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读后感

《国家与革命》读后感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系统阐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著作。

《国家与革命》写于1917年8-9月，1918年5月出版。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加深和激化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帝国主义时代迅速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形势，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前提。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加重了对劳动群众的压迫和剥削。战争给各国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迫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奋起进行反抗对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革命高潮的到来，把革命的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提上了日程。

1917年2月，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是，由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叛变，由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缺乏政治经验，使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七月事变后，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悍然下令逮捕列宁，用革命暴力镇压革命运动。因此，用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武装夺取政权，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正是在国家与革命这个重要问题上，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搞得混乱不堪。特别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严重的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阉割这个学说的革命灵魂，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的专政，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为了捍卫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正确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从1916年秋天开始，列宁就着手系统的研究国家问题，《国家与革命》就应运而生了。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深刻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关于国家消亡条件等重要问题。恢复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歪曲阉割和埋没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貌，集中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伯恩施坦、考茨基和俄国机会主义分子在国家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揭露了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板行径，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全书包括两篇序言、一篇跋及六章正文，共有25节。

在第一章中，列宁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从国家的产生、特征及其作用等方面论述了年国家的本质和消亡等重要问题，批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谬论。

第二章，列宁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指1851年革命前后，关于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批判了机会主义对这一光辉思想的歪曲。

第三章，列宁论述了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和总结，批判了机会主义分子对公社经验的歪曲，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国家代替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

第四章，列宁依据恩格斯在几篇著作中对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的补充说明，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你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第五章，列宁论述了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的关系，论证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三个时期的国家的存在，正在消亡和最后消亡的必然性。

第六章，列宁主要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之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背叛，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关于国家自行消亡这一论断的感想：国家“自行消亡”是恩格斯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这一原理同样遭到机会主义者最粗暴的歪曲。在他们看来，既然国家是“自行消亡”的，那么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不通过革命，而经过缓慢的、平稳的、渐进的过程“自行消亡”。列宁完整地引述了恩格斯的著名论述并做了详细的分析。列宁指出，恩格斯说的“自行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残余，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消亡的。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哦无产阶级国家。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要使它转变为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这样一种更替是绝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列宁着重阐述了国家自行消亡与暴力革命之间的关系，强调指出，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作用的论述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的。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这里，列宁从资产阶级国家是对无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这一本质特征出发，特别颂扬了暴力革命的作用，甚至得出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的结论。这既是对机会主义者抹杀暴力革命作用的有利批判，又是同当时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紧密相关的。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曾经出现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为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制订了和平发展的道路，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努力争取实现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资产阶级用反革命暴力对付人民群众，制造了七月事变，全部政权落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白色恐怖笼罩了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再存在。这种形势下，列宁特别强调暴力革命的意义，旨在教育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摆脱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准备和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暴力革命的胜利。但是不，不能由此推论出暴力革命对于个国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都是唯一适用的形式。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时候，并没有把暴力革命绝对化。他们都曾官分析过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但列宁也不作茧自缚。虽然他在《国家与革命》中的得出了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的结论，然而，在实际的革命进程中，列宁并没有放过任何一次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就在十月武装起义日益临近的时刻，列宁还根据当时的形势的微妙变化提出争取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的问题。1917年10月10日，他在《革命的任务》一文中写到“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人们尽一切的可能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的机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会发生最尖锐的国内战争，而战争的结局一定是工人阶级在贫苦农民的支持下取得彻底的胜利。可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革命的和平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无产阶级是最有利的。这种可能性的出现，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而不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