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红楼梦浅析

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红楼梦浅析《红楼梦》的主体内容来源，固然是作者曹雪芹家族生世的浮沉变迁，而这部小说里对情与欲的生动描写，融儒、释、道三家于一体的思想氛围，以及其对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生动描绘，都跟明清时期中国在思想、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近代化转型紧密相关。

这样一部融个人生命经历与大时代变迁于一体的皇皇巨著，成为世代流传的文学经典，自然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正是因为这本巨著内涵的丰富性，因而围绕这本书的阅读，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读法：年轻男女关注宝黛之间的爱情，把它读成一本青春言情小说；红学家关注书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指向，因而才会有索隐派、考据派等各种流派的细微解读方式；而作为一位对社会学感兴趣的读者，我最为关注的，则是《红楼梦》对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种种精准描绘与再现。

正基于此，我把金陵读书本场关于《红楼梦》的读书沙龙，命名为“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红楼梦》浅析”。

下面，就结合我对于这本书的阅读体验，谈谈自己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切入所作的一些粗浅的解读，当然纯属一家之言，不当之处，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流官与胥吏、科举与传承《红楼梦》里第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当属贾雨村徇私办案，这段故事因为入选了中学课本而广为传播。

当时老师无非是强调官官相护，封建社会的腐朽云云。

而我从这段故事里读到的，更多则是在籍贯回避的制度下，流官对于当地胥吏的严重依赖，以及在职官员跟地方宗族士绅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

清代的官员籍贯回避制度，可能是历朝历代里最为严格的。

这一制度的初衷，当然是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形成朋党和割据态势的可能性；然而对于该制度的严格执行，使得非本土成长的流官，往往会对当地风土人情非常隔膜，甚至一无所知，反而会加大对于当地土生土长的胥吏的依赖性。

而正是由于这种隔膜和一无所知，流官跟当地宗族士绅势力之间的关系，才显得更为微妙。

在地方上毫无根基的流官，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去得罪乃至触犯地方士绅的利益，而能否处理好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成为考量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

如果置身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去考量，我们对于贾雨村如此听信门子的建议，以及如此看重金陵四大家族的利益，就丝毫不会感到奇怪了。

当中国的历史长河进入到明清时期之后，科举制度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导性制度，它不只促使各个社会阶层，都具备成为官员的可能性，也使得社会始终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流动程度。

因此，类似两汉魏晋时期那样延绵百年的世家大族，到了明清时期则可谓是凤毛麟角。

民间常言的“富不过三代”，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红楼梦》第十三回里，贾珍对贾蓉的监生身份自觉没有底气、脸上无光，于是在其履历上，便写上了三代家祖的显赫身份。

这个故事表面上好像是反映贾家世家大族的显赫地位，但仔细推敲的话，就会发现贾家这一脉可谓是一代不如一代，恰恰映证了世家大族在明清科举制度极为发达时期的难以持续。

情欲与礼法对立的内卷化《红楼梦》书中一个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对于情欲的丰富描写。

这种注重情欲内容的写作风格，跟元代的《西厢记》，明代中后期的《牡丹亭》可谓是一脉相承，晚清民国时期的鸳鸯蝴蝶派，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一延绵数百年的写作流派的延续。

《红楼梦》对于情欲的描写，充分体现了当时儒释道合流的社会思想倾向。

比如在第十六回，前有贾瑞，后有秦钟，两者均因情欲之事，而丢了区区性命。

从大的方面来讲，这样包括情欲在内的一切皆空的情节固然可以指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家义理；然而仔细探究的话，贾瑞对凤姐的情欲有违人伦，而秦钟跟智能的偷情也违背了佛门清规，因此这样的故事安排，又可以跟“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余脉产生联系。

同一个故事，既可以指向佛家般的出世，又可以指向理学（道学）层面的入世（对传统宗法伦理秩序的维护），这种合流倾向非常明显。

这种情欲文学的出现绝非偶然，一方面是统治者不断强调理学秩序和正统伦理，另一方面却是广大庶民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而“饱暖思淫欲”。

中国社会官民之间的文化分野与对立，透过上述作品，已经得到清晰的展现。

然而对立之中又有相互依存，《牡丹亭》后半段回到封妻荫子的情节套路之上，《红楼梦》中贾府败落之后的宝玉科考，都证明这种对立的内卷化特点。

而宝玉科考之后的遁入空门，更是证明在当时现有社会秩序下另起炉灶，已经超出了作者的想象能力，因而宝玉只能逃离世界，而非改造世界。

《红楼梦》里这种对于情欲与礼法之间对立的内卷化特点，到了第六十八和六十九回，有了更加丰富的展现。

凤姐对于尤二姐百般算计的这一段，简直就是一部缩微版的宫斗大戏，比之当下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和《步步惊心》，其复杂丰富程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抵类似尤二姐这样为情欲所困的女人，会比较注重感性与直觉，在城府和心计方面多有不及，容易遵从欲望的同时，也容易轻信他人，以至于一步一步上了凤姐的圈套，最终殒命。

而张华和秋桐，都是这出戏里不可或缺的角色，前者为利，后者为势，都成了凤姐圈套当中的棋子。

前有贾瑞，后有尤氏姐妹，纵于情欲之人，在《红楼梦》中的结局都堪称凄惨。

因此虽然有很多学者认为，《红楼梦》彰显情欲，倡导自由，但是其倡导的情欲与自由，并非指向对传统礼教与道学的反动，相反却是严格内嵌于传统伦理秩序之中的情欲与自由。

《红楼梦》里的社会伦理哲学，本身就是清代中期统治阶层倡导的程朱理学，跟市民、文人阶层中仍然有较大影响力的阳明心学和性情说等思想，互动和交织的产物。

多元化权力格局下的矛盾冲突《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上出身于满人的包衣家奴，其进入官场的方式既非士人采取的科举，也非商人采取的捐纳，而是以满人权贵集团的家奴身份，直接获得官职和权力。

这样一种权力取得途径多元化（科举、捐纳、家奴从政）的状态，在清代体现得最为明显。

而这种多元化路径所呈现出来的错序的权力格局，在《红楼梦》当中也有不少反映。

比如书中第二十回，李嬷嬷怒骂袭人这段就很值得细品。

套用现代社会学的话语，阶层、身份和资历都是构成社会资本的要素，在某种条件下，高资历、低阶层的个体的社会资本，可能会比低资历、高阶层的个体还要来得高。

李嬷嬷尽管身为奴仆，但由于年资久长，不只可以随意辱骂年轻丫环袭人，就连宝玉和凤姐，都要让她三分。

除了年资之外，与权力中心之间的距离远近，也是决定社会资本高低的重要因素。

李嬷嬷作为老奴仆所具备的高社会资本，一方面是中国帝制社会的通行特点，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指向曹家以满清贵族家奴身份出身，后来成为一方诸侯，权倾一时的历史事实。

而这种状况，直到现在也仍然普遍存在。

高级干部的司机、保姆和秘书，往往要比其下属的一般司长、处长更有话语权的原因。

其实在中国古代，外戚和宦官之所以能一再成为跟官僚士大夫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也是得益于他们跟皇权之间独特的亲近距离。

只不过到了清代，包衣奴才取代了宦官的地位，但他们取得权力的方式，同样是得益于与皇权之间的亲近。

而书中第三十七回同样对这种权力多元化格局带来的矛盾冲突有丰富的刻画。

贾政虽非科第出身，但基于书香世家的身份，被皇帝委以学差的重任。

自科举制勃兴以来，古代官僚，如果自身并非出身科举正途，往往会呈现出两种走向。

一类如清代雍正朝的封疆大吏田文镜、李卫，因为并非走科举路径步入仕途，因而对科举士大夫群体，会抱有一种因自卑而带来的仇视与厌恶，雍正朝的科甲案和李绂一案，均跟田、李二人对科甲出身官员的排挤与打压紧密相关。

另一类人，因为并未取得科举功名，并且为此而感到缺憾，反而会增加对读书人的敬重与倚仗，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官僚可以归为这类。

贾政更大程度上属于后者，他跟袁世凯不同的是，袁出身行伍，父亲也是淮军将领，而贾则出身书香世家，祖上和同辈中，都不乏拥有科举功名的人。

身处这样一个读书群体，又只因恩荫进入仕途，反而会强化他对于读书（特指儒家经典），以及这些书背后伦理纲常的强调和践行。

贾政对于宝玉的严责与失望，跟这一点紧密相关。

而这种心理，跟那些因文革等政治运动失去上大学机会，转而拼命要求子女考上名校的当代父母，如出一辙。

贾府衰败的社会格局考察费孝通先生，曾经用“差序格局”一词，来总结中国社会的运作特点。

《红楼梦》里同样有着丰富的对于中国社会格局特点的描写内容。

第七十一回贾母八十寿辰的宴席次序安排，就可以用费老所言的“差序格局”来形容，但跟费老“差序格局”概念的指向又有明显的区别：第一天是皇亲国戚，第二天是中央和地方上的重臣名将，第三天则是贾府官场上的同僚和亲属堂客。

这样的排序，体现的是一种权力结构上的远近，而非一般亲情意义上的亲疏，跟皇帝相关的人员放在首位，而自己的亲属同僚反居其后，是传统宗法社会的必然要求。

而随后从初一到初五的家席，也是按照家族父系牵头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尊卑状况来排序的，位尊者优先，而下人奴婢则放在最后。

寥寥数行，足可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文本素材。

而贾府的由盛转衰，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也有着其必然性。

贾府的被抄，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是家人作奸犯科，但实际上的深层次原因，则源于贾府的运营模式根本不可持续。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个别成员在官场或商场中的顺风顺水，的确能够带来其所在家族的一时兴旺，然而家族的得势带来的就是家族规模的迅速扩张，这里面既有族人三妻四妾和生活改善后带来的繁衍能力增强，也有与族人生活水准提高相伴的奴仆数量的猛增。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家族要想持续发展，要么就是拥有极为庞大的实业，要么就是拥有一大批在朝中做官，享受俸禄和权力带来的巨大隐性受益的中坚力量，这也就是古代的名门望族，往往都强调耕读持家的原因。

“耕”带来的是持家的基本财富，“读”指向的是维持家族地位的功名权力。

反观贾府，之于前者，不注重农耕，反而一味依靠地租和放贷生活，这种放弃实业而执着于资本运作的思路，在农业主导的传统社会里，是严重的舍本逐末；而之于后者，贾家的第三代传人里，多的是浪荡纨绔子弟，就连诸多读者喜欢的宝玉，按照传统伦理来考量，也是一个胸无大志、沉浸于儿女温柔之情的痴者，竟无一人在科举功名上有大的潜质。

两方面一综合，都决定了贾府的衰败不可避免。

在贾府衰败之后，又连续遭到有内应的盗贼的洗劫和侮辱。

在中国传统大家族当中，自然会有族人和奴婢的分野。

维系这种等级秩序的，一是靠儒家礼法的意识形态灌输，一是靠经济利益维系。

在贾府因被抄而导致衰败之后，奴婢们所能得到的显性和隐性经济利益明显减少，而违背礼法秩序的违规成本，又因为贾府的势弱而大大降低，在这双重因素的作用之下，奴婢们的铤而走险就显得顺理成章。

与《红楼梦》里的这些记述形成对应的，是明清鼎革时期，江南地区普遍发生的奴变现象，一方面是改朝换代带来的礼法秩序松动和社会管控弱化，另一方面则是抢劫主人所可以预期的丰厚收益，奴婢们的造反逻辑，跟《红楼梦》的上述内容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