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分析

中美关系分析

xx格局是21世纪国际体系的理想境界

近年来，人们——至少是那些具有起码洞察力的国际问题观察家们——就国际政治经济前景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是世界正在从作为冷战时代基本标志的大致两极的格局，迅速地向多极格局转变。〔1〕多极格局不仅将有助于世界稳定与和平，〔2〕因而有利于各国的独立自主和经济成长，还将为世界上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发展及其尽可能平等的交流提供必要保障。在现代国际体系初创年代即所谓欧洲国家体系的生成时期里，由荷兰和英国领头的欧洲多数国家联盟以“欧洲自由”（the Liberty of Europe）为道义依据，凭借与之休戚相关的均势机制，先后挫败了一度占有巨大优势的哈布斯堡家族和法王路易十四建立“普遍君主国”（universal monarchy）的称霸努力。〔3〕与此相似，即将步入21世纪的人们有理由期望和追求并非两极、更非单极的世界自由和世界均势，虽然此类目标的实现不像过去那般往往有赖于战争。

二、xx面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态度：

从拒斥到不情愿的接受

在观察和思考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时，必然碰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亦可称为唯一的世界强国）美国对这一趋势持什么态度。在冷战时代，除了主要从冷战需要出发支持西欧、日本经济成长和同样从冷战需要出发改善对华关系外，美国根本不愿接受任何真正的多极化动向，以至于社勒斯把第三世界国家的中立主义和不结盟——世界多极化的萌芽之一——斥责为“不道德的”。〔4〕即使那赋予美国空前的世界政治和战略权势的两极格局，也是美国鉴于严酷的美苏军事对峙逻辑（尤其是核恐怖平衡逻辑）很不情愿地忍受的，哪怕这一格局在美苏关系相对缓和时期里，因其包含的超级大国共同控制机能而使美国获得不少额外便利。苏联解体加上海湾战争大胜造就的兴奋感和陶醉感，导致美国朝野当真规划起美国权势及其价值观一统天下的图景来，其状若撇开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末期不谈，肯定为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正如思想颇为激进的著名国际法学者理查德·弗尔克不无厌恶地描述的那样，从行政当局领导到大多数政治家，精英们“容光焕发地谈论全球安全

领域美国无可争议的优势这一…单极时刻‟，它带来了在维护美国利益的同时广泛散布美国价值观的机会和责任……关于美国全球前景的新热情确定了对外政策辩论的基调。”〔5〕

然而，“单极时刻”为时甚短，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新热情”为时甚短，因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能被那些似乎象征美国将君临天下的戏剧性事件长久掩盖，也因为经过战后半个世纪反复陶冶，美利坚民族及其政治领导的国际政治直觉能力与先前相比多少有所长进。中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持续稳定；俄罗斯随国内局势逐步好转，其对美外交由软弱渐趋刚强；西欧一体化保持长足进展，除法国一向不惮于同美国顶撞外，德国的对美姿态越来越显示出自主色彩。所有这些，加上在冷战时代早已分明可见的日本强大经济竞争能力以及欠发达世界政治事态之复杂多变和难以控制，向美国表明单极世界只是其一厢情愿，而冷战结束后美国公众日益明显的内向情绪，进一步促使行政当局在干预外部世界时留心审慎从事。种种内外因素使得克林顿政府与其前任以及国会、共和党人相比，在对待世界多极化趋势方面越来越显得较为求实，较为精细，尽管远没有理由可以确认它完全放弃了构筑尽可能单极化的世界秩序的奢望。

三、xx对xx的分类：

亲疏不同、战略各异

从美国的角度看，对待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态度，归根结底是对待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具有巨大实在或潜在影响的新兴力量的态度，尤其是对待那些在总体实力或其中若干决定性要素方面势将接近甚至赶上美国的新兴强国的态度，并且连同由这态度决定的、对待新兴强国的根本战略。经过冷战结束后好几年的国际动荡和国内辩论，到第二届克林顿政府施政，美国终于在世界多极化趋势问题上形成了相当明确、并且大约相当持久的态度模式和战略框架，其征象首推北约东扩的正式决定和近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依照既存关系的远近亲疏（主要指对美国价值观念体系、特别是其冷战后对外政策基本目标〔6〕的认同程度）以及对美国来说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将新兴强国分门别类，无疑是这态度模式和战略框架的首要特征。据此，日本和美国的中西欧盟国、特别是德国被归于同一大类，亦即美国的主要盟友，虽然在苏联解体前

后，日本曾一度以其经济和技术竞争实力被许多美国人视为未来的最大对手。〔7〕俄罗斯自成另一类，其当权阶层的国内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取向比较接近美国，但其对外民族主义情绪、大国情结以及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潜能使美国既不甘冷战“胜利”，亦不敢掉以轻心。至于中国，则又成一类。12亿人口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日益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社会（并逐渐遵循多半由美国主持构建的若干重大国际体制）的同时坚持对外独立自主，在总体实力及国际影响尚远不及美国的同时表现出高速发展的强劲势头和上升为一大强国的可观前景。从美国政府的角度看，这样的中国无疑代表着一个最为复杂但意义也几乎最为重大的长期性外交、战略和经济问题。

根据对实在或潜在的新兴强国的上述基本分类，克林顿政府形成了一套分别对待的、不同的根本战略，其宗旨都在于在不引发长期对抗或全局性冲突危机的前提下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美国优势。这些战略总的来说，包含着合作、协调和局部遏制这三大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同搭配，体现了一种长远的考虑，亦即将世界多极化趋势容纳到促进美国重大利益或至少不严重损害之的范围以内。就对待德国和日本而言，美国以合作为主，从根本上说是沿用二战结束后不多久即已成形的那种包容（cooperation）战略，以包容来造就美国在对付其它强国时可以援引的重要支持力量，并且同样以包容来防止它们在逐渐增强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自信的激励下，以及在区域性地缘政治结构内虚弱地带（或曰“权势真空”）的吸引下，重新成为对美国的重大威胁。北约东扩就带有此种含义，其主要副产品无疑包括排除一个一盘散沙似的虚弱的东欧将来引起德国单方面向东扩张〔8〕的可能性，那是两战之间的历史早已证明了的。经调整后的美日安保条约体制也多少具有类似的附带意义，只是制约日本力量的一面远不如借用日本力量那么重要和明显。对于俄罗斯，美国的根本战略是合作与局部遏制并立，前者主要指帮助维护倾向于西方政治观念的俄罗斯当权派，推进那里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并在削减核武器、防止核扩散和解决中东、海湾问题等方面取得俄罗斯的协作，后者则主要指尽可能杜绝俄罗斯恢复前苏联版图和重建其东欧控制权的可能性，北约东扩即以此为首要宗旨。对于中国，克林顿政府喜欢用全面或建设性“接触”这一相当含糊宽泛的术语来表述其根本战略，其内涵实际上主要是协调，再加上局部遏制。协调以双方在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方面多有抵触为前提，通过彼此调整、特别是互作让步来追求合作，限制分歧。〔9〕当然，就美国行政当局更广泛、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