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的功与过

洪秀全的功与过

一、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对动员群众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起了重要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其后写的《原道救世训》、《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为太平天囯起义作好了思想舆论准备。经数年努力，洪秀全在杰出的农民领袖冯云山的帮助下，拜上帝会得以迅速发展，为金田起义奠定了基础。

二、从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陷落前夕，洪秀全领导了这场农民起义的全过程，历时14年，势力发展到18省，先后攻占600多座城市，给了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四、颁布革命纲领。前期，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改变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社会的措施。其内容表现了农民反封建的要求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强烈愿望。纲领内容的完备性和深刻性，使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

1859年颁布了洪仁玕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写的《资政新篇》一书。这是后期太平天囯的重要政纲，说明他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较同时代的地主统治阶级思想开明，眼界开阔。

作为太平天囯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严重错误也是不可忽视的。洪秀全的错误主要在于：

一、定都天京后，封建意识与日俱增，等级观念、享乐思想尤其突出，严刑酷法，倒行逆施。洪秀全在天王府深居简出，严重脱离将士群众。在太平天囯革命政权向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政权蜕变的过程中，洪秀全起了特别恶劣的带头作用。思想作风上的质变，使其愈往后，完全变

为一个封建帝王。天京内讧就是领导集团内部这种封建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太平天囯后期，为防大权旁落，洪秀全一反前期用人路线而“用人唯亲”，形成一个排斥异姓的洪氏集团，使得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给太平天囯内部带来致命危机。石达开是太平军最优秀的统帅，所部又是太平军精锐。他德才兼备，深得全体军民拥戴，天京内讧之后，他是唯一能团结群众辅佐洪秀全重振国势的人选。然而，洪秀全猜忌他，用安、福二王挟制和排挤他。因此，石达开出走，致使太平天囯出现分裂局面。其后，陈玉成、李秀成打破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京围一解，洪秀全立刻大封王爵，造成后期天国朝政混乱、吏治败坏、军事削弱的局面。

三、洪秀全在内讧之后，更是任人唯亲。首先是他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分别封为安王、福王，让两个老哥掌权，压制、监视石达开。之后洪秀全迫于满朝反对，不得已取消两个昏庸兄长的王爵，还是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再改封为信王、勇王，一直干预朝政。却最受洪秀全信任。天京危急之时，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达执掌。前面说过的洪仁玕，是洪秀全堂弟。因为本家人可靠，又不像两个老哥那样粗鄙，就立马三级飞升。洪仁玕虽然只会纸上谈兵，而且战败犯罪，还是委以重任。堂兄洪仁政，也无功劳和战败犯罪，换个官做，后又封恤王。亲侄族侄十余人，一概封王。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欢，洪临死前不久，封他为前台发命者。

人物性格

洪秀全自幼“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遍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一目了然”，受的是儒家传统文化教育。渴望由士而仕，一举成名，完成由“田舍郎”到“登天子堂”的转变，其家人和族人都对洪秀全抱有极高的期望，洪秀全自己也希望通过科举，谋取功名，光宗耀祖。他曾先后四次（1828年、1836年、1837年、1843年）赴花县、广州应试，然而“初考时其名高列榜上，及复考则又落第。”洪秀全发誓“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自己来开科取士”。从洪秀全发动起义后，采取种种严厉的排孔斥儒活动中，宣称“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

据洪仁玕回忆，洪秀全少年时“两兄助其父耕田，又种些瓜菜，全家食粮由此供给。”。家庭出身的寒微，使洪秀全青少年时代就饱受生活磨难，渐渐产生了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在其发动起义后，低微的出身又常为统治阶级所攻击，“所谓伪天王者，姓洪，深居不出，本广西乞丐。”于是，洪秀全就不断采取措施抬高自己及整个洪氏家族的地位，甚至依靠一个自创的宗教，把自己神化。洪秀全自比为太阳，他的妻子则为太阳月亮。

性情暴烈是洪秀全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天父诗》中有多处反映他发怒生气的情景。如“亮（火）冲起来谁人受，亮（火）不救开烧死该！”“亮（火）起跪求要虔诚，亮（火）未救缩莫起身。”诸如此类的句子，《天父诗》中随处可见。杨秀清也曾借“天父下凡”指责

洪秀全“性气太烈”。洪秀全一旦火起，就会严厉地责罚人，斥责、饿饭、杖责.而且洪秀全性情固执，脾气暴烈如火，根本不给人分辩的机会，他说“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他力图通过严酷的刑罚维持其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

洪秀全缺乏自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日益迷信自创的“上帝”而不能自拔。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中，他信天不信人。广大将士出生入死，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胜利，在他那里变成了“天灵”的结果。因而士气受到严重摧残，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越到后来，他越发迷信，甚至到了丧失理性的境地。天京被困，危在旦夕，李秀成指出城中兵少将寡，提出“让城别走”，他却说“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不自信的另一表现是滥封王爵。从1862年初，封陈坤书为护王始，到10月，封王30余人。1863年4月，封王达90多人。到太平天国失败时，封王达2700余人。

洪秀全无远虑、难把全局，战略、战术上的目光短浅显而易见。起义之初，面对清军的围剿，洪秀全消极防御，不能有效的打破清军的包围和封锁。永安突围后，局面虽有所改观，但太平军仍然是流动作战，毫无定止。攻克武昌后，太平军不是乘胜打击尾随而来的清军江忠源部，终使之成为太平军的肘腋之患，长期摆脱不掉，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发展。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洪秀全等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孙

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他说：“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贬之为寇，而我们4人（指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的志向正如洪秀全一样，那么，我们4人倒成了清廷的‘四大寇’了。”

30年后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引起深入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不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说。杜经国认为：西方的真理就是资产阶段民主主义，洪秀全开始向西方只找到了一个“皇上帝”，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毫不相干。到后期，他越来越倾向于宗教迷信与封建特权，因而更不能转向资本主义。王凡也认为：洪秀全不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他“发动革命所采取的舆论说教是农民意识的反映”，洪秀全的“平等思想并不是随着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这种观念在中国古典经史上早有记述”，它“同西方的平等思想有本质的区别”，洪秀全在政权建制及政治观念方面也是与近代西方背道而弛的。

二、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说。苏双碧认为：洪秀全是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尽管“在洪秀全的思想领域中，既有新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因素，又有浓厚的、传统的封建色彩”，但“他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崭新的农民革命纲领，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在历史的进程中作出了新的贡献，不承认这些，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赞成洪仁玕指出的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的事实。”平军的肘腋之患，长期摆脱不掉，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