BenIbid，1996，etal)：(1)科学自身维度：基础研究对知识产量的贡献，例如对已有领域研究的深化或新领域的开辟。基础研究的产出应包括理论或实证的结果、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甚至是提出新的研究命题等。

(2)教育维度：基础研究对研究人员包括参与研究的研究生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锻炼以及经验积累的贡献。这里的知识既包括编码化知识也包括隐含经验类(tacit)知识。

(3)技术维度：基础研究对提高原有产品和工艺水平、或促进新产品、新工艺产生的贡献。

(4)文化维度：基础研究对组织自身文化、价值观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贡献和影响。

这四个维度对我们很有启发借鉴意义，但不足之处是忽视了对经济方面影响的考虑。我们认为，在上述四个维度的基础上，似应该再加一个经济维度，即基础研究对于组织内部的经济回报和对外部社会经济的长远影响。

几十年来，创新模式的不断发展也促进了对基础研究———社会经济影响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的理解的不断深入。

20世纪50～60年代，技术推动(technologypush)的创新模式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即对科学研究(基础研究)进行投资，产出的知识应用于技术领域，并进而得以技术创新(产业化)，然后获得经济回报。后来，许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强调了市场对创新的重要拉动作用(Williams，1957;Schmookler，1966;MyersandMarquis，1969etal.)，提出了市场拉动(market-pull)或称需求拉动(need-pull)的创新模式;在此基础上，70年代末，MoweryandRosenberg(1978)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与市场的耦合(coupling)的创新模式。后来又出现了并行创新模式和网络化创新模式等。关于创新模式的演进发展见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