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看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

任红霞（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陕西西安710100）摘要：民间文化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表现出极大的艺术价值，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对巴蜀文化风情和四川方言进行了独特的运用，尤其采用了摆龙门阵的独特写作模式。

但这种模式在主流文学作品中却一直受到冷遇，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到底还是交织相融的，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关键词：《死水微澜》；民间文化；作家文学中图分类号：I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188-02一、《死水微澜》艺术价值的评析李劼人创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体现了浓郁的成都特色，熔地方色彩与生活情调于一炉，运用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生活体验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生动的老成都。

其风俗文化、人生百态的描述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虽然在《死水微澜》这部小说中没有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直接的描述，但是透过小说中的各个人物的命运改变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一）对民俗风情的市井般描绘在《死水微澜》中有大量对川西特有的地方民俗风情的描述，对蜀地特色饮食文化、人物的穿着打扮、民间的宗教习俗、传统的红白仪式、各城镇及其建筑的沿革等各个方面都有涉及。

例如，邓幺姑通过韩二奶奶之口了解成都，作者大量描述了成都的文殊院、会馆和名小吃等等。

又如，天回镇的赶场景象，整整用了三千多字对这一盛况进行描述，对活猪市、米市、家禽市到各色小市摊子逐一介绍。

再如在天回镇的细节描写中选取的是最为日常的场面，具体有“镇的两头，不能例外没有极脏极陋的穷人草房，没有将土地与石板盖满的秽草猪粪，狗矢人便。

而臭气必然扑鼻，而褴褛的孩子们必然在这里嬉戏，而穷人妇女必然设出一些摊子，售卖水果与便宜的糕饼，自家便安坐在摊后，共邻居们谈天做活”。

穿插在其中的俗语尤为出彩。

对比观察同为川籍作家的巴金，则可以看出，在巴金的作品中突出表现了空间场景描写时间化，从而使得文本叙事时间维度强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消弭了以地域意识为主要特征的空间维度，极大的弱化了地域化的特征。

由此看到，《死水微澜》最突出的特殊性是其与众不同的民俗化特征。

可以说，在《死水微澜》中，作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和融合各体的意识倾向，加之作者对地方民俗的热爱、搜集、整理及保护的热望，于是乎表面相似的民俗描摹在作者的小说中却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价值[1]。

（二）摆龙门阵式的叙事模式在《死水微澜》中，对四川方言淋漓尽致的运用，体现了巴蜀韵味，其中大量使用摆龙门阵的形式可谓独具匠心。

具体来讲，川人将闲聊称作摆龙门阵，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讲究故事的来龙去脉，二是不时夹进相关插曲，三是众人对同一主题或氛围的参与[2]。

在《龙门阵》这本期刊中是这样描述的“于是三三两两，自然而然，聊聊天，摆摆条，进而说说笑，又进而谈谈心，不知话从何处起，也无所谓如何收场。

但觉过眼云烟，一阵清风，身心劳烦顿消，带来轻松愉快”[3]。

可以说，龙门阵是以故事为主，但又不仅仅是故事，它是一种集合主讲人和插话人的集体活动，可以说在龙门阵中是没有听众的，大家都是参与人，相互之间进行对话、补充，自由散漫，没有规章，但乐在其中。

例如《死水微澜》中，写到生猪市场，直接就是一大段关于川猪的知识，体型、重量、饲料，甚至猪圈的修砌方法，防病措施等等的摆龙门阵般的描述。

《死水微澜》里龙门阵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作者叙事的龙门阵模式、龙门阵对小说中人物命运发展的影响以及由这种龙门阵文化所酿出来的龙门阵心理[4]。

正是因为龙门阵这一特殊的描述形式，才为读者展现了一幅丰富、热闹的场景。

通过人物间的摆龙门阵在叙述历史掌故、生活知识的时候，在里面竭尽铺张的能事，用作者饱含历史情感的一支笔来唤起读者参与其中的愿望，因此在抛开叙事的情况下也能够使读者津津有味，也正是随意、散漫的龙门阵形式使读者在不经意间随着人物之口将整个故事的脉络串联起来，从而保障了小说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同时也烘托出巴蜀社会与巴蜀文化的生态气氛。

二、《死水微澜》的沉寂——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的互斥？《死水微澜》问世以来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对李劼人先生的作品研究也寥寥可数，深究其原因，其小说的写实性风格是造成此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实”是世俗中的社会之实，而作者从一个中立的、社会观察者的角度出发，其立场往往不如主流小说一般鲜明，其主要的内容是描绘普通市民的情感、欲望、见识等生活百态，就拿鲁迅笔下的人物来讲，同样是旧中国妇女的形象，李劼人笔下的蔡大嫂是泼辣大胆、不遵循传统道德的形象，而祥林嫂则更多的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形象。

因此，李劼人的作品相较于主流文学具有世俗性、边缘性、质朴性，导致的结果也就是缺乏标志性或是英雄性，这与其诞生的年代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岁月所主导的价值取向都背道而驰。

可以说，我国的现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思想内涵颇为单一，理想化的色彩隆重，造就了《死水微澜》这种过于世俗化的作品是很难得到推崇的，因此《死水微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埋没了也能够理解。

此外，大量四川民俗风情的描绘在吸引读者的同时，其过于民间化和地域化的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读者的接受程度，尤其是以方言为主的大量描述使对川话较为陌生读者很难心领神会，从而影响了其传播和推广的程度，最终使这样一本价值深厚的文学作品受到冷遇。

三、民间文化对作家文学的影响笔者认为如果将文化的层次分为上、中、下三等，民间文化以其特有的市井性会分为下层文化，因此民间文化往往会缺乏文人士大夫的倡导，主要通过普通百姓的创造和传播，也决定了其文化形态有意回避了政治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现实，更多地注意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法社会形态下的生活面貌，它拥有来自民间的伦理道德信仰审美等文化传统，但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而且带有强烈的自在的原始形态[5]。

另一方面通过上述的成因分析，笔者认为，民家文化与作家文学是相互包容、相互影响的关系。

文学来源于生活，而生活中经过长时间的锤炼形成的民间文化是最重要的素材，反之经过文学作品的熏陶和修饰才会使民间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播。

民间文化传达着普通民众的情感，通过文学语言的表达能够积淀民族心理，传达民族情感。

对于作家而言，其所体会和观察到的民间文化必定是经过锤炼而延续下来的，作家在一定的群体中长久的生活，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受到集体无意识的民间文化的熏陶，当这种文化在作家心中形成了一定的积淀之后，必然会在创作中体现出民间文化的痕迹，甚至会在写作模式和手法上采用特定的表达方式和内容。

例如，《死水微澜》中摆龙门阵式的叙述模式，老舍的笔下老北京的胡同、茶馆、京片子，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文化，等等。

下面笔者就选取人物塑造和环境描写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人物塑造中的民间文化对于写实性的文学作品要反应社会生活首先离不开的就是对人物的塑造，小说作品创作的重心就是对艺术形象的刻画。

从人物的典型化方面来讲，民间文化对人物的塑造影响巨大，没有民间文化对人物描写的积淀，那人物的塑造将会缺少活灵活现的表征。

但是人物形象来源生活，又是高于生活，因此，民间文化贯穿到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同时，也需要作家对其精雕细琢，否则人物的形象将变的粗制滥造甚至使人物的形象恶俗化。

就如《死水微澜》中蔡大嫂这个人物形象，李劼人说过，像蔡大嫂这样的农村青年妇女，我看的很多，很亲切，她们的生活、思想、内心、境遇，我都熟悉[6]。

可以说，蔡大嫂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在四川，至少在李劼人生活的环境中是比较常见。

在具体的描绘中，通过韩二奶奶对幼时蔡大嫂的启蒙，使其心气高傲，在气质上接近于成都的城市妇女，后经历一系列社会的动荡和情爱的变化，蔡大嫂的气质也随之发生转变。

例如，少女时期的蔡大嫂在缠足的问题上并非是封建传统思想而是要以此作为晋身城市的本钱，其中邓幺姑的一句话道出了其倔强、叛逆的个性，“妈也是呀！你管的我的，我偏要缠，偏要缠，偏要缠！痛死了是我嘛！”又如，在降生台前，三个小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郝香芸，双方发生争吵，在郝家束手无策之际，蔡大嫂怂恿罗歪嘴等人打抱不平，从而体现了蔡大嫂见义勇为的豪侠心肠。

再如，曾经会追求美好人生的蔡大嫂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浪中的死里逃生之后变得清醒了，意识到情爱并不能维持生活，于是以“活人妻”的身份改嫁顾天成，变成了一个土老财兼教民的续弦。

可以说，在《死水微澜》中，蔡大嫂并不是绝对的正派或是反派人物，对其的形象刻画就是一个普通的四川妇女，其民间性的言语、举止、机遇、甚至是性格的改变都使一个鲜明的、本土化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可以说，正是民间文化下层性的社会特征决定蔡大嫂泼辣、不守妇道的形象，也正是这种民间性的深刻渲染才突出了《死水微澜》的浓郁的地域化、民间化的特点，使得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找到切合点。

（二）环境描写中的民间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环境的烘托尤为重要，民间文化对塑造环境方面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应该说，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环境的衬托，孤立的人物构造将破坏文学作品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具体来讲，环境的生动描绘必须借助于作者所处时代的真实环境，而民间文化所特有的对社会生活原生态的表现有助于对人物活动的场面、背景和景物的生动描写。

同时，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其人物和情节的复杂性决定了需要更多的笔墨来交代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场面环境，如果将民间文化融会贯通于其中将会提升文学作品底蕴。

在《死水微澜》中，对乡镇街道、民间建筑不乏笔墨的描写交代出了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活动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对蔡家杂货店、卧室、灶房等生活起居和家庭摆设等习俗的描写勾勒出人物生活的完整图画，对天回镇赶场的盛况描写渲染了时代气氛。

正是这种不惜笔墨的描绘才使得读者在阅读故事的同时，真正了解巴蜀文化，也更加深了对作品的深刻体会。

总体而言，民间文化孕育于生活，繁荣于市井，是作家文学取之不尽的素材，也正是作家文学的提炼才使得民间文化能够以更恰当的形式存在。

四、结语成都平原物产丰足所养成的人文性格，成都市区那众多名胜古迹等文化美学积淀物的熏染刺激，市井茶楼酒肆中的说书、道情、清音等民俗艺术的影响，铸造着李劼人的艺术个性[7]。

作者以清醒的地域乡土文化意识准确而凝练地描绘了巴蜀社会形态和生存方式，也正是现实性的描绘，借用巴蜀的状况透视了社会人生、人的社会复杂性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从而体现出作品的深刻内涵。

像《死水微澜》这种融民间文化与文学作品的独到之作，使民间文化不再隔离于文学之外，而是在字里行间体现其独特的乡土气息，既没有矫揉造作之感，也能突显作品的写实性。

这也促使了吾等后辈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要将生活融于创作，不断揣摩、观察，在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之间寻求切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