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几点辩证思考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几点辩证思考建国四十年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从世界第35位上升到第8位，综合国力从第13位上升到第6位。

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开拓前进，把一个满目疮皮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实践已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为什么还会有人对此有疑惑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思想方法问题。

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必须要有科学的思想方法。

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同样需要辩证的科学思想方法。

本文试图用一些哲学观点．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一浅析。

一、理论与实践邓小平同志在与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理什特劳加尔谈话时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理直气任地说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

”这里，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不只是一个理论间题，而且也是一个实践间题：理理和实践是认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即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条件中的统一。

用这一基本原理来观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应当看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以历史条件为前提的。

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其起点和条件已不同于当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奠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根据当时的设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言社会主义革命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产生。

但社会实践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其中包括象俄国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

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在社会历史条件上出现的巨大差异，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同时受到那些具有非历史情绪的人的种种非难。

他们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总是想用理论上的优越性来图解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结果产生了一种负效应。

这种理论上的误解，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相比较，片面地把社会生产力简单地等同于眼前的物质生产水平，从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生了怀疑。

其次，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还表明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

一方面，社会主义实践所具有的广度是历史的发展的。

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一个特定的范围和规模，从事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个人不可避免地受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实践的对象只能是无限世界的一部分，实践的手段也离不开目前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因而实践的目的也有限。

显然，我们目前还不可能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彻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另一方面，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所具有的深度和精度也是历史的发展的。

因为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实践只能解决一定时期社会所提出的间题，不可能解决社会历史发展中还没有出现的问题。

社会主义实践的这一历史过程，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局限性，也决定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只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总之，社会主义实践的广度、深度和精度的历史过程，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为此，我们不仅要科学地从理论上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重要地是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进一步用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成果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才能逐步缩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差距。

二、本质和现象本质和现象是揭示事物内在方面和外部表现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对哲学范畴。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现象和本质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在认识事物时要区分现象和本质，认识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必须通过现象看本质。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正是由现象到本质的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

首先，如何看待人均国民收入的高和低？有人只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如美国88年人均收入达1.97万美元，远远超过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

这里，有一个现象和本质间题。

从表面上看，美国人均收入很高，但是，这并不等于每个美国人都有一万多美元的收入，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实际上，在美国，大量的财产是被少数财团占有，如洛克菲勒、摩根等十大财团，控制的资产总额超过一万亿美元，这剥削来的万亿美元，可使近千万人的人均收入达到1.97万美元，这几乎占美国人口总数的二十分之一。

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中的大多数，时刻受到失业的威胁，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根本享受不到1.9了万美元这笔财富。

从数字上来看，中国人均收入确实没有发达国家高，89年我国人均收入约有400美元，折合人民币仅一千多元。

收入虽不高，但几乎人人都在实际拥有这笔收入，加上我们收支比率合理，反映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低，生活消费低。

如房租，西方发达国家单此项就要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我们城市居民的这笔支出仅占收夕入的二十分之一。

西方国家医疗费用、教育费用很高，如美国的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90年学杂费为22,775美元，而我国的教育费用，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都是由国家包下来，个人负担很少。

可见，中国人均收入的指标，能真实地体现社会公平，体现共同富裕的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区别于贫富悬殊、富人剥削穷人的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

其次，分析社会制度的优劣，不能只看某一数字，而要从综合性指标来看。

一方面看它给我们提供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还要看它己经给我们提供的物质条件，两者结合起来，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所谓综合性指标，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军事、社会道德风尚、社会凝聚力等方面。

四十年来，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

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年，我国人氏生活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7.6%，同时，人民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精神面貌上都发生了深刻地变化。

总之，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主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同我国过去历史相比极为显著，而且同其他许多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尽管我国经济还欠发达，但毕竞取得了在过去剥削制度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解决了资本主义所无法解决的社会、经济中根本对立的社会矛盾，在中国这块一穷二白的上地上，实现了初步繁荣并开辟了无比光明的发展远景，探索出了一条在十多亿人的贫困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蕴涵于它的本质中。

三、可能与现实任何事物都是现实性和可能性的辩证统一。

可能性和现实性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转化的根据是事物的内在矛盾。

而转化的条件也是不可缺少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仍然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这就是说，要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要做多方而的艰苦努力，不能凭主观愿望把这种可能性与现实性等同起来。

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人民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

无疑的，这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是，在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上，既要反对抹煞多种可能性，把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曲解为纯悴的必然性的机械决定论观点，又要反对那种认为在可能性转化现实性过程中可以为所欲为，否认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的非决定论观点。

否则，就会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然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艰难的历史过程缺乏思想准备，因而无视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这一基本国情，在指导思想上犯“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

其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这方面我们受到了规律的惩罚。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全面地认识多种可能性及转化为现实所需的条件，制定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有比较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政策。

只有这样，才能将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具有的发展生产力的可能性，在条件具备时从潜在状态转化为现实。

这个条件就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则只能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而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当然是无优越性可言的。

四、共性与个性个性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质，共性是同类许多事物所共有的普遍性质。

每一事物内部，都包含着个性，又包含着共性。

个性与共性是辩证的统一关系。

根据这一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作为统一的社会整体，它们之间互相联系，具有其个性，也有共性。

在处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上，我们曾经在认识上出现过偏差，反映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认识上，一方面，只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个性，忽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的某些内在的联系，否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共性，从而把二者的关系仅仅看作是对立的，在理论和实践上，把许多并非只有资本主义才有的东西，统统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人为地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置于一种封闭状态，僵化状态，使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应发挥的优越性难以发挥。

其实，社会主义作为从资本主义“母体”中脱胎而来的社会，况且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又共同存在于同样的国际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之中，因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两种制度必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相互间的共同性来：它们都存在并且需要发展商品经济，需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需要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方法，需要大力发展社会化生产，需要提高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开放程度，等等。

正因为具有某些方面的共性，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优秀文化和科学技术成果，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当然，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性，并不等于宣扬、赞同有的人鼓吹的“趋同论”，因为就这些共性本身而言，它们同社会政治制度毕竟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

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长期以来我们不切合实际地夸大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共性，忽视了二者的个性。

众所周知，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没有否认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区别，并且多次指出过，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是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

这两种社会的发展存在有内在的差异性，明显地反映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意识形态诸方面。

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形成了教条化和经验化。

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往往只是过多地注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性，忽视了它们的个性，因而把本来属于共产主义的特征和原则，附加到社会主义身上，结果在实践中否定了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否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必要性；在所有制和分配上，追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头脑发热，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这样的指导思想，不仅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期望过高，而且无视经济规律的作用，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这是违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