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认识论一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但学界在对该问题域的理解与研究几经嬗变之后，似乎陷入了“长期的沉寂”。当我们静下心来回顾这段坎坷的认识论之旅时，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教科书经常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之前或其之外的认识论成果来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独特核心逻辑进行“危险的增补”(德里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现成存在的认识论，所以反而没能真正明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依托于对传统认识论的历史观革命，才摆脱传统唯物主义和近代哲学的影响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极为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和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仍需要我们重新还原与再度发现。

一、认识论的回顾

认识论问题成为新时期伊始我国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呈现出三个亮点:第一，把作为过渡环节的认识论突出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主导结构，使其从部门哲学上升为总的哲学体系，从而实现了从本体论主导到认识论转向的新体系。第二，与原先第一性、第二性的等级不同，把传统教科书中思维—存在的反映论模式转变为突出人的主体性、实践的根基性的，以主客体辩证统一为主轴的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融为一体的哲学逻辑。第三，通过大量引进苏联哲学界和“二战”后西方心理学、认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受李泽厚先生的康德主体哲学研究以及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大影响，实现了从以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为代表的传统意识论向以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为主要借鉴的建构认识论的转变。其间，涌现出一批颇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以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最为著名。在这部被时人评价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1]的哲学教材中，作者们参考苏联东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打破传统自然物质本体论和自然辩证法、历史观的等级制、条块式的分割，用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分立、转化和统一的辩证方法论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亦可说是人化自然本体论)、主客体统一辩证法和主体建构客体与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当然，这部理论深度在当时无出其右的教科书由于受成书时间、团队成员等多种因素影响，也留有遗憾与发挥余地:它还未来得及完全突破苏东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窠臼，也未能完全克服或消解传统教科书中隐性的近代唯物主义基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构建新的统一体系的强制性(“夹生性”)特点。自然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所代表的主客体统一的认识论哲学，也就逐渐被追求人的主体性解放的辩证法和历史观所取代，直至最后变成了人学诉求。作为高清海先生的学生，孙正聿先生继往开来，他所主张的前提反思性哲学理论其实已经彻底突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而开创了一条通过回归德国古典哲学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之路。高先生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孙正聿先生则自称是“离经而不叛道”。他在《哲学通论》及其他相关著作中，通过重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论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反映论推进至反思论，指出晚年恩格斯所强调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意识两种实体相互作用或决定—反作用的模式，而是反思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命题，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想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第二个经典范式是以从笛卡尔到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主

体建构客体的认识论革命;第三个经典范式就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历史观革命为导向的从思辨的反思的意识哲学往实践的存在论的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近代认识论更不是古代本体论，而是实践的历史的存在论[2]。转向存在论、实践论、价值论固然大笔如椽般地把认识论哲学作为一个既有形态予以“超越”了，但也似乎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问题:把认识论作为近代哲学的一种形态和哲学史的一个阶段，进而认为马克思哲学不仅超越古代本体论而且超越了近代认识论，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暂时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认识论的理解与探索。

二、发展与偏差: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理解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在重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历史关联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了费尔巴哈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理解，认为只有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第一性问题之后才能进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在坚持反映论的基础之上强调实践和工业的基础作用的辩证的彻底的可知论[7]。恩格斯的表述有着不可磨灭的经典意义，但其中也隐含着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第一，他没有清楚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近代唯物主义反映论之间究竟是“继续”还是“突破”的关系;第二，恩格斯对《提纲》中“感性的、实践的、能动的”唯物主义主体论原则，做了极大程度的科学化和实证化理解。在普列汉诺夫再次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基本问题提出来之前，恩格斯的这两个问题并没有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所重视。作为普列汉诺夫最优秀的哲学学生，写作《唯批》时的列宁虽然意识到辩证法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作用，但还是将其放在一个次要的补充位置上，仍然强调从物质到思想与从思想到物质的对立，直至在后来的辩证法转向中，列宁才突出了辩证法与认识论的关系并指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之间的统一。不过，列宁终究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更没能清楚地呈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面貌。他虽然看到了辩证法与认识论的高度统一却没有揭示认识论与社会历史批判的内在关系，这就直接导致了后来的苏联教科书体系将认识论当作从本体论辩证法过渡到历史观的最后一个环节[3]。现在看来，那种把认识论置于历史观之前、之外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显然是“前马克思主义”的。

三、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重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努力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者，卢卡奇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批判异化物化统治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总体性与历史性原则，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害不是对物的客观反映及其实践改造，而是对物化的伪客观、伪具体世界的批判与透视;不是对专业化、工具理性化的抽象物碎片的分析与解释，也不是如实证主义那般天真地相信一个物理事实的价值中立世界的存在，而是对人所创造、支配的物的关系反过来统治人的历史起源的考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终出路就是对颠倒的总体抽象物的历史透视与辩证想象[4]。然而，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后期卢卡奇半是自觉半是被迫地改变了《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经典观点，主动放弃了主体向度的历史认识论和历史辩证法的追求，转而构建与苏联教科书体系相调和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途径转向非理性的浪漫哲学道路上，走向神秘悲观的本雅明式的审美救赎，直至哈贝马斯所开创的交往伦理实践范式取代生产和革命实践逻辑的重建之路。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中试图通过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传统以重建社会批判理论之理性哲学传统基础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在《认识与兴趣》等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延续的是先验理性批判的哲学批判传统，马克思正是通过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取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验形式批判[5]，使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