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政治思想

严复及其思想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是晚清接受西学教育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之一，有丰富的西学知识，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较深造诣。他学古通今，学西贯中，成为大学问家。他报效祖国的不是他所学的轮船驾驶和航海专业技术，而是救国救民的学问。他留心国情、国事，考察西艺西政，努力探索强国富民之道，积极提出各种见解。其提出的思想更是带动了社会的发展。

一、变法思想

光绪二十年(1894年)，爆发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使国人大受刺激。这场抵御侵略的战争是对兴办三十多年的洋务事业的严峻考验。原以为，对西洋人打不过是因为西洋人船坚炮利，所以赶紧“借法自强”，制造轮船、枪炮，编练了海军，训练了陆军，可是，有了这些却仍败在东洋岛人手下。于此，国人又一次大受震撼，大受教训，大受催醒。有识之士认真检讨洋务事业的不足和问题，更多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变道”上，认为仅仅“变器”是不够的，还要赶紧“变法”。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刊发《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文章，极力呼吁变法。他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

严复认为：“自微积之理而观之，则曲之为变，固有疾徐；自力学之理而明之，则动物有由，皆资外力。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守，则天下事正于此乎而大可为也。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之亦不过二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⑥

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严复认为，变法首先要变的，“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他列举了八股的三大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他说：此三大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因此，严复提出“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的“救之之道”。他阐述西学为实用之学，为国家致富强之学，指出“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⑦

严复批评“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的迂腐观念，指出天在变，地在变，道也在变：“夫始于涅菩，今成椭轨；无枢渐徙，斗分岁增；今日逊古日之热，古晷较今晷为短，天果不变乎?炎洲群岛，乃古大洲沉没之山尖；萨哈喇广漠，乃古大海浮露之新地；江河外啮，火山

内崩，百年之间，陵谷已易；眼前指点，则渤澥旧界，乃在丁沽，地果不变乎?然则天变地变，所不变者，独道而已。虽然，道固有其不变者，又非俗儒之所谓道也。请言不变之道：有实而无夫处者宇，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三角所区，必齐两矩；五点布位，定一割锥，此自无始来不变者也。两间内质，无有成亏；六合中力，不经增减，此自造物来不变者也。能自存者资长养于外物，能遗种者必爱护其所生。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必兼爱克己，而后有所和群利安，此自有生物生人来不变者也。此所以为不变之道也。若夫君臣之相治，刑礼之为防，政俗之所成，文字之所教，吾儒所号为治道人道，尊天柱而立地维者，皆譬诸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第变者甚渐极微，固习拘虚，未由得觉，遂忘其变，信为恒然；更不能与时推移，进而弥上；甚且生今反古，则古昔而称先王，有若古之治断非后世之治所可及者，而不知其非事实也。”⑧他指出：“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

严复强调说：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无已谆谆然命之矣。“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善夫吾友新会梁任公之言曰：‘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⑨意思是说，在今天形势下，相变也变，不想变也会变。主动变法，变法之权掌握自己手里，被动变法，变法之权就会让别人掌握去。

1898年，严复在《国闻报》上刊发《拟上皇帝书》，阐述政见。他分析形势，强调变法的重要和变法所应采取的措施。他指出：朝廷在内治要变法，“法敝”就要“知变”，“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他说：“夫甲午一役，不独挠败为辱也，其辱有余于挠败者焉。而吾国之权力，乃为天下所尽窥，虽欲为前之苟延岁月，有不可得者矣。”所以，变法图强的形势更为逼人。中国积弱，“至于今为已极矣”。为什么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内治问题在“法既敝而不知变”。“外国穷而知变，故能与世推移，而有以长存。中国倦不思通，故必新朝改物，而为之损益。果使倦而能通，取来者之所损益而豫为之，因世变化，与时俱新，则自夏禹至今，有革制而无易主，子孙蒙业，千祀不坠可也，何必如汉臣刘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哉!”因此，一定要掌握变的主动权，才不会让人来变，“新朝改物”。他建议未变法前所亟宜行者有三事：一“联各国之欢”；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他写道：“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

二、民主思想

由专制制度变为民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政治制度的重要转变。西方列强的民主制度建设已有200多年历史，而中国尚未出现这种转变。严复留学英国，亲身感受到西方民主制度

的优越，并从西学、西方报刊宣传中了解、认识民主制度，结合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提出自己对民主的看法。

首先，严复称赞西方的民主制度，“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无法”指自由、平等、民主，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有法”指规章制度(“官工商贾章程”)，其国“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之所以如此，严复指出，西洋各国都“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因此，国家强盛，甚为“可畏也”。

严复说：西洋谈论国家治理者都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尊崇帝王者认为，“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把天下当作私产，把臣民视为奴隶。他指出专制国之兵败于民主国之兵的必然结果：“窃尝观之西国矣，大抵民主之兵，最苦战而不易败，得能者为将，则当者皆靡，如华盛顿之自立与拿破仑之初起是已……真实民主之国，其兵所以最强者，盖其事虽曰公战，实同私争，所保者公共之产业国土，所伐者通国之蟊贼仇雠。胜则皆乐而荣，败则皆忧而辱，此所以临阵争先，虽挫而不溃也。……独至主尊将贵，邈然不亲，招以利而用以威者，民之应募而为兵也，如牛马然，其心固漠然无所向，迫于饥寒，觑数金之口粮以为生计耳。至于临阵之顷，于其上非所爱也，于其敌非所仇也，一军未破之时，顾法重不敢去耳。然而有时而可用者，则必内地之战争，前有城池掳掠之获，后有官职保举之优，有一不存，其兵皆废。”

其次，严复认为，中国要谋富强，应该效法西洋。他指斥自秦以来的“君”(皇帝)都是“大盗窃国者”。“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窃了国，怕民知觉，又行愚民政策。他希望清朝廷仿效英国，使民“自为”治理国家：“陛下惟恭已无为，顺民所欲，而数稔之间，吾国固已强已富矣。彼英国之维多利亚，不过一慈祥女主耳，非所谓聪明神武者也。至若前主之若耳治，则尤庸暗非才。然而英吉利富强之效，百年以来，横绝四海，远迈古初者，则其民所自为也。”他指出，“天下未有民权不重而国君能常存者也。”

严复说：“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今使其人目略识旁行之文，足稍涉欧、美之地，则闻闻见见，将无所谓而不然。彼中三尺童子皆知义务民直为何等物也。至于发明伦理治法之书，则于前数者之义为尤悉。”士生今日，如果不读西书、不治新学则已，如果读西书、治新学而乃取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之说而绝这，这是大笑话。

再次，严复强调“民质”在实施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严复认为，民主要建立在民能自治的基础民要有政治觉悟、政治能力。严复所说的“民质”，就是民力、民智、民德的高下。民主的程度要与“民质”的水平相适应。由于两千多年专制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使中国“民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