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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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

民间故事: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个值得⼤书特书的⼤时代。

对于知识分⼦来说,这样的⼤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世纪。

⼆⼗世纪短短的⼀百年间,其变化动荡的程度、周转复始的更替,⼏乎等于过去⼗个世纪。

在整个⼆⼗世纪中国,总共有六代知识分⼦。

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代、五四⼀代、后五四⼀代和⼗七年⼀代、*⼀代和后*⼀代。

现将这六代知识分⼦作粗略概述,供读者参考。

▲第⼀代:晚清⼀代最初出现在⼆⼗世纪中国舞台上的,是晚清⼀代知识分⼦: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为代表。

他们⼤多出⽣于1865-1880年间,早年受过系统、良好的国学训练,有传统的功名,但为变法图强之故,已经⼗分重视西学的价值,但那些新知多是从东邻⽇本转⼿⽽来,常常显得⼀知半解。

从⾻⼦来说,这⼀代⼈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体西⽤”。

由于背负着⾃⾝千年之久的传统的重负,以及对西⽅焕然⼀新的⽂明本质的⼀⽆所知,晚清⼀代的知识分⼦在⼏不见光的⿊暗隧道之中艰难地爬⾏摸索,探求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存之道。

他们是思想的先⾏者、⾰命的先驱者。

但是,他们在社会变局之中的⾝份以及⾔⾏形成极⼤的冲突,“世纪末的悲哀”与“世纪初的迷茫”,使得他们⾎液⾥涌流着中华千年传统⽂化,笔底⼝中却充斥着外来⽂明的新思潮。

当晚清⼀代知识分⼦⾯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他们⼀⽅⾯寻求⽣命的价值及意义,⼀⽅⾯也竭尽知识分⼦“以天下为⼰任”的胸襟来关怀蜩螳的国是。

他们是跨世纪的⼀代,既是中国历最末⼀代⼠⼤夫,⼜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的先驱。

▲第⼆代:五四⼀代1915年以后,新的⼀代知识分⼦崛起了。

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李⼤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这代⼈,⼤多出⽣于1880-1895年之间,是中国第⼀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

之所以说第⼀代,是因为他们不再⾛学⽽优则仕的传统⼠⼤夫⽼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的独⽴职业,⽐如教授、报⼈、编辑、作家等等,⽽且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中⼜西的洋学堂中得到的教育,后来⼜⼤都放洋⽇本或欧美留学,对西⽅⽂化有⽐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

晚清民国年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晚清民国年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本文主要探讨晚清民国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问题。

主要通过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比较,突显出知识分子转型后的不可忽视的特征。

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相比,这一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其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已发生了巨大转变。

标签: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社会角色;社会地位晚清民国年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逐步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

其社会角色与从事的职业已不再类同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涉猎了社会的各行各业。

对于其社会地位,宏观上来说呈现一定的政治边缘现象,而在以知识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在文化层次又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具有文化核心地位。

一、社会角色的转变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这一知识分子阶层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士居首位。

但是到了晚清,社会动荡不安,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四民社会”的解体,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被彻底颠覆,他们失去了其安身立命之阶梯,无法像传统士大夫一样科举进仕来获得传统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功名,于是开始寻求其他的出路,在新形势下获取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角色,有的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威,或成为近代商业的经营者,有“绅商”之名,或靠打击其他派别迎合权力斗争之需,进而提高自身的地位。

传统的知识分子发生了现代转型。

在传统中国,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士绅集教化、伦理、祭祀、宗教等一切社会职能与权力于一体,成为控制乡土社会的主要权威。

但是到了20世纪,整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生活方式和文化气息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在新形势之下产生的现代知识分子由于接受的教育已不同于传统的儒家学术,而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分子开始从事各种不同类型的职业,扮演着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角色。

如政府官员、商人、律师、记者等等,涉及到各行各业。

在邓若华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地方精英转型—以20世纪前半期江苏常熟为个案的考察》一文中有明晰的调查。

邓若华对民国后期常熟地区的18个乡的地方精英做过深入的调查,从其抽样调查表中,可以看出当时常熟这一地方知识精英的职业构成情况.这些知识分子有当地行政人员,教育文化工作者,医生、工商业者,外地行政人员,律师,记者、编辑、技术人员,地方武装首脑,人民团体领袖等等。

民国文人

民国文人

民国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

相比几千年的专制与奴役,这种痛苦无疑也使他们的心灵丰富而深刻。

告别几千年的平庸,抛却修身治平、心存廊庙的老路,总要有几个桀骜不驯的奇才出现。

陈独秀就是不守规矩文人的典型,离经叛道是他的性格本质。

许纪霖说:“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说到底也是个性与爱好的立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知识良知为基点的独立立场。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个性对于文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性格平庸、性情虚伪的人很难有什么思想和创见。

我们无法要求文人中规中矩,真要那样的话,他们的见解就会流于平庸和世俗。

民国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杂性。

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烈之间挥洒自如。

孙郁在书中不时地对民国文人的性格进行比较,他发现鲁迅与陈独秀的狂态并不在一个精神层面,陈独秀的深刻与单纯一览无余,而鲁迅却冷峻气寒,让人难以读透。

前者呼应时代,后者负载沉重的历史,于是在巨变面前,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风度。

民国文人处在文化冲突与时代转折地带,难以有真正的平和。

不肯随波逐流的民国文人在国势危亡之际,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与顽旧僵持,与黑暗相抗,一面投入时代潮流,一面又坚守书斋,既直面现实,又超越功利,铸造了鲜亮的人格魅力。

民国文人改变了“一为文人,则无足观矣”的局面,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不由得为他们的骨气、操守所折服。

这些精神气质而今已经成了稀有元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烈性格,已近乎绝版。

充盈于当今学界的,有太多的势利小人和哗众取宠之士。

即使是爱,也难觅林徽因、石评梅那样的奇女子了。

民国文人的内心的是很苦的,置身于一个苦闷、矛盾的时代,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文,都只能在迟疑、迷惘、背叛和漂泊中进行。

《民国风度》读书笔记

《民国风度》读书笔记

《民国风度》读书笔记“民国”只存在了30余年的时间,却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让后来者念颂不已。

2004年6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创办时,开设“钩沉”专栏,关注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

该报年轻记者徐百柯负责为之撰稿,每周一篇。

近两年后,徐百柯完成对70多位民国学人的素描特写。

2007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将这些文章汇集出版,谓之《民国那些人》,引起极大反响。

2011年,九州出版社将之补充再版,更名为《民国风度》。

《民国风度》中的79位人物,可以大概归结为三个序列。

一是大学校长,如梅贻琦、蒋南翔、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张伯苓、马相伯等。

他们的风骨、精神各不相同,但其个人风采以及对学校的影响,都令今人在追慕之余不甚感慨。

二是近代以来各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如考古学之李济,现代语言学之赵元任,物理学之叶企孙、吴大猷,地质学之丁文江,经济学之何廉,社会学之陶孟和等。

他们对自己安身立命之学科的关注与倾心,真非今日许多学科之“权威”所能比拟。

三是其他文化业界的前辈,如大公报社之张季鸾,商务印书馆之张元济,编辑界之孙伏园,新闻界之邵飘萍、黄远生等。

他们的责任担当、社会敏感等等,都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品质与高度。

民国那些人体现着民国风度,他们虽然千人千面,个性迂狷狂痴,但内里不失风骨、风雅与风趣,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士”乃知识分子的本色,它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对家国、社会、历史有所担当,对自我的生命有所担当,对学术本身有所担当。

因拒收张作霖30万元封口费而遇害的邵飘萍有一座右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铁肩担道义”可以概括为民国那些人的担当之“志”,是他们对自我在社会、历史中的角色、立场的选择与认定。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代表的,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时代的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钱理群先生在该书的序言里谈到,知识分子对家国、社会、历史的担当,在两个时刻显得尤为重要。

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
本文旨在探讨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包括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 、审美追求等方面的特点。
文化性格的定义与内涵
文化性格是指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思维 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等方面的特征。
背景介绍
民国时期的历史背景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经历了从清朝到现代的转型。这一时期,中国面 临着许多内部和外部的问题,如民族危机、社会变革、文化冲突等。
推动现代文化创新
他们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观念为现 代文化创新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促进了现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培养现代知识分子
精神
他们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为现 代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培养了 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对未来社会文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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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文化自信
我们应该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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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的文化 性格特点
独立自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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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学术独立
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注 重学术独立,反对政治干 预,努力维护学术自由。
独立思考
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盲从权威,勇于挑战 传统观念,推动学术进步 。
自主选择
在文化、学术、生活方式 等方面,民国时期大学知 识分子自主选择,不受外 界干扰。
促进学术繁荣
他们致力于学术研究,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为中国现代 学术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引领社会思潮
他们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观念引领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影响了人们的 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对现代社会文化的作用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注重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社会 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评议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曾经涌动起一股要求“教育独立”的思潮和运动,其标志是1922年蔡元培《教育独立议》、李石岑《教育独立建议》等方案的提出和当时南北各校师生的有关活动。

尽管“教育独立”主张立意颇高,但在现实层面充其量体现为企望“教育经费独立”这一基本诉求。

唯一的例外,是1928年前后一度试行的大学院及大学区制,那是一种力求在“法理上”为教育独立奠定根基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

“教育独立”理念在知识界引起一定共呜,直至抗战时期教育独立主张仍时有出现,该主张几乎成为民国时期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玫瑰色的梦。

已往学术界对此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适当评价,更绝少从教育自身运行规律的视角作出解释和定位。

本文拟就这段史事作一简要评述,以期引发进一步的思考。

“教育独立”主张由来已久。

清末,章太炎即提出教育独立的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

”[1]其主旨是摆脱清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

与此同时,严复亦主张“政、学分途”,而王国维更明确强调:“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

”[2]西方观念的启悟和中国书院的传统,使得上层知识界对学术和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已有了清晰的近代意识。

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其中论及政治家与教育家的区别: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故而前者常常顾及现实,而后者往往虑及久远。

因而他主张共和时代的教育应当“超轶于政治”[3]。

此番议论,颇令时人耳目一新。

蔡氏也确能“知行合一”,在民国肇始、党争甚烈的政治环境中,他组建北京教育部,全然不顾党派之分,请出教育专家、共和党人范源濂作次长,称“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4]。

显然,他在向世人表明教育的超然地位,也因此招致国民党内胡汉民诸人的不满和指责。

民国知识分子的中国梦

民国知识分子的中国梦
描述 了 “ 黄子孙 ”1 9 4 5年元旦的一场大梦 ,那
在接触民众方面 ,作为决策的根据。
他梦见 ,许 多 已被杀害的人都活着 ,而且 担任很重要 的工作 。杀人 的刽子手都 在 国营大
二 十年来 中国发生 的惨痛不幸 的事情 ,都不 曾
发生过。
屠宰场里工作 。大大I N' b 善 于伺候 上司的官僚 们 ,有些变成 了善 于伺候人 民的公仆 ,有些改
言巧 语 ,只要 不把
家 化 ” 的理 想跨 出
______・—_
人 民 当人 看 待 ,不 管 报纸 印 得多 么漂 亮 ,卖得多么便宜 ,
也 没 有人 看 。
了一 大 步 ,敌 对 情 绪 差不 多 已完 全 消 失 ;在各 方 参 加 的
国 民 大 会 上 , 产 生
全 国无 枪炮声 ,人 们都 过上和平 的 日子 ,

安居乐业 ; 政府改组 , 毛泽东 、 周恩来与蒋介石 、
幽 ■ — 誓 一
记者 、甚至杀记者 的事” 。记者们可以完全不必
孙科 、宋子 文 ,还有张君劢 、曾琦 、莫德 惠等
各党派及无党 派人士环坐讨 论 国事 ;行政 院改 组 ,各 党派都有 人为部长 ,是一个举 国一致 的
之后被选为第 四任总统 ,他把大部分 时间都 用
是《 大公报 》总编辑 , 以一手道义文章风靡海 内。
在战云低垂 ,内战阴影 笼罩着 中国上 空的 1 9 4 6
年 ,两位享有崇高地位 、声望 的知识分子不约
而 同 地做 起 了梦 。
先是 1 9 4 6 年3 月 ,章乃器在 《 平 民》周刊 第 4期发表 《 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 》 ,

民国时期的文人与政治

民国时期的文人与政治

民国时期的文人民国是一个当权者独断专行的时代,是一个政治与思想极端动荡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痛苦到让人窒息的时代。

但民国又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群雄逐鹿的时代、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是一个民主雏形的时代。

民国文人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

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

民国文人处在政治斗争、文化革命的漩涡之中,人生大都屡遭世变,这造成了其生存方式、情感世界的复杂性。

这是一群很难定义的文人,在泥古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淡泊与热烈之间挥洒自如。

与历代文人一样,他们起初大多数都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救民。

然而社会的黑暗,军阀的独制专裁让这种梦想化成了碎片。

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了,那群饱读圣贤之书的传统士大夫进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从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新颖却不强大。

他们起初还自以为是的以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他们施展自己才华抱负的舞台,以为自己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权力中心地位,然而科举制的废除,切断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这种制度化联系,退到了权力场域的边缘。

作为传统的精英阶层,当他们被逐出政治中心后,却没有其相应的社会地位体现其精英价值。

历史随后残酷的告诉他们,历史是以铁与血的方式书写的。

战争纷争时期,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或许真的只能是做一个可看不可用的花瓶。

然而在这个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他们所学的东西又告诉他们,他们理应以一个就是这的面目出现,他们应当拯救这个社会,挽狂澜于既倒。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社会各阶层中受西学影响最深、对现实感觉最敏锐的群体,他们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理想,也富于政治敏感和爱国热情,总是天然地倾向于社会变革。

民国初年的各种思潮

民国初年的各种思潮

民国初年的‎各种思潮2009年‎04月19‎日18:10凤凰网‎历史综合各种新思潮‎的传入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蜂拥‎而至,广为流传,被称为新思‎潮,既包括社会‎主义思想,也包括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

主要有1)(美)杜威:实用主义,胡适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流派。

2)(英)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亦称行会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梁启超,张东荪宣传‎。

3)(俄)克鲁包特金‎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

刘师复,黄凌霜,区声白等宣‎传。

4)(日)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周作人宣传‎;5)工读主义,是综合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俄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而‎形成的,王光祈宣传‎;胡适(1891-1962),字适之。

早年留学美‎国,跟杜威学习‎实用主义哲‎学。

1917年‎回国任北大‎教授。

提倡文学改‎革,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提倡"整理国故"。

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主张"好人政府"。

1925年‎参加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

1928与‎梁实秋,徐志摩等创‎办《新月》月刊。

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支持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1938年‎任驻美大使‎。

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

1946年‎6月任北大‎校长。

1948年‎3月任GM‎T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至台湾。

1962年‎2月24日‎病逝台北。

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等)。

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争论‎1)”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①"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量的‎事";②"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③"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

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

总第236期‘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认同(1912-1937)韩晓莉[收稿日期]㊀2022-04-29[作者简介]㊀韩晓莉(1977 ),女,山西繁峙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㊂[基金项目]㊀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LSB004) 20世纪以来北京娱乐文化生活与社会变迁研究㊂[摘㊀要]㊀文化收藏是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爱好,民国北京知识分子虽然经历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人的转型,但他们对文化收藏仍怀有极大热情㊂知识分子通过对琉璃厂书市的书写和寻访,在北京这座文化古城强化着对知识人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㊂他们在搜寻旧书与古物的过程中,既感受着与传统文人相通的生活意趣,又创造着属于现代学人的人生价值;既体会到身为读书人的优越感,又不得不面对政治经济地位下降带来的挫败感㊂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活动及在活动中的复杂感受,反映了身处 过渡时代 的知识分子从旧文化中寻找和创造现实生活的意义,强化身份认同的努力㊂[关键词]㊀民国北京;知识分子;收藏生活;身份认同[中图分类号]㊀K258;K26㊀㊀[文章编号]㊀1002-3054(2022)12-0060-11[文献标识码]㊀A[DOI ]㊀10.13262/j.bjsshkxy.bjshkx.221207㊀㊀一㊁引言㊀㊀在20世纪初的时代变革中,知识分子成为受冲击最猛烈的群体,他们经历了从传统文人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㊂学界对知识分子的转型以及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有不少讨论,提出了诸如 权势转移 知识分子社会 等颇具启发性的概念㊂近年来,随着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出现了从思想文化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扩展的趋势㊂①不过,相较于对知识分子生活样貌的呈现,对他们生活中心态感受的研究还略显不足,而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深化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理解,丰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㊂基于此,本文尝试以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为切入点,体会他们在收藏过程中的复杂感受,分析收藏活动背后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并从社会生活层面,展现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北京这座文化古城的互动㊂㊀㊀二㊁知识分子对琉璃厂书市的书写与寻访㊀㊀自明朝迁都以来,北京逐渐确立起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㊂在 学而优则仕 的人生追06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认同(1912-1937)求下,大量的读书人或因科举或因求学来到京城,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塑造着城市的文化象征地㊂琉璃厂书市就是因文人汇聚而兴起,逐渐成为京城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文化空间㊂琉璃厂位于北京城东,原名海王村,元㊁明时期是烧制琉璃瓦器的官窑所在地,被人称为琉璃厂窑㊂琉璃厂从窑厂变为城市文化中心缘于知识分子在该地的活动㊂清朝建立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政策,汉族官员多居住在宣武门外,距宣武门不远的琉璃厂附近逐渐成为汉官和进京读书人的聚居地,服务知识分子的书肆因此出现㊂乾隆年间,很多生活在琉璃厂附近的汉官文人都参与了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在他们大集天下藏书的过程中,琉璃厂书肆的数量不断增加㊂与书肆相伴而生的还有服务于文人的古玩店㊁南纸店㊁碑拓铺㊁裱画铺㊁刻字铺㊁墨盒铺等㊂到清后期,琉璃厂书市渐具规模,成为京城知识分子的主要文化消费地㊂和其他日常消费不同,收藏旧书㊁古物一向被知识分子视作体现社会地位和个人品位的雅好㊂因此,他们在琉璃厂消磨时间㊁花费金钱的同时,留下了许多对这一文化街市或赞美或怀念的文字㊂随着这些文字的流传,琉璃厂在社会上,尤其是在读书人中的知名度与日俱增,也激发起外地文人对京城的向往和想象㊂清末民初,琉璃厂书市并没有因政局动荡受到太大冲击,反而随着新学的兴起,高等学府的创建,权贵家中藏品的流出,以及海外机构和人士对中国古籍文物的收购,保持了繁荣态势㊂当然,和其他商业街市一样,这时的琉璃厂书市也不时有老店消亡㊁新店继起㊂作为古旧物品的集中地,琉璃厂的繁荣和新旧交替很容易引起刚刚经历政权更迭的旧派文人的联想与共情㊂清末担任过翰林院编修㊁书院院长㊁京师图书馆馆长等职的缪荃孙一直是琉璃厂的常客㊂民国建立后,他寓居上海,专注目录学研究,身份的转换难免让他生出无所适从的失落感㊂缪荃孙仿照乾隆年间进士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写了‘琉璃厂书肆后记“㊂文中,他回顾了自己40年的仕途经历,细数了在琉璃厂与书商㊁书友的交往过程㊂面对琉璃厂 旧肆存者,寥寥星辰 而继起者亦甚众 的情形,他不禁感慨自己这篇后记也许要和李文藻的文章一样 同作宣南掌故矣 [1]㊂民国初年,像缪荃孙这样面对世易时移,担心成为 宣南掌故 的旧式文人还有不少㊂做过清朝御史的叶德辉也时常想起与同僚 每于退值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各挟数破帙,驱车而归 的情景,遗憾自己未能和黄丕烈㊁李文藻等文人生在同一时代㊂[2]除了借回忆抒发不甘又无奈的心情外,寓居京城的旧派文人也将这种怀旧情绪融入到对琉璃厂的观察中㊂周肇祥曾是清末举人,先后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内任职,和新政权相比,他对前朝似乎怀有更深厚的感情㊂在他眼中,民国初年的琉璃厂 冰清鬼冷 ,一派 斯文凋丧,国学就湮 [3]的景象,已不能和 同光全盛时 [4]相比㊂当他看到厂肆中散落着宫中盗出的图籍㊁玉册时,发出了 国破则家亡,千古最伤心事也 [5]的感叹㊂和缪荃孙一样,周肇祥也时时怀念 先辈以主持风雅为事,后进承流仰风,成为习尚 [6]的前朝厂肆风气㊂有学者指出, 过去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词汇表和参照系,它为今天的城市居民对他们不愿见到的事物进行批评提供了一个途径 ,怀旧感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性特征㊂[7]这在20世纪初经历了身份㊁地位变化的旧派文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而琉璃厂这个由传统文人士大夫建构的城市文化空间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抒发怀旧情绪的平台和孔道㊂当然,这种怀旧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㊁新社会身份的适应而减弱,对比周肇祥1913年和1928年关于琉璃厂的记述,可以明显感知这一点㊂除旧派文人之外,民国初年汇聚到京城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主动转换身份,将教书治学视为人生目标的现代学人,他们对琉璃厂同样表现出了极大兴趣㊂这些新知识分子进京后迫不及待地16‘北京社会科学“㊀2022年第12期奔赴琉璃厂,不是要回味旧朝时光,而是去探访向往已久的文化象征地,在这座文化古城寻找和强化对于知识人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㊂1912年5月,任职教育部的鲁迅到京后的第一个休息日就直奔琉璃厂, 历观古书肆 [8]㊂此后,琉璃厂几乎成为鲁迅每周末的必去之地,仅1912年的半年多时间,他就前往琉璃厂27次㊂[9]1913年2月,朱希祖进京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国语注音字母方案的起草工作,他也希望借此机会在北京高校谋得一个教职㊂到京后的第二天,朱希祖就赶往厂甸庙会寻访旧书㊂[10]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日日前往琉璃厂㊂[11]1917年3月,周作人从浙江来到北京,他最先游览的地方同样是琉璃厂㊂[12]周作人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方面的研究,他的很多书籍邮购自日本书店,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琉璃厂书市的兴趣,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在这条文化街市消磨了大量时光㊂此外,在顾颉刚㊁吴宓㊁钱玄同㊁吴虞㊁容庚等人的日记中,也都有他们进京不久就游逛琉璃厂的记载㊂作为文化象征地,琉璃厂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每年的厂甸庙会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㊂自清初,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琉璃厂附近都会组织厂甸庙会,会场以书籍㊁字画㊁古玩为大宗,这是京城知识分子每年必赴的盛会㊂1929年旧历新年这天,朱希祖 率全家眷属至琉璃厂周览旧书摊 [13]㊂虽因日记缺失,无法知道朱希祖全家逛厂甸的活动是否持续多年,但在新年这个特殊日子,全家 周览旧书摊 当是知识分子家庭才有的节日活动㊂1934年,周作人曾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厂甸的文章,他称自己因路远,这年庙会只去了4次, 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 [14]㊂由此可见,周作人㊁钱玄同㊁刘半农等人对厂甸庙会的热衷㊂周作人逛厂甸必会买书㊂在1937年的厂甸庙会上,他没有挑到心仪的书, 但是也不愿意打破纪录空手而回,便胡乱花了三四毛钱,买了三册破书回来了 [15]㊂近代中国也被一些学者称作 过渡时代 [16]㊂知识分子对这种 过渡 的感受尤深,他们中的很多人或主动或被动地疏离于政治之外,从传统文人士大夫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㊂面对边缘化或去政治化的转变,旧派文人难免生出怀旧感㊁无奈感,而接受专业学人身份的新式知识分子也迫切需要在新环境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㊂于是,琉璃厂这个由前代文人群体建构并一直为知识分子所享有的城市文化空间,对民国知识分子具有了不同以往的特殊意义,无论是旧派文人,还是新式知识分子,似乎都能从琉璃厂获得精神慰藉㊂当然,知识分子对琉璃厂的热情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着它作为城市文化象征地的形象,使其在满足知识分子文化收藏需要的同时,成为他们确认身份㊁表达情绪㊁感受生活的重要场域㊂㊀㊀三、彰显文人意趣与学人价值的旧书收藏㊀㊀清代学人治学重训诂考据,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修又是以收集全国古旧书为开端,这都助长了京城古旧书业的发展㊂到民国时期,北京书市还是以古旧书为主㊂蒋廷黻回忆在清华大学的生活时说: 任何一个学者,一旦到了北平,就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㊂这种癖好很有传染性㊂ [17]董玥曾用 传统的回收 概念来分析民国北京市民到天桥购买旧物的行为, 通过这种方式,民国北京的居民积极地应对着在既抵制又接受新的变化的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问题,并且为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当下创造出积极而明确的意义 [18]㊂这似乎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民国北京知识分子搜集旧书的癖好㊂对厌恶政争㊁不满社会现状的知识分子来说,埋首故纸堆无疑可以帮助他们应对或隐藏当下生活中的种种问题㊂不过,作为文化和思想的载体,旧书显然有别于普通日用旧物,知识分子的这种 回收 行为,一方面在于满足个人爱好,另一方面也借此进行着文化的传承和知识的再生产,彰显着学人价值㊂在堆叠的旧书中翻找虽破旧但有价值的东西,体会着寻宝的乐趣,是知识分子热衷游逛26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认同(1912-1937)琉璃厂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当这种旧物的价值只有具备一定学识的人才能发现时,更激发了他们对这一活动的热情㊂可以说,访书是知识分子强化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㊂鲁迅是琉璃厂的常客,在京生活期间,赴琉璃厂达480多次,购书3800多册㊂[19]他曾在1912年的日记中写道: 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㊂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㊂ [20]鲁迅虽以 收拾破书 自嘲,但这一过程显然为生活增添了很多意趣,让他不惜月掷二十余金 且乐此不疲㊂民国知识分子中对旧书收藏最为热衷的当属伦明,他以续修‘四库全书“为己任,几乎将全部精力和财力投入到旧书收藏中㊂伦明不喜欢书肆伙计 挟书候于门 ,更愿意在 闲游厂肆 中收获惊喜, 见有散置外室若不甚爱惜者,视之多有佳本,及遍翻架上下,尘灰寸积,中残册零帙,往往惊所未见 [21]㊂周肇祥认为: 旧书铺翻检破书,古董铺搜其远年压架之物,最为乐事㊂ [22]1922年,胡适无意中买到一本‘四松堂集“,这让他激动不已,称 此为近来最得意的事 [23]㊂巴金更是用怦然心动和 诗意 来形容自己在琉璃厂发现好书的兴奋㊂ 往往遇到一部好书,翻阅再四,不忍释手 , 及至抱了那一函线装由书肆踱出了时,衷心实在是怦怦地跳动着的 , 真是但觉宇宙之大,也不过包综于这几万卷线装里面而已,便不会不使你忘了一切身边的琐事,而感觉到一种莫可言传的趣味,这里竟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词来说明这种趣味,姑且叫他做 诗意 罢 [24]㊂有学者考察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书市后指出,随着现代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城市市民开始成为图书市场的消费主体,知识分子对旧书的偏爱主要是为建构阶层认同感,达到自身群体与其他群体相区隔的目的㊂[25]和上海相比,北京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民国北京出版业远逊于上海,书市仍以旧书为主,书籍在普通市民中的流传还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北京知识分子中以教书治学为本业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为多,收藏旧书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为建构阶层认同感,更是安身立命之本,是学人文化传承和知识生产的职责所在㊂藏书家伦明是北大文学系教授,他在藏书之余也进行考据和辨伪工作,著有‘孔子作 孝经⓪证“‘渔洋山人著书考“‘建文逊国考疑“等文㊂[26]伦明藏书不为独占,志在流传,他在‘续书楼藏书记“中写道: 今所存者,大率原刻初印本也,新抄本亦择精纸,命端楷写之,他日流布,当就原书影印,勿烦缮写㊂ [27]伦明经常借书或赠书给朋友用于研究,晚年还委托好友,要将全部藏书捐给北平图书馆㊂[28]和伦明一样,在北大历史系任教的朱希祖不仅自己藏书治学,也从保存文学和史学资料的角度,帮助学校和图书馆等机构收集旧书㊂1917年10月,朱希祖代北大购得明臧晋叔原刻元人杂剧百种,共80册㊂[29]1924年12月,他在宣武门外大街小书铺购得‘升平署档案“和钞本戏曲一千数百册,并依据这批资料撰写了‘续曲録“‘清升平署志略记“‘整理升平署档案记“等文;1932年,他将这批资料低价转让给了北平图书馆㊂[30]1927年,朱希祖在书肆发现了‘八旗通志“共300余册,因书商索价过高,无力购入,为避免被德国人购去,他多方联系,最终促成北京图书馆收藏了这批珍贵资料㊂[31]鲁迅㊁胡适㊁周作人㊁傅斯年㊁顾颉刚可谓知识分子中的 新派 ,虽然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们在新旧文化的论战中主张推倒旧传统,反对旧文化,但在收藏和治学活动中,却并没有表现出非此即彼的对立,旧书和旧文化在他们的生活中仍占据着重要位置㊂鲁迅在京生活期间广泛收集各类旧书和碑刻拓片, 著译之外,勤于纂辑古书,钞录古碑 [32]㊂除旧书和碑刻拓片外,鲁迅还在琉璃厂购买了很多前人画集和印有木刻画的笺纸㊂1933年,他与郑振铎合作,收集琉璃厂书肆和南纸店的笺纸,编成‘北平笺谱“,并分两次自费印制了200部送给朋友㊂鲁迅称,正是出于对传统文化即将消失的 杞忧 ,促使他去做这件事㊂[33]36‘北京社会科学“㊀2022年第12期胡适回国后不久即成为琉璃厂书市的常客,他热衷收集各种版本的明清小说,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 水浒传⓪考证“和‘ 红楼梦⓪考证“等文㊂[34]他在日记中多次表示,要继续寻访清人著述,对曹雪芹和‘西游记“进行研究㊂[35]虽然无法确定是旧书激发了胡适小说考证的兴趣,还是考证的需要推动他寻访更多的旧书,但胡适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这从他保存国粹 整理国故 的主张中可见一斑㊂钱玄同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的藏书中也有不少儒学典籍㊂1923年初,钱玄同在厂甸庙会买到一本介绍八股文体的‘制义丛话“,准备对八股文进行研究㊂他解释说: 我以为八股文这样东西,影响中国八百年来的政治㊁文学㊁道德㊁思想者至钜,它的自身虽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但研究历史的人,岂能将它抹撒(煞)不谈? [36]傅斯年曾感慨, 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胡适认为 此论甚中肯 ㊂[37]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并非知识之争,而是态度之争㊂[38]这些新派知识分子在以坚决的态度宣传新思想的同时,又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保持着传统文人的某些特质,彰显着自己的学人价值㊂除 传统的中国人 因素外,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热衷藏书和治学也与他们对政府㊁对政局的看法有关㊂胡适在1920年之前,多次表态要 二十年不谈政治 ,这反映了当时学界对政治的普遍态度㊂正因为知识分子对政治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当1928年北京失去国都地位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感到庆幸欣喜㊂1929年12月,刘半农在谈及首都南迁时说: 大人先生们要打仗,也可以另挑一个地方各显身手㊂于是乎我们这班酸先生,就可以息心静气地读书,安安闲闲地度日,说不定过上数十年之后,能把这地方改造的和日本的京都,英国的牛津㊁剑桥一样㊂ [39]于是,在权贵政要纷纷南下时,很多知识分子反而选择迁居北京㊂1930年,钱穆从苏州来到燕京大学任教,他以 时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 [40]来形容在北京的生活㊂钱穆在京生活的5年多时间里,购书逾5万册,20万卷,他曾对友人戏称, 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㊂ [41]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出身学识㊁观点认识虽有新旧差异,但他们在心态和身份认同上却有着很多共通之处㊂在北京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氛围浓厚且能为知识分子提供稳定收入的城市,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以藏书和治学作为生活的主要部分,当然,这也反映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和看法㊂可以说,民国北京知识分子埋首故纸堆㊁远离政治的边缘化形象,既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是他们主动塑造的结果㊂㊀㊀四、个人爱好与现代文物观念结合下的古物收藏㊀㊀古物是北京文化市场除旧书外的另一大宗商品,琉璃厂的古玩店在数量上几乎和书肆不相上下,知识分子同样是古玩店的常客㊂不过,民国北京知识分子对古玩的兴趣不只为满足个人爱好,还有着乱世中保存文物的家国情怀,表现出有别于传统文人士大夫和社会其他收藏者的学人特点㊂在民国文人中,周肇祥对收藏古物最为热衷,他 生平笃嗜古物,广搜精选,研讨有年 [42]㊂周肇祥认为,古物收藏是 最高尚之娱乐 [43],能够体现知识分子 超拔 的见识和 坚贞 的品性,所谓 虽玩戏亦足知人 [44]㊂该论说虽有自夸之嫌,但从他多年的收藏经历可以看出,他收藏古物有着不同一般社会收藏者的考量㊂周肇祥在古物收藏方面投入巨大,以1927年为例,厂甸庙会持续了20多天,周肇祥几乎日日赴会,仅记录在册的古物花费就达220多元,还有很多藏品并未记下价格㊂[45]事实上,这一年周肇祥经常感到 危乱困乏 时艰资绌 ,但他对古物还46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认同(1912-1937)是忍不住 急图之 [46], 勉力收之 [47],甚至 不惜举债收之 [48]㊂爱好之外,他收藏古物的迫切心情,更多是来自对中国古物大量外流的忧虑㊂1913年,周肇祥将所购的石佛像暂存于古玩店内,后该石像被一德国人看中, 率来商让 ,这让他非常生气,称自己 保爱古物如手足之护头目 [49]㊂周肇祥对专门向外国人售卖古物的古玩商深恶痛绝,斥责其是 古物之断头台 [50]㊂当他看到外国机构和个人大量收购中国旧瓷而国人无动于衷时,不禁喟叹: 将来欲考求旧瓷,必有借镜于人之一日 , 美术之观念,我国为至薄矣㊂ [51]忧心古物流失的不止周肇祥,早在1909年,罗振玉就谈及该问题: 近欧美人之研究东方学者日增,故中国古物,航载出疆者,亦岁有增益 ,他感慨, 我国国学乃日有零落㊂ [52]民国年间,北京很多具有现代学术观念和专业知识的学者都注意到了古物流失的严峻状况,他们出于保存国粹㊁开展研究的目的加入古物收藏行列,容庚就是其中之一㊂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容庚主要从事古文字和古铜器研究,1927年他还兼任了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㊂在研究和鉴定工作中,容庚对古物的流失深感痛心, 然环顾宇内,干戈扰攘,发掘墟墓,所出日多,政府莫能禁 ,他将 抱残守缺 ,保存古物视为自己的责任, 嗣是厂肆时有游踨,力所能够,间取一二 [53]㊂1928年,容庚第一次在琉璃厂古玩店购买彝器就花费了58元㊂这一年,容庚每月只能收到100元薪金,58元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他认为物有所值㊂[54-55]从此,容庚在古物收藏方面一发不可收拾㊂1929年初,他一次就花去120多元购买铜镜㊁青羊镜㊁鼎等物㊂[56]1930年,容庚听闻山西一收藏家的后人拟将家藏数百件古铜器整批出售,索价万元㊂为防止古物外流,容庚急忙筹措了5000元,定下这批古物并运送到京,之后,他将一半铜器卖给同道用于支付余款,容庚也因此跻身于古铜器收藏家之列㊂[57]像容庚这样,出于研究和保存目的在琉璃厂搜寻古物的金石研究者还有不少,如商承祚㊁孙伯恒㊁马叔平㊁唐立庵㊁周季木等㊂[58]面对古物流失,仅靠个人力量毕竟有限,北京的知识分子也尝试联合起来在古物保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㊂1926年11月,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的瑞典科学考察团抵达北京,希望赴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㊂斯文赫定的考察计划得到了民国政府的同意,却遭到了北京学界的反对,原因就是 难保不要掠取我国古物之事 [59]㊂为此,北京学界专门成立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后改称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方交涉㊂1927年4月,由周肇祥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斯文赫定签订了包括考察中所发现古物均属于中国等内容的合作协议㊂[60]知识分子在古物保存方面的努力也引起了政府对古物的重视,1929年2月至5月,针对当时各种中外采掘团㊁考察团在地方的活动,外交部㊁内政部和教部会同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开会讨论,最终拟定了‘关于发掘古物办法之意见“,以解决古物盗掘和保存问题㊂[61]为尽可能地保存古物,知识分子还利用自身影响力争取高校和图书馆等机构的支持和参与㊂1929年1月,容庚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会议上提议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并请求研究所拨款购买古物㊂[62]在他锲而不舍的呼吁下,国学研究所终于决定拨款2000元建设博物馆㊂[63]利用这笔经费,容庚先后为学校购买了铜镜㊁弩机㊁商爵㊁铜炉等珍贵铜器㊂[64]他不仅为燕京大学收藏古物,还以原价将自己的一些藏品转让给图书馆,帮助北京之外的高校代购古物㊂如1929年8月,容庚将买到的汉石经残字200多种,包括前人未发现的‘急就章“转让给北海图书馆; 1931年2月,他在琉璃厂为岭南大学购买古铜镜10余面;1932年1月,他将一铜鼎按原价转让给北平图书馆㊂[65-67]除了从事金石研究的专业学人外,京城其他知识分子在逛琉璃厂或市场时也很难不被古物所56。

高考作文素材—民国人物

高考作文素材—民国人物

高考作文素材“民国学人风度”多维解读与运用【素材一】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

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

“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

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

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

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

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

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年时间完成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

1933年中国人梦想林语堂希望全国禁种鸦片

1933年中国人梦想林语堂希望全国禁种鸦片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人陷入激愤之中。

1932年11月1日,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约400份,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征“梦”活动反响热烈,并于1933年元旦刊出142位国人的“梦想”,其中包括林语堂、胡适、柳亚子、徐悲鸿等名流。

投稿者的梦丰子恺绘母亲的梦丰子恺绘编者按:不同时期,人们有着不同的中国梦。

1932年,东三省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人陷入激愤之中。

1932年11月1日,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约400份,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征“梦”活动反响热烈,并于1933年元旦刊出142位国人的“梦想”,其中包括林语堂、胡适、柳亚子、徐悲鸿等名流。

在此,我们节选了数位学者、作家等的梦想与读者分享,试看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他们畅谈“中国梦,我的梦”,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期盼,如今,有的梦想已经实现,有的仍在努力追寻。

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林语堂(《论语》半月刊主编):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

大概因为思想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

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它。

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

我现在不做大梦,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我不做梦,我只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自办的成样的大学,子弟不进洋鬼学校而有地方念书;我不做梦,希望民治能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我不做梦,希望全国有代议制度,如国民会议、省议会等,只希望全国中能找到一个能服从多数、不分党派、守纪律、不捣乱的学生会;我不做梦,希望政府高谈阔论,扶植农工,建设农工银行,接济苦百姓;我不做梦,希望内地军阀不杀人头,杀头之后,不要以25元代价将头卖与死者之家属;我不做梦,希望全国禁种鸦片,运鸦片不用军舰,抽鸦片者非禁烟局长;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迹;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勒还账款;我不做梦,希望建设全国道路,只希望我能坐帆船回去我18年不曾回去的家乡。

民国大师是怎么炼成的 励志故事

民国大师是怎么炼成的 励志故事

民国大师是怎么炼成的励志故事若论中国人发现除四书五经之外,天下还有自然科学一说,并且大规模努力学习,始于庚子赔款公费留学。

我不知道当年庚子赔款留学怎么考试,但当时各地私塾,大多只读四书五经,所以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大概也只能以文史为主。

事实上,庚子赔款留学生中,那些后来成就巨大的自然科学大师,都曾熟读经史。

(一)庚子赔款留学生第一期的曾昭权,乃曾国藩之曾孙。

清朝后期最有名者,莫过曾国藩,后来权倾一朝的李鸿章是他的门生。

不过比权势更流芳百世的,则是曾国藩对子弟的严格教育,坊间流传曾氏家训,历百年不衰,可见一斑。

他规定族中子弟自幼每天读书五页纸,写字一百个,逢三逢八作一文一诗,经史子集,无不必读。

如此家教之下,曾孙曾昭权16岁考取庚子赔款留学,就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电机工程。

庚子赔款留学生第一期另一位梅贻琦先生,被尊为清华永远的校长。

其父中过秀才,梅自幼熟读文史,曾讲出谁背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的话。

他考进南开学堂第一期,成张伯苓的得意门生。

留学美国,主修电机工程。

庚子赔款留学生第二期的赵元任,后来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其父清末中举,母亲善诗词昆曲。

赵元任幼承庭训,熟读经史,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获数学学士,副科修物理。

在哈佛大学得哲学博士之后,还回康奈尔大学教物理学。

1920年回国,赵元任在清华大学教授数学和物理。

复回美国任教,才开始专攻语言学的研究,遂成大师。

庚子赔款留学第二期学生,还有一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

竺可桢两岁开始认字,家教严格,自幼在私塾苦读。

考取公费留学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主修农学,后转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获博士学位。

庚子赔款留学三期之后,清政府把主持留学事务的游美学务处,改为清华学堂。

而清华学堂第一期学生里,最鼎鼎大名的是叶企孙先生。

叶企孙的曾祖于清道光年间做官,晚年精修礼学。

他的祖父就职国子监,官至五品。

中国古代,国子监相当于中央官学,是国家最高学府。

142位民国名人的“中国梦”

142位民国名人的“中国梦”

142位民国名人的“中国梦”作者:来源:《新传奇》2017年第18期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我想象中的未来中国:第一,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第二,打破旧家庭制度;第三,奖励移民。

西北有广大的土地和丰富的生产,如能有大批人民移住,既开发了富源,也挽救了中原的没落;第四,知识分子肯到民间去,使全国民众都能受到教育;第五,每个人都有职业,无不劳而获的人。

燕京大学教授洪业将来全国的人都有饭可食,有衣可穿,有屋可住,有人可爱。

凡有特别天才的人,都有发展技能的机会。

政府代表国民的公意,给予各个国人或外侨以生活的途径,教育的机会,和法律的保障,提倡旧有文化的保守和改良,新文化的吸收和创造,筹备国家领土的安全,保持侨外国民的权利,与各外国为物产和文化的交换,为友谊的提携,共谋全世界的和平。

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未来的中国每个人有饭吃,每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两个人的肚皮。

“高等华人”绝迹,“报销主义”断种……现在那些大学中学一起关掉。

国立艺术学院教授孙福熙能够人人行为负责,我想这个所谓“中国”,一定是大变一个新样子。

卖米的搀石沙,织布的搀日本棉纱,什么败露了就是乱搀官话。

但到了人人行为负责的时候,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我相信这不是“痴人说梦”,我虽没有梦了,但还是希望这事的实现。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我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共劳”,是不许有一部分榨取另一部分劳力结果的人。

“共享”,是人人在物质方面及精神方面有平等的享受机会。

物质方面指衣食住行及护卫(包括医药卫生)等;精神方面指教育及文化上的种种享乐。

除此之外,没有帝国主义者,没有军阀,没有官僚,没有资本家,没有男盗女娼。

国立上海商学院教授俞颂华未来的一代新国民都富于创造冲动,没有占有冲动,他们个个都劳动,没有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者。

他们之中,有的是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他们都能够把我们“社会遗传”中的贪污、倚赖、懒惰等颓风陋习一扫而空,使中国成为一片光明世界。

民国时期《北洋画报》中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

民国时期《北洋画报》中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

民国时期《北洋画报》中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天津而言,自开埠之后,城市化便进入较快发展的阶段。

至民国,天津已经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商埠都市。

在天津城市化过程中,报刊成为最直接记录、反映城市化进程的一种载体。

在报刊的城市书写中,可以窥探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

本文以民国时期天津《北洋画报》为例,分析城市书写中所展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国家想象。

一、媒体人的国家想象《北洋画报》由冯武越创办于1926年,前后共有五任主编:张?I子、童漪珊、刘云若、吴秋尘和左小蘧。

虽然五位主编风格不同,使《北洋画报》在定位与风格上有些差别,但总体上都体现了《北洋画报》“传播时事、提倡艺术、灌输常识”的宗旨。

在传播时事方面,《北洋画报》创刊人及其诸位主编都采取直面社会的态度,对于民生凋敝、外国势力肆虐等社会现实并不避讳,会安排一些版面用来刊发抨击社会现状的文章,如1927年1月5日刊登《很有用意的两个人名》:“迩来东亚病夫,病势沉重,周身发热,头脑昏迷,四肢麻木不仁,皆因下部溃烂,作赤色之故。

其东西邻人,以债权关系,睹状异常不安,深恐病夫一旦不起,则将大受损失,因派医士二人,为之诊视。

其一名为‘助分立’,得此人之助,则病夫可以截而为二也。

其一名‘乱(京音,应读如烂)波生’,谓彼来则祸乱将除之以生之谓也。

二人均主张将病夫剖而为二,谓如此尚有一线希望,下部虽已不堪问,而上半截或不再受影响而得生存,此种斩钉截铁之医术,不知其何所本,病夫子孙,不忍亲睹病夫生受腰斩之罪,业已一致反对云。

”该文深刻揭示了中国饱受外国侵略的现实,并对当局进行嘲讽。

刊发这样的稿件,足以昭示《北洋画报》媒体人对民国社会现状的认知、态度,以及对时事的反应,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反思。

除了刊登抨击类文章,《北洋画报》的媒体人也会从传播正能量的方面考虑,刊登一些具有积极因素的新闻事件,目的是为了引领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以期达到民族强盛、国家兴旺的终极目的。

民国上海知识人是如何谋生的

民国上海知识人是如何谋生的

民国上海知识人是如何谋生的作者:胡悦晗来源:《同舟共进》2018年第12期在社会平稳发展时期,不同群体之间会逐步分化,即便在同一群体内部,分化与分层也会呈扩大趋势。

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的知识分子逐渐根据从业类型差异,分化出几种不同的亚群体。

他们为了生存而努力和挣扎的图景,如今看来颇值得细味。

【谋生:“一个人有三个人格”】晚清以降的西学东渐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是刺激了近代上海新闻与出版业的发展。

西人一直将上海作为传教与出版的中心地,所创办的出版与传媒机构直接刺激了中国民族出版业的发展,众多官办或商办的华人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出版业旺盛发展,即便淞沪战争也未对其整体构成严重影响。

如此迅猛发展的出版业形成了一大批从业人员。

“如果以全上海1931-1936年间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总计每年的人口平均数为3490790人计算,出版业所吸纳、消化的人口占当时上海总人口的2.3%。

通过这几个数据可以看出30年代的上海出版业已经有很大规模。

”一本书的问世源于作者与出版者的合力。

从晚清到民国,随着作文取酬的制度化,文人的职业意识与权益观念逐渐增强,因此孕育了两大群体的知识分子:一是以“卖文”为生的现代职业作家与自由撰稿人群体;二是出版与传媒业从业人员群体。

与此同时,清末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标志着上海近代大学的诞生。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已呈三足鼎立之势。

上海文人曾今可在一篇随笔中用一则对话讽刺上海的大学教授:“甲:现在的大学教授,多如过江之鲫;乙:不,比上海四马路的野鸡还多!”这虽嘲讽大学教授良莠不齐,但也折射出教授数量之多的现实。

颇具规模的各类大学离不开大量的教职员工。

1927年秋成立的江湾劳动大学,“法文教师在中学部有吴克刚、毕修勺、胡海秋……英文由陈友生教授,教师如盛叙功及梁园东……另外国文教师李式相、李元梓……”上海音乐学院“从创办到抗战爆发的10年中,学校教员最多时曾达41人,其中中国籍教员13人”。

【1927年为什么知识分子选择上海】 高级知识分子的定义

【1927年为什么知识分子选择上海】 高级知识分子的定义

【1927年为什么知识分子选择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的定义“从民国十六年五月我从欧洲、XX、日本回到上海,直到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搬回北平,那三年半的时间,我住在上海,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宇的稿子。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

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栽在《而已集》里。

但我到了上海,却遇�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以上两段话分别出自胡适和鲁迅。

前一段文字描述的时间段是1927至1929年,胡适称之为“一生中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后一段文字描述的时间段是1928、1929年,鲁迅称之为“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

同样在上海又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段,两位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同路人竟然感到如此巨大的差异。

按照常理,从两人的境遇推断,应该是胡适留在上海而鲁迅离开,但历史呈现出的结局却跟推理完全相反。

作为孤立个案,胡适和鲁迅的选择或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本文所论述的众多知识分子,他们如何选择了现代上海上海这个现代都市又是如何挑选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并非偶然性所能回答的。

由于“老上海”在世纪之交成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热点,它的位置也不断被研究者放大,被描述成当年知识分子的首选城市。

1927年知识分子云集上海,似乎非常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

但从微观层面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当时知识分子与具体城市的关系远没有今天这么密切。

第一,他们具有频繁的流动性,往往游移在好几座城市之间,不像今天的知识分子长期定居于某座城市。

仅就1920年代来说,知识分子就在北京、广州、武汉、上海等城市之间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集体迁移:前期,他们主要集中在北京(以及上海);从中期开始,形成迁往广州的潮流;1927年武汉政府的短暂时期里也曾聚集不少知识分子;中后期,主要集中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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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梦想2014-02-18 15:46来源:深圳特区报作者:傅国涌提要《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第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孩子在洗地球仪上的中国这个位置,在洗那片“海棠叶”。

里面是“新年的梦想”专辑,用了83页篇幅登出142个人的244个梦想,还不包括用漫画做“梦”的漫画家丰子恺。

古老中国代代相续的大同梦想,这个“梦”在中国人的心中埋藏了数千年,至少自《礼记》时代以来,一代一代的读书人都在做着相同的那个梦。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梦想,1880年代出生的人,1890年代出生的人和1900年代出生的人,这三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梦想。

1880年代出生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无疑是宋教仁,1890年代出生的代表人物有很多,在文化上可以以胡适等为代表。

1900出生的这一代人在1949年以前还比较年轻,像王芸生、徐铸成、钱钟书等人那个时候都已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

这三代人深深影响了中国。

A这一小部分人恰恰在那一个时代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的梦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百年前的中国——1913年,1882年出生的80后宋教仁,不过三十出头,就已登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展开了他梦想的翅膀,把他的梦想付诸实践,几乎差一点就将中国变成他梦想中的那个中国了,但是很不幸一颗小小的子弹击中了他。

那年3月20日晚上,在上海闸北火车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心脏,中国的道路也因此拐了一个弯。

宋教仁那一代的梦想是什么呢?“政党如具有庞大之结合力、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壁垒既坚,旗帜亦明,自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之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

”虽然这只不过是宋教仁和他所代表的一小部分人的梦想而已。

但这一小部分人恰恰在那一个时代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的梦想是具有代表性的。

那个时代,在宋教仁身后,同样站着一批80后,这些80后,有很多人在民国初年当过国会议员,那个时代怀抱梦想的这些年轻人,已成为议员、总长,宋教仁并不是孤立的,他是整个80后一代中脱颖而出的其中一个。

那个时代的中国,不只有80后有那样的梦。

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比他们岁数大的70后、60后,甚至50后的那些精英,同样与80后有着相似的梦想,即便他们站在不同的政治阵营,参加或组织了不同的政治党派、团体,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他们之间是有相当多政治共识的。

1873年出生的梁启超、1874年出生的汤化龙,这些立宪派重量级的代表人物,同样跟80后的宋教仁、张耀曾他们有政治上的共识。

1853年出生的老一辈状元实业家张謇,跟他们也有着共识,也有认同这样的梦想。

1881年生在绍兴的周树人,比宋教仁大一岁,也曾经留学日本。

他目光冷峻,甚至带着点嘲讽,在1912到1913年的中国,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人将对未来产生持久的影响。

后来以鲁迅而知名的他这样自述,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

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这是他对那个时代的评判。

阅尽沧桑之后,他将用犀利的、嘲讽的、冷峻的目光审视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

B这些人曾经在青春时代展开自己的梦想,有机会去追求并且去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们活在自己当中,活在自己追求的真实的梦想当中80后那一代人的梦想受挫,宋教仁被暗杀了,鲁迅说自己颓唐了,历史的下一页就翻到了90后一代。

1891年出生的胡适从美国回来时,站在北大的讲台上,跟讲台下的学生在年龄上是同一代人。

胡适跟学生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岁数相仿,他的古书读的还没有一些学生多,但他身上有特殊的魅力,他有开阔的视野,他有美国教育赋予他的全新的气质,他有新的方法论。

胡适迅速成为“五四”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胡适的梦想是什么?可用一个词来概括:得寸进寸。

他不相信天上掉馅饼,不相信一夜之间可以建起天堂,他相信一步一个脚印,相信水滴石穿、水到渠成,相信点点滴滴,这就是得寸进寸,而不是得寸进尺,更不是得寸进丈。

1919年11月,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

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

”1920年1月,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再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

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

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工夫。

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

”他的话明白如水,讲得很清楚,他赞同渐进的、一步一步的改变而不是一步到位、一步登天。

所以,他才会对年轻人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与爱因斯坦的话是相通的。

与胡适同时代的老师和学生当中,同样存在着很多与胡适梦想不同的人。

胡适的得寸进寸,一步一个脚印,健全的个人主义,在许多意气风发的90后学生们眼里太不过瘾了,他们之间也有着不同的梦想,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了各自的道路。

我们回望那些青春的面容,那些充满朝气、梦想的90后们,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当中,年龄最大的李大钊是1889年出生的,其他人几乎都是90后。

在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名单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和骨干们有很多人都是这个学会出来的,中国国民党的许多高官也是从这里出来的。

也有大批的人成了音乐家、小说家、散文家、美学家、戏剧家、教育家、地质学家、诗人、哲学家、实业家,李劼人、朱自清、宗白华、田汉、方东美、卢作孚、许德珩、张申府……都在20世纪中国留下了自己的深刻烙印,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贡献。

这批90后都是有梦想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忧患丛生的动荡时代,一个不完美的时代,但他们还有自己的梦想。

当时,参加这个团体的人曾怀抱着同一个梦,在1917到1919年这一段时期,要把中国变成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也可以说他们曾共有过一个少年中国的梦想。

这些人曾经在青春时代展开自己的梦想,有机会去追求并且去实现这样的梦想,他们活在自己当中,活在自己追求的真实的生命当中,真实的梦想当中。

C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历史转入1930年代,《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第一期封面上,有一个小孩子在洗地球仪上的中国这个位置,在洗那片“海棠叶”。

里面是“新年的梦想”专辑,用了83页篇幅登出142个人的244个梦想,还不包括用漫画做“梦”的漫画家丰子恺。

1932年的11月1日,《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发出了大约400多封征稿信:“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

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

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

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信中还有两个具体要求,第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第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做梦的142个人中,前面看见了柳亚子、郑振铎、老舍、张君劢、谢冰莹、谢六逸、陈翰笙、穆藕初、巴金、张申府,也看见俞平伯、徐悲鸿、金仲华、宋云彬、郁达夫、周谷城、章乃器、周作人、茅盾、陶孟和、楼适夷,也看见张耀曾、杨杏佛、夏丏尊、马相伯、孙伏园、曹聚仁、林语堂等,这个名单阵容豪华,他们都在做“梦”,他们的“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80后、90后和00后三代人的梦想,尽管这当中年龄大的也有像马相伯这样的老先生,可以说,这三代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一起做“梦”,但是他们做的“梦”还是很不相同。

这些做“梦”的知识分子中,其中岁数在35岁以上的中年人最多,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这些人,他们再也不像80后在民国初年、90后在五四时代,做那么舒展的“梦”了,再也没有那样天真烂漫的“少年中国梦”,他们当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做起了“大同”梦。

古老中国代代相续的大同梦想,这个“梦”在中国人的心中埋藏了数千年,至少自《礼记》时代以来,一代一代的读书人都在做着相同的那个梦,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喜欢给人写条幅“天下为公”,都是这个大同梦的产物。

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的梦想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在一百多个个人生活的梦想中,做得最多的是桃花源之梦,施蛰存、吴研因这些知识分子,俞寰澄这样的银行家,还有一些普通的编辑、记者,他们不约而同做起了陶渊明式的桃花源之梦。

都是说有茅屋三两间、养鸡五六只、田三四亩、种菜一垄。

这是“九一八”之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交迫,我们看到他们的梦,大致就可以知道未来中国的状况。

到了19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解除了民族危机之后,知识分子将会怎么样做梦?1901年出生的王芸生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报纸《大公报》的主笔,以政论文章著称于世,继张季鸾之后成为《大公报》总编辑。

他在几个月后,也就是1946年11月4日在上海《大公报》做了“一个现实的梦”,我们看看他梦见了什么——全国无枪炮声,人们都过上和平的日子,安居乐业;——在各方参加的国民大会上,产生了一部比较合于理想和现实的民主宪法;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在整军的同时,正在筹备普选,计划在第二年五五或双十节前民选总统、议会,实施宪政;中国境内已没有外国军队;一年来的中国外交独立自主,举世尊重,世界人士都认为中国是真正的五强之一;战后一年,物价稳定,因为各地粮食丰收,粮价下跌,人民贫困大减,建设多在着手,各地工商业多欣欣向荣,前景光明。

他以《做一个现实的梦》为题,当时的现实却是内战一触即发。

1948年9月1日,他又做了一个梦,这一天,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了《九一之梦》。

这位以办报安身立命的报人这样做梦——中国是一个教育发达的社会,人人读书识字,很少有文盲。

报纸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第二食物,每天都离不开报纸,人们不仅在报纸上获得各种信息、意见,而且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绝不会有封报馆、打报馆、抓记者、甚至杀记者的事。

记者们可以完全不必“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这个“九一之梦”的时候,离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已越来越近。

从长远的历史时空来看,那些追求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梦想的许多仁人志士依然活着,很多人生前并没有能实现他的梦想,但是他们曾经享受追求那个梦想的过程,每个人的人生都很短暂,需要做的就是赋予那短暂的人生以更长远的意义,而他们的梦想也激励着一代一代后人去努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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