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学博士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学博士凯声教授讲座（完整版）今天来到这里，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主办方原来告诉我这是一个与博士生的座谈会。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

现在我把我将要讨论的提纲写在这里，我今天大致依据这四个方面，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即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博士。

今天，在座的都是博士生，在日本，你们被称作博士候选人。

这就是说，你们迈过了通往博士道路的第一步。

其实我自己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有一段时间，我也很焦虑，我也不知道如何成为一名博士，来让我们的老师满意。

所以，今天我想把我的经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同时结合我们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新的遭遇来谈谈我们如何应对。

一、遭遇后现代在最近三年时间，社会变革的步伐越来越快，而且，这种变革正在冲击我们的学习、生活和思维，使得我们不得不去适应这个变化。

在我们的专业领域，这个变化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我们发现，我们习惯的方法、话语，它的解释力已经被消解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解释、如何去适应变革了的社会。

所以我说，我们遭遇后现代。

根据我自己亲身的体验，从小学、初中、高中，然后下乡，一直到我来北师大学习，我学了5遍哲学，但内容大致类似。

以至于我的女儿问我：爸爸，什么是哲学？我只能回答说哲学就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辩证唯物主义等等，是的，我们不能摆脱这些哲学的束缚。

在中国教育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场非常热烈的争论，就是关于教育本质的争论，我自己当时作为一个学生参与了这场讨论，我本科毕业论文做的就是这方面主题。

那么，在这场争论中，我们是如何去讨论教育问题的呢？我们讨论教育是上层建筑呢，还是生产力呢，这种分析思路，源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哲学方法。

我学过5遍哲学，归纳起来，这些哲学告诉我，大致上，我们把社会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经济基础，它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

经济基础之上，就是上层建筑，比如政治、思想、宗教、教育、法律、监狱等等。

我们也很熟知它们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我们见到的教育学课本，都是把教育放到这样一种社会哲学当中进行分析，这样一种二分法，导致了我们会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即教育或者是上层建筑，或者是经济基础。

应该说，这样一种哲学，在很长的时间里很有解释力，可以解释我们社会的很多现象，就是说他是管用的。

人们在一段时间，把哲学看成一种显学，打乒乓球和卖大白菜都要讲哲学。

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初，它遭遇了挑战，那么我们90年代发生了什么，使得这种思维方式不得不发生变化？从九十年代开始，我们终于承认我们社会需要市场，开始建构市场经济体系。

对这一点，我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讨论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当时我自己作为教育法起草人员，参与了这样的教育与市场关系的讨论。

但是，在那时，人们反对把教育与市场联系起来，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一个公益性的事物，市场是不能介入到公益性的领域。

这场争论一直延续了5年之久，以至于到了1995年，大多数人认为，教育仍旧不能进入市场，不能和市场发生关系。

所以教育法第25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

这样一个规定可以反映当时整个教育界对教育的一个基本认识。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成熟，我们社会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缓慢的。

我认为，这个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向多元化的发展。

在计划经济中，整个社会是一个一元化社会，我的一位博士生把它称为“总体性社会”，或者是“一体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承认个体的利益，强调利益的一致性、共同性，比如我们通常说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和个人利益是高度一致的，这句话，在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社会，表明不同利益、不同追求的表达是我们计划经济否定的。

但是，市场经济中，多元化是最基本的需求，买家卖家有多个，它们的追求是不同的，而且可能存在冲突，也可能发生激烈的对抗。

一个好的政府，可能不能同时代表买方和卖方，否则就是强买强卖。

所以一个好的政府，可以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使得社会主体达成和谐。

所以，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新的情况。

比如在教育领域中，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人们从来没有对教育出现这样强烈的表达，比如我们家长对孩子教育的设计，这种迹象非常普遍，这里面其实也暗含了家长的利益追求。

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我在培养我的孩子的时候，我逼迫他去学各种各样的特长，我们难道能说这种要求是错的吗？不能，所以这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新的社会现实使得传统的社会哲学开始失去他的解释力。

传统社会哲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否定了我们社会是由一个不同主体组成的多元化社会。

如果说这个哲学承认有不同利益追求的话，那它就把它解释成为一种阶级斗争，他导致我们遭遇了一系列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去解释教育领域里的这些现象，我们普遍遇到了困难，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一种失语。

教育领域目前有很多话语，比如经济学的话语，如教育产业化等等，还有哲学话语、社会学话语，当然也有我们独特的教育学话语，如素质教育、应试教育，多元化的话语愈演愈烈，那么教育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学科？这些问题的提出，我觉得，反映了教育学领域中存在一种普遍的焦虑，即文化焦虑。

何以见得？大家可以查查瞿保奎先生的《元教育学研究》，这本书反映的是80年代末人们展开的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

非常有意思，在南方的上海，华东师大展开的是一场元教育学的讨论，企图通过教育学本身的反思来寻求教育学的科学性存在；而在北方的北京师大，我们则希望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来寻找教育学的新的生长点，来提高它自身的生长点。

其实，无论是那种探索，其实都体现了一种文化焦虑：教育是不是一门科学，能否科学化，科学化的症结在什么地方？还有，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我们整个社会发生变化，人们也不断讨论新的问题，比如知识问题，人力资本开发问题，全球化问题，终身教育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似乎也在冲击我们头脑中传统的观念，我们很多原有的理论不足以解释新的问题。

比如全球化问题，最初提出的时候，人们欢欣鼓舞，似乎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契机，把它看成一个新生事物。

实际上，很多中国人没有看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前年哈贝马斯来中国做报告，一共做了三场，我听了两场。

在中央党校，哈贝马斯专门讨论全球化问题，尽管哈贝马斯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但他它基本上对全球化持否定的态度。

同样，1997年在意大利召开的千年大会，提出了一个口号：差别同在。

我们的时代，不但要承认差别，而且差别应该是共同存在的。

这是一种与全球化相反的声音。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全球化正在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均值化问题，同一性问题，这些问题正在使得我们社会成为单向度发展的社会。

我们今天的教育学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说，我们正在遭遇这样一个挑战，遭遇后现代的挑战，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去应对，这是我们的责任。

二、用阅读谈提升我们的智慧我在这里简要谈谈我自己的亲身体验。

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焚书运动，第一次发生在秦朝，焚书坑儒，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我是参与了这次焚书运动的，我把好多书烧了，然后就上山下乡，清楚的记得，我们在北大荒看到的只是革命导师的选集和欧阳海之歌，大家可以想见，那时候要能读书是很罕见的。

但这样的环境恰恰培育了我们读书的冒险精神，包括手钞本禁书，比如《第二次握手》，我清楚的记得自己是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看得泪流满面，但接着就受到了批判。

在北大荒，我们的一个住处，在横梁上有一个很大的皮箱，据说这是一个被枪毙的红军上校的遗物。

平时在白天，我们谁都不敢去打开。

在一个黑夜，虽然那个横梁很高，然而我们还是爬了上去，把皮箱子打开，我们发现了一件大衣，同时发现了两本书。

一本是《九三年》，雨果写的；一本是《白痴》，托思妥耶夫斯基写的。

后来我们关上门去读这两本书，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两本书没有，看过以后有什么感受。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在反复听样板戏的过程中去看完这本书的。

我们看后印象很深。

比如《九三年》里的人物，个个是那么有鲜明个性。

第二本书大致是说我们社会正在扼杀我们的个性。

后来我的女儿问我要读什么名著，我给她推荐了这两本书。

我结合这个故事是说，阅读是一种精神，它是一种没有任何功利性诉求的境界。

虽然我自己还有一些很独特的书，曾经也被北京市评过藏书的什么奖，但是现在，年轻时候的那种读书的冒险精神已经不复存在。

所以我想，焚书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一种悲哀，带来的是知识分子无书可读。

但是，今天不一样，你们今天能读的书太多了。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也出版了大量的书，但大多数是名著，不像今天，你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学者，包括水平不高的学者，比如像我这种学者，许多书也充斥其中。

读大学的时候，有时我也与你们一样，老师讲课，我私下读书。

但是我当时读的是名著，是大家写的书，而你们现在面临的境况不一样，因为出书的可能性增大了。

所以我想，阅读需要精选。

“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生活的边界”。

这句话是说，你的生活领域，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取决于我们的语言。

有时一种文化你理解不了。

但是，现在我要把他延伸一下，其实你的阅读的边界就是你的生活的边界。

阅读一本好书，就是觉得遇到了一位知己。

当然也有一些书，你会在经过若干年后，才会发现他的价值。

比如《代沟》，我读了一遍以后，没有读懂作者对于代沟的理解是什么。

后来我在90年代末期，当我开始作青少年研究的时候，脑海里翻腾起来的就是这本《代沟》，这时候我才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作为一代巨人，作者对代际之间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余响。

所以我说阅读能提升人的智慧，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三、学术研究的三大意识我自己做了20多年的学术研究，我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在发生一个变化，这个轮廓至今逐步清晰起来。

最早我的老师说：教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规律，指导实践。

一直以来，我遵循教师的教诲，去寻找教育现象背后的规律。

这是我多年来的追求目标。

但是，20年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过去所说的规律，其实并不是规律。

我们曾经的规律今天都被否定了。

所以我们要去讨论规律是否存在？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主体对世界本身的理解去把握外部世界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我们说“科学”这个词的时候，大致可以看成法国实证主义大师孔德的话，这词诞生至今大约150年历史。

诞生以后，接着就和民主一起风靡世界，所以中国五四时期就有德先生和赛先生。

那么什么是科学？诞生的时候，概念很清楚，科学的概念是与信仰对立的。

孔德说，科学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性质：自然一致性、因果联系性和可重复性。

这就是说，任何一种可称为科学的认识，必须符合这样三个特征。

因此，人们用这样的观点，来划分我们认知的财富。

它完全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来划分的。

那么教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从诞生开始就一直努力于科学自我求证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