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

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2005年11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举行了新版《鲁迅全集》首发式。

这是《鲁迅全集》第五种版本。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前后五种版本的情况。

第一种是1938年上海复社出版的二十卷本。

复社是郑振铎、胡愈之这些文化人自己集资办起的一家小出版社，资金不多，要出版这样大的一部书很吃力。

正好不久前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畅销书，赚了一笔钱。

另一个办法，是由蔡元培、宋庆龄出面，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订户。

普及本每部定价才八元，而纪念本却是五十元（甲种）、一百元（乙种），集资不少，这书才得以印成。

这书署名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实际是由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定出方案，具体编校工作，是谢澹如、唐弢、柯灵等人做的。

这部《全集》，收入了鲁迅自己编印的全部著译的单行本。

他最后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及其“二集”，编成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印行，这次也编入《全集》第六卷。

这一卷中还有《且介亭杂文末编》，是他1936年的文集，由许广平编定的。

在编辑意图上，本版《全集》还是尽量求全。

散见于报刊上而未经作者编入单行本的文字，收集起来编为《集外集拾遗》收入第七卷，译文编为《译丛补》收入第十六卷。

鲁迅辑校的古籍，已出版的《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还有早年木刻印行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加上曾经想要付印而没有成功的《嵇康集》和《古小说钩沉》，都收入了本版全集中。

他所辑校的古籍当然远不止这五种。

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就有六大函四十九册六十二种。

从这些手稿中可以看出，鲁迅所做的工作多少不一，有些不过是抄录，当时不都收入《全集》是适当的。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将这些另行整理为四厚册出版了。

这部《全集》没有收入书信。

这些散在收信人手中的书信，征集不易。

直到1946年，许广平才将已征集到的855封书信编为《鲁迅书简》一书出版。

这部《全集》也没有将完好保存在许广平手中的鲁迅日记编入。

这就造成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日寇占领上海期间，许广平一度被捕，抄家时这部日记也被抄走，发还的时候就少了1922年这一本。

除了缺少书信、日记这两大块之外，其他内容也并不完全，以致后来唐弢编了《鲁迅全集补遗》及其“续编”。

编印这部《全集》时，人手少，时间紧，工作不够细致，编校工作中错误不少。

后来孙用写了《鲁迅全集校勘记》和《鲁迅全集正误表》这两本专著。

万事起头难。

这是《鲁迅全集》的第一个版本，尽管错误缺点不少，但它在收集和传布鲁迅著作方面的巨大贡献是不能抹煞的。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这是鲁迅作品最权威的版本。

这个版本在上海先后印过四次，1948年在大连解放区光华书店还根据这个版本翻印了一次。

1956年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冯雪峰的主持之下开始出版《鲁迅全集》十卷本。

这年10月，出版了第一、二两卷，其余各卷陆续出版发行，到1958年才出齐。

由冯雪峰为首的“鲁迅著作编刊社”主持其事。

后来编刊社由上海迁北京，成了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主要成员有孙用、林辰、杨霁云、王士菁等人。

比起1938年版的二十卷本来，这个十卷本的不同之处是，一、只收著作，不收翻译和辑校的古籍；二、增加了注释，成了第一个有注释的《鲁迅全集》；三、将书信编入了《全集》。

至于日记，虽然没有编入《全集》，却也采用跟《全集》相同的装帧版式同时出版，配套发行。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对正在运作的《鲁迅全集》十卷本造成了明显的影响。

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了党籍。

读者只要拿“反右”之后出版的七、八、九、十各卷跟以前的几卷比一比，一眼就可以看出工作马虎草率多了。

比如《集外集》附录《〈奔流〉编校后记》十二篇，十卷本只作了12条注，分别注明本篇见于某月某日出版的某期《奔流》，涉及内容的实质性注释是一条也没有。

而在后来1981年版的十六卷本和2005年版的十八卷本中，这一部分的注释都是174条，近一万七千字。

“反右派斗争”还改变了十卷本的编辑方案。

原来已在第一卷上的“出版说明”中宣布，要“收入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的。

冯雪峰被打倒之后，周扬就趁机将鲁迅那许多批评了他、批评了“国防文学”口号的书信全部抽下。

在第九卷的“出版说明”中，说是对鲁迅的信件“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

就这样，在当时已经收集到的1165封信中只编入334封，还不到百分之三十。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清算周扬，这件事成了指控他的罪行之一。

鲁迅的那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是批评周扬、批评“国防文学”口号的，却不能抽掉，于是就在注释上做文章，强调是冯雪峰“执笔拟稿”，说他“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

就用这种手法，既否定了鲁迅的这篇文章，又由已划为“右派分子”的冯雪峰来承担责任。

注释方面所受到的影响，还可以举《我的种痘》一篇为例。

文中提到丁玲，注释就说：“当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盛传她在南京遇害，还没有知道她已变节。

”其实，早在延安时期，1940年10月4日由陈云、李富春签署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审查结论中就已肯定：“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可是这时她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批判右派分子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不顾这一审查结论，又说她已变节，十卷本的注释就这样写了。

十卷本所受政治的影响还不只这些。

例如《南腔北调集》中的那篇《〈竖琴〉前记》，其中说到当年在苏联一度颇为活跃的“同路人文学”，十卷本就删掉了“托洛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

这就把鲁迅的文章改得与事实不符了。

因为“同路人”这个提法，最初是托洛茨基提出来的，他的《文学与革命》第二章的题目就是“革命的文学同路人”。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这部符合周扬意图的十卷本又受到批判了，不能重印。

为了印制一种可以送给国宾的礼品，决定重印一批1938年版的二十卷本。

不同的是：第一，改用简体字排印；第二，对于书中原来所收《王道诗话》等十二篇瞿秋白写的杂文，加了一条“新注”，说明这些篇是瞿秋白“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包括鲁迅的某些观点”，“经过鲁迅的修改”，以表明让它们继续保留在《鲁迅全集》中的理由，免得被姚文元辈下令抽去。

对于这一版，应该提到的是：它是由敬业而细心的孙用负责校对的，在各版《鲁迅全集》中，这是校对最精的一版。

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六卷本《鲁迅全集》。

参加过十卷本编辑工作的老专家孙用和林辰又参加了十六卷本的工作，他们的意见深得同事们的尊重。

做具体编注工作的，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王仰晨、李文兵、陈早春、张伯海、何启治、王永昌等人，还从外地借调了许多人员，例如蒋锡金、郭豫适、陈子善、包子衍、王自立、马蹄疾、应锦襄、陈琼芝和朱正等人。

1980年最热闹的时候，社内及社外共有三十多人同时工作。

比起十卷本来，这一版的编校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

一是书信、日记全部收入。

二是没有删改鲁迅原文的事了。

三是注释增加了许多，好些过去注不出来的都注出来了。

四是校勘更精。

有些文章，在过去二十卷本和十卷本中都有漏排的字句，本版据最初发表的报刊或作者手稿补足了，也校改了旧版的一些错字。

这方面的工作，孙用做得最多。

我也做了一点。

在当时看来，这个版本是做到尽可能地好了。

它荣获国家图书奖的荣誉奖，可说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

在它出版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是鲁迅著作最流行的版本，常销不衰。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资料不断出现，学术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觉得十六卷本应该作必要的修订。

十来年前，学术界就提出了编印新版《鲁迅全集》的问题。

2001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开始《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具体负责，约请了社外十多名专家分卷进行，经过四年多时间终于成书。

这部2005年出版的十八卷本是以1981年版十六卷本为基础的。

比较起来，进步有三个方面：一是内容增加了。

例如十六卷本只收了《两地书》，却以避免重复为理由，不收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而不考虑这些原信在编入《两地书》之时曾作了不少修改，这些修改之处正是重要的研究资料。

本版将这些原信收入，就弥补了旧版的一个缺憾。

本版还增补了《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约十万字，也是极可贵的材料。

其他增补的佚文佚信，例如2003年才在苏联移交中国的档案中发现的鲁迅1936年7月17日致杨之华的信，就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

二是原著文本的校勘。

据统计，这次修订，据原刊和手稿校勘改正的，包括标点在内达一千多处。

这里举两处我自己做的例子，都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面。

一是《弄堂生意古今谈》，文中提到《昭明文选》一书，在以前的历次印本里都误作《晚明文选》，这一版我据原刊及手稿改正了。

同书《“题未定”草（六）》中有一段引张岱《景清刺》的引文，是描写景清刺杀燕王即明成祖未遂的场景的。

历来的印本中都有“跃而询”、“王且询”这样两句，无法同上下文相衔接。

在行刺的现场，要“询”问什么呢？1981年我据手稿影印件校勘，发觉不是“询”字是“讠句”字，即“诟”的异体字，骂的意思。

“跃而讠句”即跳起来骂的意思，这一句讲得通了。

至于“王且讠句”一句，还是讲不通的。

“王”应该是指燕王了，而上文却是说景清的，不是说燕王。

这一回我细看了一种更清楚的手稿影印件，才发现历来被误认为“王”字的原来是“立”字，“立且讠句”，站起来骂，这就可解了。

三是注释的修改增删。

据统计，对十六卷本的注释，作了一千多处较大的修改。

注释改善的例子，这里也举两则。

《译文序跋集》中《〈一天的工作〉后记》中提到绥拉菲摩维支早年曾在《亚佐夫海边报》发表作品。

对于这张报纸，十六卷本的注释只有八个字：“亚佐夫海，即亚速海”。

等于是没有作注。

十八卷本改注为：“即《亚速海沿岸边疆报》，1891年至1919年在罗斯托夫出版。

”这就符合注报刊名的体例了。

如果更准确一点，写作《亚速海沿岸边疆区报》更好些，因为“边疆区”是一级行政区划建制，这个区字不宜省去。

至于出版地点，在“罗斯托夫”之前必须加上“顿河畔”三字，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城市，省写了这三个字，真就“谬以千公里”了。

再举一例。

《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一文中，提到林长民。

十六卷本注释中，除了生卒年和籍贯之外，只注了两个字：“政客”。

十八卷本改注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总长、福建大学校长等职。

”就不再是单纯的咒骂，而有一点实际内容，态度也客观了。

说到十八卷本的成就，不能不遗憾地承认：它远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水平。

二十几年间，学术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指出1981年版校注方面的错误和不足。

按说，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应该得到十八卷本编者的重视，不应该重复十六卷本中那些已经被指出了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