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歌-西北民歌

浅谈中国民歌之西北风情
中国的民歌源远流长，浩如烟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是民族艺术遗产的瑰宝。

几千年来民歌一直紧密地伴随着人民，表达着他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愿望、忧愁欢乐，记录着他们的历史。

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说过“民歌是中国音乐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音乐，就必须研究民歌。

”虽然我做不到大师们那种研究的境界，但是，我能喜欢民歌，愿意用我最大的能力去了解民歌的沧海一栗。

中国民歌内容上一般分为六类：像A.劳动歌B.仪礼歌C.时政歌D.生活歌E.情歌F.儿歌。

在体裁也有多种分类：像号子：各种劳动号子。

山歌：信天游、花儿、山曲、赶马调。

小调：又称小曲，内容涉及各个方面。

而不同地区的民歌各有区别。

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民歌，它是黄河流域的文化积淀，是西北人世世代代苦难凝聚成的歌。

生活在那块先辈们特别不容易，灾祸特别多。

所以他们需要用凄凉婉转或高亢悲怆的调子来抒发内心的情感，西北民歌就是他们发自心灵的呼喊。

特别能够让人觉得西北民歌是中国民歌的脊梁，是中国民歌的灵魂。

所以我觉得中国民歌中最有特色的是西北民歌。

区别于当前歌坛的流行风气，能让你感觉到心灵深处的震撼的，能让你闻声落泪、血脉喷涨、内心共鸣的，那就是西北民歌。

而在西北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陜北的信天游、和甘肃、宁夏、青海的“花儿”。

这两种风格的音乐中总是突出那种让人无法用言语表达，只能用心来感受音乐的苍茫。

陕北信天游又叫顺天游，是陕北民歌中一种独特的体裁，最能代表陕北民歌的风韵。

它的节奏自由，纯朴大方，高亢悠长。

像那首我们小时候常听到程琳唱的那首《信天游》句式结构非常明显，一般每节两句，两句一韵，下一节可换韵，亦可不换。

短的歌可能只有一节，长的歌可接连数十节乃至成百上千节。

艺术手法上多用诗歌中的“比兴”，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曲调优美，琅琅上口。

又如曾被刘炽等改编作为《陕北牧歌》插曲的那首陕北民歌崖畔上开花，这种动人音调激发了许多诗人、作家、音乐家的灵感，创作出一批蜚声艺苑的佳作，被誉为艺术的母亲，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的《回延安》等就是用信天游格式创作的。

还有信天游的名段山西民歌:《泪蛋蛋》中唱的“羊肚子手巾哟三道道蓝，咱们见面那个容易拉话话难”、还有常听到的这几首歌：《赶牲灵》《兰花花》《走西口》《三十里铺》《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这些音乐都是脍炙人口，传唱了一代又一代。

所以说信天游就是陕北人对生命的祭歌，是对爱情的颂歌，它恒久的生命力来自广袤的黄土高原上生生不息的情与爱。

另外与陕北信天游齐名的那就是高原民歌——“花儿”与“少年”
花儿本是心上话，不唱是由不得本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了还是这个唱法。

这是流传在甘肃一带的一首有名的“花儿”。

“花儿”又名“少年”，也称“野曲儿”，是流传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一种民歌。

它是一种很有特色的高原民歌，它风格质朴，曲调优美，表达感情强烈，情调明快，具有浓郁的乡上气息，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

“花儿”是各族人民表达自己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之情的最好形式。

它不仅语言朴素凝练，意味深长，而且善于选择准确、生动、形象的宇眼，表达完整的内容。

另外色彩鲜明，状物写景，富有诗情画意，激起听者的想象，自有一种音韵回环的兴味。

甘、青、宁由于其封建社会的封闭性和生活在穷山僻壤这样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决定，这里的人民都具有艰苦卓绝的忍耐性与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因此，“花儿”格调的悲壮、声音的高亢颤动、形式的单纯，都是从游牧民族的歌唱脱胎而来，不同于其他山歌的靡靡之音。

虽然在内容上也是以歌咏爱情为主题，但是直率豪迈的气概，流露于音色字眼之间，充分地表现了明朗爽快的“西北精神”，与其他各地的民歌同放异彩。

“花儿”最大的共同特点是广为传唱，全靠口耳相传，语言通俗、流畅、清新明朗，节奏明快富于音乐性，唱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悦耳动听，凝练得像珠玉般的完整。

无论是田问劳动的阿哥，拔草的阿妹，为生活潦倒走他乡的受苦人，千里跋涉的脚夫哥，黄木泛舟的筏客子，猎手，牧人，工匠……都是“花儿”和“少年”的创造者、传唱者。

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往往不禁纵声放歌，抒发心底衷情的“花儿”与“少年”，在劳动间隙，抬头远眺，山峦叠障，浮云缠绕，仿佛置身于一幅山水图画之中。

人们放开粗豪的喉音，哼唱本地的山歌，声音粗涩，但歌里的真情，纵然生活困苦，并不因生活的压抑而泯灭，这就是高原人民的心中的歌。

提到现代“花儿”，人们都会想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在一本音乐杂志上看到一个故事，被誉为“西北民歌之父”的民族音乐家王洛宾，在1937年，他和作者萧军、萧红等人结伴前往西北旅行，因为连日大雨，使他们一行受阻，在六盘山的一间客栈住下。

就在那儿，王洛宾初次接触到了西北最原始的山歌。

唱山歌“花儿”的女老板，有一个美丽的绰号，叫做“五朵梅”。

当王洛宾听到这样的“花儿”这种风格后，他被“五朵梅”征服了，被这美妙的“花儿”征服了，从此他进入了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世界，一生离不开大西北，再也没有回到北京。

在1941年，导演郑君里去青海拍摄一部电影，邀请王洛宾参加演出。

他们一行人来到了青海湖畔。

并安排王洛宾和一个叫卓玛的藏
族姑娘同骑在一匹马上，王洛宾起初很拘谨，坐在卓玛身后，两手紧紧抓着马鞍，卓玛却突然纵马狂奔，王洛宾本能地抱住了卓玛的腰身。

他们在草原上狂奔了许久，才收紧缰绳。

黄昏牧归，卓玛将羊群轻轻点拨入栏，王洛宾痴痴地看着被晚霞浸染了全身的卓玛。

卓玛回转身，羞红的脸深情地望着他。

卓玛眼里闪动着火花，举起手中的牧鞭，轻轻打在王洛宾身上，然后返身走了。

王洛宾呆呆地站在栅栏边，痴痴地望着消失在夜幕中的卓玛，轻抚着被卓玛打过的地方。

这个美丽而又奔放的藏族姑娘，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一鞭。

深夜，王洛宾徘徊在卓玛父亲的帐房外，毡窗落了下来，将藏族姑娘和这位汉族音乐家分隔在两个世界。

第二天清晨，电影队离开了青海湖，卓玛和她的父亲骑了马，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一个山坡上，才停住了脚。

王洛宾骑在骆驼上，不住地回头张望，随着驼峰起伏，驼铃叮咚，王洛宾心中的情感，化为歌声，唱出了那经久不衰优美旋律：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我愿做一只小羊
踉在她身旁
愿她每天拿着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的身上
此后王洛宾的名字和他的代表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一起走进了千家万户，他终身将情感交付给大西北，“花儿”就是他的灵魂。

中国是一个乡土文化沉淀多年，隔村语不同，每个民族都有鲜明的个性，在民歌中就更能体现这种个性，民歌就是方言的夸张。

这也是民歌必须用方言唱的道理。

方言土语、野嗓子、环境声加旋律，这才是真正的民歌，是血肉俱全、泪笑并存的民歌。

而现代舞台上甜腻的“民歌”使人误解了原味的民歌，特别是那真正的西北民歌。

那些歌手，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但又热土难离的西部，他们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幸，穷、病、生离死别、还有黄沙和干旱等日益逼近；只有吼唱才是他们惟一的抒发方式。

或者说，民歌，是土地上的声音，它承载着土地上的悲、欢、离、合。

或者也可以说，民歌，是劳动人民心灵深处的声音，它深切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情感，经万人之口，通万人之心，是劳动人民思想、感情、愿望和理想的寄托。

如果你静心聆听，你肯定会被感动，这就是民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