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

非正式制度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李建明、赵常庆2011-03-12 20:32:22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6期【内容提要】简介非正式制度理论,认为该理论同样适用于政治制度变迁过程。

从俄罗斯社会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以非正式制度理论作为工具,分析非正式制度对俄罗斯政治转型的重要影响。

通过分析非正式制度理论在俄罗斯的表现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俄罗斯政治转型为何困难重重。

俄罗斯现代民主政治改革方向虽然不可逆转,但必须沿着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方向进行,这样才会降低改革成本和提高改革效率。

俄罗斯要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不但要进一步完善正式制度的建设,还要强化非正式制度对此的适应和改变,最终达到二者的相容。

【关键词】俄罗斯非正式制度政治改革【作者简介】李建明,1981年生,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

(沈阳110033);赵常庆,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100007)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走上了政治转型的道路。

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都试图以西方为楷模改革苏联和俄罗斯的政治体制,结果却带来了苏联和俄罗斯政局的混乱。

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叶利钦的改革使俄罗斯联邦也濒临解体的边缘。

总的来看,改革并不顺利。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为何如此艰难以及对改革绩效的评价,俄罗斯各界和国际社会皆评价不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C.North)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改革进程同“非正式制度理论”联系起来,将这些国家制度变迁的低效率归咎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此说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这是因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思路,用非正式制度理论分析现实问题,提出深层次的一些原因。

目前用非正式制度理论分析俄罗斯经济有之,而用于分析政治转型虽有学者做过理论尝试,但实证分析很少。

本文旨在借助非正式制度理论,从传统文化、习俗和民族性出发,对叶利钦和普京时期的政治改革的影响,进行尝试性分析。

一非正式制度与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理论联系一般来说,制度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

“内部规则是由社会成员在长期交往中通过文化及传统代代相传而逐渐演化形成的;外部规则是由组织制定并强制组织成员遵守的,非正式制度包含在内部规则中。

”[1]制度是指维系社会存在的游戏规则,它们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构成。

正式规则系指成文法、普通法和规章制度等,非正式规则系指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等[2]。

可见,正式制度是由人们自觉有意识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和规则,而非正式制度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自发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

这就是说,除正式制度外,非正式制度对于制度变迁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制度变迁的过程总是受到正式制度变化与非正式制度变化的双重影响,是这两种制度形式统一和互动的过程和结果。

在非正式制度的构成要素中,意识形态居于核心地位,发挥主要作用。

意识形态会影响人们的主观偏好、左右人们对自身利益与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它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准则[3]。

如果制度变迁过程同人们关于“正义”、“公正”的观念相吻合,使人们对制度变迁过程具有认同感,人们就愿意参与、支持这个过程,并为此暂时放弃某些个体利益。

反之亦然。

在非正式制度中可以和意识形态相提并论的只有“习惯”。

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习惯就是在没有形成正式制度的地方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作用[4]。

习惯是长期的历史文化演变的结果,是社会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

对于政治改革而言,在正式制度形成之前,意识形态和习惯在发挥规范国家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作用,而在正式制度产生之后,非正式制度又为正式制度提供合法性以及在正式制度所不及之处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

这一点对于政治改革的实际意义,是以较低的成本换取制度变迁的成功[5]。

这种情况在俄罗斯政治变迁中得到了证实。

非正式制度的状况及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正式制度变迁是否顺利和成败。

这表现为,第一,一次通过“震荡(剧变)”进行的制度变迁能否收到预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方向是否同非正式制度的自发演变方向相一致,是否有后者的相应变化和配合。

第二,正式制度的形成往往从点到面,通过非正式制度的量的变化推动制度发生质变。

第三,由制度非均衡引发的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实现制度均衡。

制度均衡意味着正式制度的最佳提供与非正式制度具有相容性,一旦背离这种情况就会出现社会摩擦甚至动荡以及正式制度作用变形的“制度畸形”。

能否运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理论解释俄罗斯政治变迁呢?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搞清在俄罗斯政治变革中,正式制度与存在于俄罗斯本土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差异性。

这主要涉及四对关系,即:横向制度体系与纵向权力体系的关系、制度立国和强者治国的关系、公民社会和国家作用的关系以及政治变迁方式选择问题。

下面简述这些关系并回答其适应性问题。

二俄罗斯政治与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诺斯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式制度安排必须同这个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相协调。

俄罗斯很长时间经济改革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两者不协调。

不过,诺斯并没有将这一点延伸到纷繁复杂的俄罗斯政治和社会领域。

俄罗斯非正式制度构成中的历史文化因素和民族性是在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它与自“基辅罗斯”以来的正式制度相辅相成。

这种正式制度的特点就是一直延续到苏联时代的专制和集权、森严的社会等级、国家对社会和个人的严格控制、统治者的至高无上以及相当长时期内对东正教的信奉。

在此背景下,形成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非正式制度,具体表现在:第一,俄罗斯民众普遍接受的“国家观念”。

国家在俄罗斯是至高无上的。

国家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主动、积极和控制的作用。

任何政治变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是社会利益的创造者和保护者,是正义和公平的化身。

以此为基础,在民众中便形成了对国家的“臣属意识”和以国家强大为骄傲的强国意识。

另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和社会及个人的分离,国家游离于社会和个人之外。

第二,在强大和无所不能的国家面前形成的社会和个人对权威的依赖性和服从。

国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中心作用和强大的官僚等级体制,造成了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社会心理和习惯,就是对权威的依赖性和服从。

沙皇时代,民众对沙皇和村社服从和依赖,苏联时期工人对组织和工厂依赖、农民对农庄依赖等。

同样出于这一心理,造成了在上级羽翼庇护下做事积极性不高和善于逃避责任的消极后果,直接影响到了社会发展和进步。

第三,长期的人治过程中形成的“法治的缺失”。

在俄国,长期忽视法律制度的作用,往往以道德代替法律。

这一特征的文化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与西方“拉丁—罗马法系”不同的“希腊—拜占庭法系”。

在俄罗斯历史上,在规范人们行为的约束机制中,习惯法永远比成文法占据重要位置。

良心、正义、公正在俄罗斯人的价值体系中就占据了中心位置。

而对于实行法治的国家而言,能使民众平等、平均和平衡的政府,往往被认为是好政府,会获得民众的支持。

当然,法治的缺失作为特殊的一点,从苏联时期已经有所改善,尤其是到俄罗斯独立之后,宪政体制改革更加充实了这一点。

不过,习惯的稳定性使它作为非正式制度还是在影响着俄罗斯社会的发展。

第四,对于强者或权威的崇拜。

俄罗斯自立国以来形成的专制制度和森严的社会等级体系,使俄罗斯民众形成了无条件依靠和服从国家和权威的心理,而且在这样的政治体制内,统治者就是人格化了的国家,国家的至高无上,造成了统治者及其权威在俄罗斯社会内部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又因为国家是社会正义的代表和利益的维护者,便形成了民众对强者和权威的崇拜。

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存在造成了俄罗斯国家发展总是与加强中央集权和出现强力君主联系在一起,至今也不例外。

第五,在民族发展中遗留下来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好走极端、易冲动和爱幻想。

俄罗斯民族出现在东欧平原一隅,没有天然安全屏障,经常成为其他民族侵扰的对象。

因此,在形成迁徙式生活方式之后越来越明白,保存自己最好的方法不是防守,而是直接对外进攻。

其思维方式也是喜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广袤的地理空间和严寒的自然气候使其社会特质中包含一种强烈而固有的‘革命’意识: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

“对自我历史的坚决否定和对另一条道路的盲目轻信是其社会特质的昭然反映”[6]。

所以,好走极端和易冲动伴随民族发展延续至今。

而对东正教的信奉以及沙俄和苏联时期的强大使俄罗斯民众喜欢幻想,不善于踏踏实实地工作,将理想变成现实。

这一点已经得到俄罗斯各派心理学家的公认。

三非正式制度与俄罗斯政治变迁的辩证关系实践表明,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在国家制度演进中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辩证互动的关系。

日本学者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一种内生性的博弈规则。

当社会中的某些理念被参与者共同分享和维系,并且具备了足够的均衡基础时,这些理念就会演化成制度[7]。

制度变迁就是寻求一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平衡,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体制的博弈均衡。

迄今为止,俄罗斯政治改革仍在进行。

俄罗斯政治改革的难点主要表现在,制度变迁的方向和形式都是与独立初的公共偏好和价值追求相适应的,希望建立一种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政体。

可是人们看到,当这种体制建立起来后却不能作为有效的制度推动经济改革和国家发展,甚至使国家出现了“邦联化”倾向,严重偏离了改革的初衷。

在此过程中,新制度不但没能发挥作用,有时还成了一些利益集团牟取私利的手段,国家付出了巨大的改革成本却几乎毫无所得。

从理论上说,这是俄罗斯要实现横向制度体制社会,达到制度立国和建立公民社会的改革目标与本身固有的纵向权力体系实质、强者治国和国家至上的非正式制度相脱节、不相容的结果。

叶利钦时期,对于民主制度的追求完全同俄罗斯人特有的情绪化、易冲动和爱幻想的性格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在苏联解体、全民公决和总统大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八一九事件中,叶利钦振臂一呼便应者无数,苏联大厦瞬间崩塌。

如果没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没有冲动的情绪影响,而是按照一般正规的程序进行谈判,其解体过程不会如此简单和高效。

俄罗斯人情绪化、易冲动的特点,在政治改革遇到困难、经济改革受挫,福利受损、转型成本增加时,仍然在起作用,民众仍停留在对西方社会的美好幻想而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政府的承诺中,1994年的全民公决表明这种社会心理使公众保持了对总统和政体的总体信任[8]。

而对于俄罗斯超级总统制的建立,民众也给予了默认甚至是支持。

1993年10月“炮打白宫”事件的发生,不能不说与其好走极端的传统性格有关。

之后,12月12日通过的新宪法确立了超级总统制,使总统拥有巨大的权力,而议会则扮演了并不重要的角色。

“超级总统制”表明了叶利钦对权力的崇拜和对俄罗斯固有的“国家至上”原则的运用,但正是这种畸形的总统制是与俄罗斯的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所以得到了民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