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理性主义

马克斯·韦伯为什么认为中国没有“科学”？何爱国摘要：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

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

现代西方科学无疑是这场理性化运动的产物。

科学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知识，在前现代就已经存在。

而现代西方科学则是现代西方式理性化的科学。

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

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

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

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

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

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其建设指向是两种不同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道路。

在现代化困境重重的今天，韦伯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理性主义进行的思考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关键词：现代化；理性化；西方理性主义；新教理性主义；儒教理性主义；科学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人，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

其实韦伯基本上把现代化等同于一种西方方式的理性化。

16世纪以来日益向全球推进的现代化运动，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

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不是全球都可能走的道路，而是一条独特的西方道路，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

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

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

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

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

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导向中西方不同的科学和社会发展道路。

一、理性主义的文化规制韦伯认为“理性主义”此一名词是有许多不同意涵的，一种从其他生活领域的观点看来特别非理性的行为方式也有其“理性”，正如经济、技术、科学、教育、战争、法律和行政的“理性化”一样。

所有的领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也就是说，理性化是有不同的选择坐标的，不同的理性主义坐标完全可能导致不同的理性化路向。

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

譬如说新教的“宰制型理性主义”或“入世的禁欲理性主义”，儒教的“适应型理性主义”或“入世的人文理性主义”，道教的“巫术理性主义”，犹太教的“律法理性主义”和佛教的“出世理性主义”等。

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经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史的观点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个部门被理性化了，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

韦伯强调说：“这一简单的论点常常被人们所遗忘，现在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每一篇试图讨论理性主义的论文的开头。

”理性是人类的一种自觉性和自主的创造性，“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氛围下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发展路向。

韦伯惊奇地发现，我们愈往上溯，愈能发现中国人及中国文化与西方的种种相似之处。

古代的民间信仰、古代的隐逸者、最古老的诗歌《诗经》、古代的战斗君主、哲学派别的对立、封建制度、战国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所有这些被认为具有特色的，都比儒教中国的各种特质，要来得贴近西方的现象。

因此，我们该考虑一下，许多原先被认为是中国基本的特质，有多大的可能性或者纯粹只是历史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中国处于“文化孤立”之中吗余秋雨●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中作出这种奇怪判断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话语、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展示出应有的魅力我曾听一位对华友好的美国音乐人说：“每个初次来华的西方人都会有点吃惊，为什么没来之前对你们有那么多误会。

有可能，你们的宣传方式造成了某种文化孤立。

”“文化孤立”的说法显然是过头了。

因为世界上很少有人否认中华文化的悠久辉煌，也很少有人拒绝中国的器物文化和餐饮文化，现在“中文热”也在逐渐兴起。

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在主流文化的外部沟通上，虽然近几年有所改进，放弃了一系列极“左”的、自以为是的单向灌输习惯，但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国际间对我们的文化话语，在整体上仍然处于不乐于接受的状态。

这是出于政治偏见吗？其实不是，拿中国参加两次世界博览会来说吧，2001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开幕前，据民意测验，中国馆在“最想去看的馆”一项中排在第二位。

但问题出在哪呢？我去看过汉诺威世博会的中国馆，印象最深的是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的图片，还有一些中国风景名胜的照片灯箱，再是一座不大的长江三峡的塑料模型，一个中国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后是一具标注着针灸穴位的人体模具，边上放了一些中药。

所有排队进来的外国观众，很少有人在某一个角落停步，都是用几分钟时间匆匆走过，就直奔出口。

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的中国馆，显然是做了努力，但在理念上还是没有多大改观。

当时，世博会大门口有一个电脑屏幕，上面标示出此时此刻到哪一个国家馆需要在门口等候多少时间，那块屏幕，几乎成了各国文化魅力的一块比赛牌，譬如，法国三小时，韩国三个半小时，日本四小时。

而中国馆门口却基本不需要等待。

两次世博会的窘境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的几个重大弊病：一、自以为很懂中华文化，却找不到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真正能吸引人的象征图像，找出来的都那么枯燥和简陋；二、几乎不知道当代国际间的高层审美趋向，把各国观众都幻想成了“爱国老华侨”；三、连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小心翼翼地请出了全国一流的文化智者来设计自己国家的文化窗口，而我们显然变成了某政府部门下属的一个行政行为，越是层层审查就越是平庸刻板；四、盲目高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魅力，以为展馆的主体内容———满壁浮雕、四大发明、先秦诸子、珠算和出土文物会让各国观众停步仰望。

与德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智慧的巧思。

与法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自嘲的幽默。

与日本馆相比，中国馆缺少面对未来的创新。

与韩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通俗的亲切和美丽……加在一起，中国馆严重地欠缺智慧，欠缺创新，欠缺想像，欠缺亲切，欠缺互动。

不能过度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借着两届世博会中国馆的教训，引申开来，证明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还存在着一系列观念问题。

这是文化交流的起点，必须认真面对。

第一，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

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

中国文化确实伟大，但并不具有全人类终极意义上的特殊性。

许多人都在说，中国文化独创了许多东西，比如，“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以人为本”等等，其实，这些原则在人类别的文明中也提出过，并不是我们的独创。

另外，像“和平”、“科学”、“和谐”、“平衡”、“与时俱进”这些概念，也一直是全人类的智者所共同坚持的，我们常常会赋予它们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含义，但不宜在文化意义上说成是中国文化的独创独有。

反过来，我们又常常有一个误会，把许多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看成是西方文化，而一说西方文化又立即产生民族主义的防范心理。

结果，明明置身在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之中，却偏说民族主义的话语，硬把自己降低了，又被别人陌生化了。

如果我们更多地承认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口头上承认而是心底里承认，情况就会大大改观。

比如，前不久，一些加拿大华裔学者成功地把南京大屠杀写进了教科书，他们说，以前我们中国人往往在申诉中国的苦难。

外国学生会觉得在过去的战争中世界上受苦受难的民族很多啊，不会太在意，我们把这件事提升为现代世界公民必须遵守的人道底线，那就可以被广泛接受了。

在汉诺威世博会上，德国馆大厅是一大堆德国伟人的未完成塑像，贝多芬、黑格尔、马克思等等，告示牌上说，德国伟人都无法在自己国家完成，都走向了全世界，因此有理由让世界各国观众在心中去完成。

而且，还请世界各国观众在黑板上补充在自己国家出名的德国人。

德国人那么骄傲，却把民族性放在世界性和互动性之中。

法国馆的主题是法国走在十字路口，不知往哪里去，希望世界各国观众出主意，它们都突出了文化的向外互动价值。

文化的差异未必导致冲突第二、既然文化在至高精神价值上承认人类共通，那么，在具体呈现形态上则要承认差异互赏。

在这两方面，我们常常搞颠倒了，一方面对可以共通的精神价值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又对不可能趋同的文化形态进行着趋同式的误导。

例如，常见这样的报道和评论：“京剧征服了世界！”、“美国好莱坞和日本动漫争夺中国青年”，等等，把文化形态的问题上升为国家化、民族化的统一思维，幻想着文化形态上你死我活的冲突。

文化在呈现形态上，以差异为第一特征，以差异间的互相欣赏为第二特征。

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他们因为友情而产生了写作上的趋同，则是唐代文化的悲剧，幸好没有发生。

这还只是在说一个民族的一个朝代，如果把事情扩大到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之间，差异就更重要了。

我们在外交上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求同存异”，但在文化形态上不能随便地搬用此概念，因为在那里最怕“求同”。

好莱坞“征服”不了世界，发行量并不是“征服”的证据。

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电影业，看的全是好莱坞，连当时的伊拉克都是这样，但说到底，他们根本没有成为美国文化的俘虏。

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说，难道吃牛羊肉就会变成牛羊？同样的道理，京剧也不会征服世界，《红楼梦》也不会征服世界。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中作出这种奇怪判断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

如果哪一天，南非、冰岛、拉丁美洲的学校中都被迫响起了背诵楚辞和唐诗的琅琅书声，那么，屈原和李白在天之灵也会痛哭失声。

因为这对中国文化来说，也绝非吉兆。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征服亚洲而半途夭折，反而造成希腊文明衰落的教训，便是例证。

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