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赏析

第一节蒲松龄的生活和《聊斋志异》的创作

清代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后阶段，是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古典小说发展的总结期。代表这高峰和总结的是两部伟大的作品，一部是《聊斋志异》，一部是《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总结，《红楼梦》是古代长篇小说的总结。

唐宋以后，古代小说的发展出现了文言和白话两途，白话小说以其语言的通俗和内容的贴近现实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在唐传奇的高峰以后，文言小说虽然代不乏作，数量亦相当可观，但是有影响的传世佳作却非常少。宋代“说话”艺人总结他们的艺术经验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这里的“话”是故事的意思，但无疑也包含了语言的因素在内。《聊斋志异》的语言用的是相对比较典奥的文言，远不如白话小说那么通俗，但它在中国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却几乎同古代通俗的长篇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相媲美。这说明，《聊斋志异》在思想艺术上有足以克服其语言障碍的独特成就。

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虽然写的大多是一些花妖狐魅的故事，充满奇思异想，但它却深切地反映了现实的社会人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这是它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又都是同蒲松龄的生活遭遇、生活体验和文化素养分不开的。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淄川(今属山东淄博市)人。他出生的村庄原名满井庄，村口有一眼泉井，泉水清澈四溢，四周翠柳掩映，他因自号柳泉居士。他生活于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个黑暗腐朽的时代。连年的战乱和自然灾害，加上繁重的科税和贪官污吏的敲剥，使广大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这都是他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自然会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蒲松龄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却功名不显的家庭。父亲蒲槃虽然弃儒经商，但他广读经史，学问渊博，在思想和文化教养上都对蒲松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蒲松龄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曾写过一篇《循良政要》的文章，针对时弊，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政治措施。他自幼聪慧好学，19岁时就连续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了秀才，并且得到山东学道、清代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在当地很有文名。他热衷功名，热切地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进人仕途，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但考了几十年却连一个举人也没有考中，直到72岁时才援例被拔为岁贡生，但这时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科举考试的热衷和失败，使他对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和腐败，以及落第士子的内心痛苦，都有极为深切的体验。这就使得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成为《聊斋志异》的重要内容。

蒲松龄的一生，绝大部分是在山东农村度过的。但在他31岁那年，曾经有一次南游的经历。这就是他应同乡好友在江苏扬州府宝应县任知县的孙蕙的邀请，到那里去做幕宾。幕宾相当于今天的私人秘书，在封建时代就是替人捉刀的文犊师爷。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离开山东农村，也是他足迹最远之处。他应幕到南方，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为了生计；二是因为岁试和科试都不得意；三是出于朋友的情谊。孙蕙，字树百，比蒲松龄大9岁，是蒲松龄的同乡好友。在淄川是个富室，家中有园林，堆岩布壑，有山有水。这次南游的时间，是从1670年秋到1671年秋，即蒲松龄31到32岁。主要是在宝应，1671年元宵节后曾随孙蕙游扬州。这年三月，孙蕙调署高邮州(今江苏高邮县)，蒲氏随往。做幕宾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单调的，主要是替孙蕙起草书启、呈文、告示等。他后来将这些代人捉刀的文稿抄订成四册，题为《鹤轩笔札手稿》。他同孙蕙虽为朋友，但毕竟有主宾之分，蒲松龄不免时时

有寄人篱下之感，加上他时时惦念着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刚一年时间就辞幕返回故里了。

这段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且生活很不得意，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开阔了他的眼界，陶冶了他的性情。他在《南游诗草》中写了不少描绘江南山水的诗作，如《泛邵伯湖》、((扬州夜下》、《与百树论南州山水》、《夜登维扬》、《河堤远眺》其四、《泰山远眺》(此泰山系指高邮泰山)等。江南自然山水对蒲松龄创作的影响还不止于精神上的陶冶，对他《聊斋志异》的创作也有直接的意义。某些作品中对江南乡村景色的描绘，就同这一时期的生活体验分不开。如《王桂庵》一篇中，写王桂庵在镇江所见柴门疏竹、红丝(即马樱花)满树、红蕉蔽窗等景色，显然都是江南所特有的。如果作者没有这段生活作基础，不可能写得如此逼真如画，富于生活气息。

其次，是深切地感受到即使在号称富庶的南方，人民的生活也是同样悲惨，社会矛盾也是同样尖锐的。他在这时期所写的诗中，以同情的笔墨表现了高邮人民所受的水灾之害。城北的清水潭，在运河堤旁，地势低洼，河水常常决堤酿成灾害。他在《清水潭决口》一诗中写道：“河水连天天欲湿，平湖万顷琉璃黑。……东南溉溉鱼头生，沧海桑田但顷刻。岁岁滥没水衡钱，撑突波涛填泽国。朝廷百计何难哉!惟有平河千古无长才。”他对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和不关心民生疾苦，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在《夜坐悲歌》一诗中，他抒写了在人民遭受水灾时内心的痛苦和优闷：“黄河骇浪声如雷，游人坐听颜不开。短烛含愁惨不照，顾影酸寒山鬼笑……但闻空冥吞悲声，暗锁愁云咽秋雨。”在夜深空冥之中，作者听到的，除了惊涛骇浪如雷的吼声，就是受灾人民的饮泣吞悲之声，这声音是这样的凄凉哀怨，以致使得愁云暗锁，秋雨也硬咽了。作者的感触是多么的深切，同情又是多么的深厚。反映南方人民的疾苦，表达自己优愤心情的作品还有不少，如《再过决口放歌》、《养蚕词》、《牧羊辞，呈树百》等。而另一方面，却是王孙公子醉生梦死的享

乐生活，他在《贵公子》四首中摄下了与上述情景形成强烈对比的镜头：“斜阳归去醉模糊，酣坐金鞍踏绿芜。落却金丸无觅处，玉鞭马上打苍奴。”（一）“夜半梧桐隐玉钩，朱门挽辔系骅骝。两行红烛迎人人，一派笙歌绕画楼。”(其二)人纯是客观的描绘，没有一句议论，也没有一句斥责，但与上列诸首一对比，作者的愤懑和爱憎感情，就非常鲜明强烈地表现出来了。包括南游的这一年在内，蒲松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人民的苦难和血泪，以及由此产生的满腔的优愤，便成为他创作《聊斋志异》重要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

幕宾的身份还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封建官僚，并熟悉官府的种种黑暗内幕和政治腐败。从他代孙蕙写给上级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政治黑暗之一斑。如他为孙蕙所写的《二月念四日上布政司书》，这封信是因上级委任孙蕙兼管高邮印务，而孙蕙婉转辞谢而写的，信中历数了为官之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吏治的腐败。又《拟请拨补驿站上巡抚书》，信中谈到驿站的经费不足，就因为官吏的敲诈勒索，那些“意外飞差”，本来是“不用夫马”的，“亦多为需索，以便按其数目，折而人之腰橐，稍拂其意，呵骂不啻奴仆”，这使得孙蕙苦不堪言。蒲松龄在信中写道：“卑职之苦累，真有心可得而会，口不可得而言者也。”这虽是替孙蕙代笔，写来却有切肤之痛，显然也是包含了蒲松龄本人目睹身历的生活体验在内的。又如《十一月十七日与淮安(知府)王克巩》，信中向知府呈述了一群恶徒借知府之势，“怒如虎狼”，“目无王法”的情况。从《聊斋志异》反映政治黑暗的篇章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从生活中直接得来的鲜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