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中海防思想发展的意义

洋务运动中海防思想的发展的意义

近代化运动是不可抗拒的。从英国资产阶级初登历史舞台到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大陆确立，已经昭示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当欧美列强提枪携炮呼啸全球之时，近代化运动已成为人类的必由之路。在迈向近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历史传统、民族习惯、发展机遇、地理位置诸多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民族通往近代化旅途的难与易。一般说来，历史相对短暂，传统积淀相对浅薄，且具有开放传统的海洋岛国，更容易吸纳时代的新风，更便于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日本即是此类国家的典型。与此相反，历史悠久、传统积淀丰硕的民族在国家制度转型期，就湿得特别笨拙和迟缓。中国便属于此类。五千年自成一体，创造出辉煌的农耕文明，赢得了“万邦来朝”，这确实属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在资本主义幼年时期，东来的西洋诸国，面对中国这个发展完备，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东方帝国，表现得更多的是惊叹与无奈。辉煌的历史与文明，确值得后人骄傲与自豪。然而，过分迷恋往昔而不返，关起门来成一统，长此以往，等待该民族的必然是落伍。发展、演进，由低级到高级，是人类社会运行的法则。

当然，个人禀性的差异与生活经历的不同，在近代中国这个特殊的时代，曾涌现出一批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盗火者”。他们不为传统说教所束缚，只被现实所震惊，勇敢地甩掉“用夏变夷”的破旗，高扬“穷则变，变则通”的发展理性，以其所授职权，将“以夷变夏”部分地变成了现实。尽管这部分人在近代中国只是凤毛麟角，且饱尝辱骂与孤独之苦，但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合乎世界近代演化大潮，代

表了中周社会发展趋势。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这便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壮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为拯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䜣、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特殊的国度，决定了中国近代化运动发展的艰难。这就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更是在举国上下的叫骂声中开始的。

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新的知识、学说、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束缚，在促进社会意识向多元化转变上做了初步尝试。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代表们萌发的国家海防意识对中国海防建设有众多进步意义。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陆台湾企图将之占据，清兵以仅有之战舰赴台将之驱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亲王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急机宜，原江苏巡抚丁汝昌提出《拟海洋水师》章程入奏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之论压倒“塞防”，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海军。

洋务派围绕海防建设的目标、方略以及海军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对近代中国海防思想的深化和近代中国海军的建立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历史功绩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一、促进了中国近代海权观念的进步

促进了中国近代海权观念的进步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就一直

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重陆轻海”传统观念的形成，尤其是明代以后实行的“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更加抑制了国人向海洋求索和向海外发展的要求，也使中国一次次失去了向海洋发展的机遇。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屡次从海上入侵使洋务派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中国东南海疆已不再是海上“万里长城”，而变成了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通途。由此，洋务派开始重视海防关注海疆，海洋观念逐步由传统向近代转型。

洋务派对航海利权的重视是近代海洋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航海利权几乎全被洋人所控制，这使得洋务派深表忧虑和不安。左宗棠曾把航海利权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维系富国强兵的重要举措，“海防、海运、治水、转漕，一切岁需之费，所省无数，而内纾国计、利民生，外销异端、树强援，举在乎此”，这段话里蕴含着欲与外国争夺航海利权的思想，可见在当时左宗棠已经意识到航海利权的重要性。

清政府提出“陆海并重”的方针反映出近代海洋观念的进步。面对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东南海疆在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面前形同虚设，海防危机日趋严峻，清政府内部针对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从清政府最终做出海防塞防并重方针可以看出，清朝统治阶级已认识到海洋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因此，清政府开始重视海洋，关注海防，海防在国防战略中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并逐渐成为国防战略重心之一。从中国传统的“重陆轻海”政策

到海防塞防“两者并重”，第一次将海防问题提到国防战略全局的高

度来认识对待，这在观念上已是很大的历史性进步，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清政府统治阶层在海洋观念上的显著变化。

二、推进了中国近代海防工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时期海防工业尤其是船舶工业的建立与发展，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主要领域，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洋务派始终把坚船利炮作为加强海防建设的突破口，“师夷智以造炮

制船，为永远之利”，“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福州船政局和江南

制造总局的创办首开中国建造近代舰船之先河，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开始。

福州船政局是晚清政府经营的制造兵船、炮舰的新式造船企业，亦称马尾船政局。1866 年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创建，稍后由沈葆桢

主持，1869 年 6 月10 日，船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虽然创办时间晚于福州船政局，但其随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了福州船政局。1868 年，江南制造总局建造的第一艘木壳明轮兵船下水，明轮船当时在世界上并不先进，西方已停止制造，但由于“恬吉”轮是中国建造的第一艘兵轮，仍然受到国人的关注和重视。洋务运动时期的海防工业在中国是新的领域，代表了一种新生事物，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而历经曲折，但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和明显成效。

三、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发展

洋务派所倡导兴办的新式学堂冲击了为封建政府服务的科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