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翻译对中国语言及文化的影响

第33卷第5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V ol.33 No.5 2012年5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y.2012

五四时期翻译对中国语言及文化的影响

马婕

（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71000）

摘 要：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翻译推动文化的发展。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加强,“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处于我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时期，是翻译事业空前发展和波澜壮阔的时期，也是中国式翻译理论的大发展和大争论时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中国语言与文化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五四运动”；中国现代翻译；语言与文化；作用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2）05-0142-03

一引言

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翻译推动文化的发展，每一次人类思想史的进步与发展都伴随翻译的身影与脚步。我国翻译史上的几次高潮作为翻译史上不同时期的划分标准，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对中国语言与文化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现代翻译，处于我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时期，是翻译事业空前发展和波澜壮阔的时期，也是中国式翻译理论的大发展和大争论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翻译从孕育新思想和新知识开始，不仅为国人排除语言文字障碍，推动了我国的文学建设，更是促进了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地域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人民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经典著作的译介更是引发了一场文化裂变和思想革命。五四时期翻译的三重追求，即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审美情趣。翻译在承担社会功用的同时，其文学性不再受到忽略，审美情趣也纳入了译者的视野。“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在译介外来文化的同时，也逐步完善了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体系。而译者在翻译的语际间交流和语言转换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对我国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2－04－01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新文化时期翻译特点及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影响”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1CX001）。

作者简介：马婕（1990－），女，河南洛阳人，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学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推动

和繁荣了我国的语言文学创作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不仅扩大了国人的阅读范围和知识领域，而且直接推进了中国的文学改良和新文学的建设。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丰富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五四”特殊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敦促广大知识分子投身于民族救亡和国家建设，文学翻译在“救亡启蒙”的氛围中得以发展、繁荣。

（一）翻译范围扩大

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历史发端于五四时期。随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与拓展，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呈现出繁荣景象。据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统计，1917-1927年间出版译作共225种，其中理论25种，作品总集13种，其余分国别译作共187种，其中俄罗斯文学作品65种，法国31种，德国24种，英国21种，印度14种，日本12种。这个数字并不完全，刊行在报刊杂志上未能搜集成单行本的还有很多。据王建开先生统计，1919-1949年的30年间，我国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达4499部，其中在1919-1927年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已达437部。[1]与晚清时期译者的工作形式不同，五四时期的译者们组建或参与了不少社团，如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并创建了各种刊物，如《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创造季刊》等。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形成了翻译队伍和不同翻译流派。这些社团在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同时，开展了大量的文学翻译活动。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文学翻译活动，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915—1917年是第一阶段，侧重欧洲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的翻译；1918—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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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第二阶段，也是《新青年》翻译文学的发展阶段，出版了“易卜生号”，注重介绍俄国、日本和弱小民族的文学。《新青年》的译者，大多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们翻评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是借此引入新思想、新文学，改变旧文学。茅盾也曾提到：“那时新青年杂志自然是鼓吹‘新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从全体上看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它学的议论。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作物——旧文艺。”在9卷《新青年》中共刊载11个国家的33部作品的译文，其中俄国文学作品8部、法国6部、英国5部、日本4部、美国2部、波兰2部、挪威2部、西班牙1部、爱尔兰1部、丹麦1部、印度1部。[2]可以看出，译者青睐的或者是那些弱大国及弱小国作品，或者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发达国的作品，这与他们文学家的身份、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目标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这种倾向，在俄国作家之外，法国的莫泊桑、龚古尔兄弟等批判现实主义或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对五四译者显示了它们魅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等民族主义作家更不例外。此外，安徒生、王尔德等的童话受到欢迎。

“五四运动”开始了用白话文翻译的时代。翻译范围急剧扩大，由科技著作扩展到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由小说扩展到诗歌，剧本和文艺理论的翻译。该时期较有系统的介绍世界文学潮流，派别和文艺理论等。突出的是对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文学以及欧洲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作品。

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共翻译了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200余种作品；瞿秋白时最早把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介绍到中国的译者；茅盾作为五四文化运动先驱者，着力译介俄国文学和弱小民族文学；郭沫若对德国文学译介成就突出，翻译爱尔兰约翰·辛格全部译作，填补中国翻译文学史的空白等。

（二）翻译推出了新的文学体裁

“五四运动”后，采取了“异化”的翻译方法，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词汇和语法结构，促使白话文发展成熟，并给中国引入了自由诗，散文诗和短篇小说等文学体裁。

此时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对中国的一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拓展了文学题材，如当时许多作家受译介作品的影响，模仿外国文学中爱情故事、侦探推理、妇女解放等内容，作为他们的创作题材，创作出与译作有某些相似的作品，就像《水浒》《红楼梦》的结体运笔受到《华严》的影响一样，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也受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玩偶之家》被译介到我国后，胡适先生摩仿写出了爱情小说《终身大事》，塑造了中国的第一个“娜拉”。[3]（三）翻译开创了新的文学形式

中国现代文学新的样式的诞生和发展，如新诗、白话小说、话剧等，都和翻译活动息息相关。该时期对外国小说的翻译，不仅推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而且对整个现代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旧小说的章回体逐渐被打破，作家们开始采用西洋小说的形式。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新的文学形式，如新诗和话剧，以及新诗标点的引进，对中国新文学的成长和发展，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青年》杂志，成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主要阵地，当时介绍过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莫泊桑等人的小说，易卜生和王尔德等人的剧本。特别是“易卜生专号”，翻译介绍了《娜拉》等剧本，这对当时反对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林纾先生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彻底摆脱了传统小说的章回体的束缚，并且保留了其中部分日记体；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提倡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4]1918年4月，胡适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用口语白话翻译的苏格兰女诗人林塞的《老洛伯》，开创了现代新诗之先河；话剧的产生更是直接脱颖于翻译文学。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一开始上演的剧目就是根据翻译小说改编的剧本《茶花女》和《黑人吁天奴》。

三“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

促使了中国文化的新发展

“五四运动”之后的翻译，通过译介国外优秀文化，对本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积极的、革命性的影响，并且发展了现代汉语语言，从而创造出了更优秀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一）翻译孕育了新思想，介绍了新知识

中国“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对推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主义的运动，推动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在“五四”时期萌发的以引进新思想、新语言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1918年6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罗家伦合译的《娜拉》、胡适先生的《易卜生主义》等作品，一时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对“五四”时期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文学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易卜生作品中强烈的批判意识、象征主义和存在主义等创作手法以及宣传妇女解放的政治诉求、提倡写实主义的艺术主张，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闯将们的心声，一时掀起一股“娜拉热”。[5]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翻译在思想观念上猛烈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中腐朽的保守势力，冲破了传统文化的壁垒。

1918年，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引起国人尤其是革命者和进步青年的极大反响。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被相继译介到国内，一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热潮。革命的理论的传播，推动了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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