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音乐与文学二者之关系

姓名：万石正学号：1002405015 班级：汉语言文学五班

论中国古代音乐与文学之关系

自古，中国音乐与文学便有密切联系。在中国上古文学的文艺实践中，诗、乐、舞三者，乐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是三者的核心。所以，我国古代所讲的“乐”，常常不是单指音乐，而是包括了诗、乐、舞在内的。

中国古代诗歌最早也是从音乐中脱胎出来，如《诗经》中就有很多的诗歌是直接采自民间的歌谣，而我国南方楚国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楚辞”，亦是发轫于巫术，而巫术直接通过音乐与舞蹈来表演。

在《尚书·尧典》中曾记载着舜的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里的“典乐”，即是包括了诗歌在内的，实际上也还有舞蹈。后来《礼记·乐记》中曾对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状况作了一个理论性的总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

而在我国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音乐”与“文学”更是不可分割的，统治者们在强调音乐的娱乐功能的同时，更强调其教化作用。毛诗大序中曾讲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音乐可以起到补察时政，教化人心的巨大功用。并且，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那时的乐并不只是简单的艺术，不止是一种美的享受，它要求人们从内心很自觉的去服从礼的规定，控制好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心悦诚服的按照礼的规定来实行应该有的行为举止。

到了魏晋时期，音乐与文学无论是在演奏形式上，还是在创作的技巧方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魏晋是我国历史上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时代，但恰恰是这样特殊的环境，使得任宦失意的文人寄情于音乐，产生了一批文人音乐家——蔡邕、蔡琰父女、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等等，他们在中国的学化和音乐史上都写下了不同凡响的一页。

所谓文人音乐家，就既是文人，又是音乐家。他们并不以音乐为业，但恰恰又是这些文人音乐家，打破了音乐困于某种技艺的局限，把深的哲理、丰富的想像、创新的技巧注入音乐创作与演奏之中。他们具备博古通今的知识，流畅犀利的文笔，又善于从理论的角度去探索和研究音乐技术的作用规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赋予了音乐更加深沉的美魂，把音乐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生活在魏、晋之际的，便是这一时期文人音乐家的杰出代表。

阮籍（210—263）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文学家和音乐家，他曾任步兵校尉，后世称阮步兵。他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杯诗、散文《大人先生传》、音乐《乐论》等，是他在音乐、文学方面的代表作。阮籍

出生于音乐世家，其父阮瑀是文坛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也擅长音乐，在阮瑀的影响下，阮籍也成为一名弹琴能手。他的咏杯诗中第一首就有“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名句，表明他在司马氏黑暗政治下的苦闷心情，他性有用音乐来派遣自己的苦闷，他平时讲话都非常谨慎，经常的醉酒佯狂来掩饰自己的心境。琴曲《酒狂》就是表达他这样心境的作品。朱权在《神奇秘谱》的解题中说：“是曲也，阮籍所作也，籍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其趣也若是，岂真嗜于酒也，有道存焉、妙在于其中，故不为俗子道，达者使之。”精辟地指出阮籍创作《酒狂》这首题材奇特的乐曲，并非玩世不恭，而是包含了相当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内容。《酒狂》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音乐中的珍品。

到了唐代，音乐和诗歌在各自历史上的这个鼎盛时期，更是以新的、高级的形式，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何唐代文学和音乐关系如此紧密呢？我认为有文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当时宫廷贵族的需求等诸多主观客观因素。下面我就着重从这几个方面来谈：首先，先从唐代诗歌本身的特点来谈谈她和音乐的关系。我们知道，唐代诗歌本身具有格律化、音乐性，以及从字词自身的特点就足以表明唐代诗歌与音乐有相通之处。

语言文字发展到了唐代，早已有汉字的四个声调，而音乐中有宫商角藢等音阶的不同。这就使得诗歌中具有“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特点。

唐诗本身也具有音乐化的特点。以节奏徐疾、音韵铿锵的诗句来绘声绘色地描写音乐舞蹈，正如前人所赞美的“柳荫春莺”“情致曲尽”达到了艺术描写上的高度成就。在其为数众多的音乐评论诗中，我们不仅听到了抑扬顿挫、转换韵调的流丽旋律，而且看到了虹裳霞披、飘然转旋的优美舞姿。描写音乐中，有音调、音色、音景和应用技巧的变化，有力度、速度的表情要素，而且意境深刻、气氛浓郁。另外，唐诗中的律诗和绝句还有短小精悍、流畅明快、语浅意深、形象鲜明、声韵起伏、节奏清楚这些特点。这正和唐代音乐中通过声音表现作者及表演者的观点的曲谱不宜太长，必须力求短小等特点不谋而合。唐代虽然不象从前那样音乐和诗歌不分家，但乐工所表演的节目，却多需要唱词、和歌，而这些唱词、和歌，便无一不是诗人或业余作者的诗作。这成千上万的乐曲又在不断地更新着歌词和变化着曲谱，因而就不断地需要写出新的乐章来作为配乐之用，最著名的如唐玄宗与杨贵妃春日游兴庆宫的沉香亭时，命令李白当场写出的《清平调词》三章。第二种情况是为当时民歌曲调填词，写成大量的新词，如《竹枝词》便是刘禹锡根据民歌填写的新词。第三，就是给传统旧曲填写新歌词，如六朝时期传下来的《折杨柳》。第四，是一些人在特定的场合中，现作乐曲和歌词，其内容与眼前情景紧密相关，可以说是将音乐与文学结合起来作为一种及时而有力的抒情或斗争手段而加以运用。第五就是为外来乐曲写诗填词，如《凉州词》。

到了现代，音乐与文学仍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音乐需借助文

学来表达意境，文学需依靠音乐来烘托气氛等等。

因此，中国古代音乐与文学二者之间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作为政治教化和娱乐的工具在我国古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同时，它们这种组合形式对丰富我国传统文学、弘扬我国民族文化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