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的中国儿童电影理论分析

1949年前的中国儿童电影理论分析

1949年前的中国儿童电影理论分析

1895年世界电影诞生于法国巴黎，十年后中国电影诞生于北京。与之相比，中国儿童电影的诞生则要晚一些。张之路在《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中说：1922年到1949年是中国少年儿童电影的孕育和萌芽时期。它的准备和引领为新中国的少年儿童电影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中国大陆共拍摄了23部少年儿童影片。我国的第一部电影是1905年拍摄的《定军山》，而第一部儿童电影短片是1922年杜宇先生编导的《顽童》。第一部长儿童故事片是1923年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而对儿童电影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则出现得更晚一些。有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电影的史前时期(1896-1904)和萌芽时期(1905-1921)，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电影批评，但在中国无声片的探索和发展时期，即1921年至1932年间，中国不仅产生了电影批评，而且形成了中国电影批评的第一个传统伦理批评模式。根据对1949年前的对儿童电影理论与批评史料的检索，笔者发现较早出现儿童电影理论与批评的时间也基本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兴起于30年代和40年代，其数量较少，但也基本反映出当时理论批评家们对儿童电影的理解。因此，本文的论述时间范围主要集中在1921年至1949年。

作为一种进入中国的新兴事物电影，一开始便被中国的有识之士认作是教育和改良的利器。在此之前，梁启超为了开启民智，大力提倡小说，将小说之地位提升到与传统之诗文一样的地位。他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之所以对小说寄予如此厚望，是因为小说较其他中国古典文学文体诗、文、赋等，更加通俗易懂，更容易为普通百姓所接受。然而，随着电影的产生和传入中国，电影所具备的通俗易懂的优势更加凸显出来。因为普通民众阅读小说毕竟还需要识字，而观看电影却不需要识字。同时，电影本身丰富多彩的视听语言，会直接打动和吸引观众。因此，当电影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普及开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就敏锐地发现了电影的这个优势，除了让电影承担娱乐、认知的作用外，还要让其承担教育的重任。例如，1912年1月，蔡元培为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通电全国，要求各省都督办社会教育。在发往各省的电文中称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亦要求宣讲时辅佐有益之活动画影

化;(二)注意儿童身心的发展;(三)提倡新生活运动;(四)灌输自然科学的知

识;(五)鼓励自信力与反抗力等。为了企图优秀儿童的产生，从儿童电影着手，想来也是当前一件重要的任务吧!他在此总结了儿童电影表现的内容，有的是以儿童本位的原则出发，如强调趣味化和通俗化，注重儿童身心的发展，鼓励儿童的自信力和反抗力，教儿童自然科学知识。也有的是根据当时政府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提出儿童所应遵循的生活和道德规则，这反映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旨在通过儿童电影教育儿童，维护现有生活和道德秩序。

(二)明确提出儿童教育的电影的概念

早在1918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了活动影戏部，广泛开展了摄制影片的活动。所摄影片分为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五大类，多为短片。其中商务的教育片主要介绍某些专门教育事业的，体育、军事教育的，科学卫生知识的，内容上多为配合当时的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反映了商务印书馆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观点。在此基础上，还有研究者进一步细分了儿童教育的电影片。吴研因在《如何广置有关儿童教育的影片》中提出，有关儿童教育的电影片，大约可分做两大类：一是给儿童看的。例如儿童文艺故事影片、儿童科学影片、儿童生活影片等。这样的电影我们可以视作之前徐公美提出的儿童本位的影片。另外一类是给教师和师范生看的。例如小学、幼稚园教学实际状况影片等。这样的影片我们可以视作是拍给从事教育的教育者看的，目的是让他们从中学到教育儿童的内容和方法。此外，吴研因还就儿童本位的电影的拍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他认为，现在所成问题的，只有两个，就是：(一)题材和剧本的来源为何?(二)摄制影片的经费谁出?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必须多方设法。例如给儿童看的影片：关于文艺故事的，不妨取材于各种儿童文艺读物，委托各书坊就所出版的儿童文艺读物中选出适当的材料来，再由研究初等教育和儿童文学的人把题材决定，然后悬奖征求剧本;关于科学的，取材于初小常识等课程标准和高小社会自然等课程标准，委托研究儿童教育和小学科学教员，检查课程标准，把其中为儿童所最需要而又不易实验的教材摘下来，再决定题材，然后设计编成剧本，或仍悬奖征求。

虽然中国理论与批评界就儿童电影与儿童成长提出了不少理论主张，但是，因为中国电影所面临的内外困难，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实力的弱小，所制作的电影多为迎合市场之作，无力制作好的儿童电影，再加上儿童电影理论与批评和创作实践之间的脱节等，所以，真正落实在本土儿童电影创作上的却少之又少，因此，陈友松在《儿童电影最近的发展》中说：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这个认识在教育学已视为金科玉律，因而产生儿童本位的学程与教学法，在电影也当有同样的认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历届年会曾议决为儿童摄制影片，

并设立儿童电影日或节目，但因实行上有许多困难，至今未有显著成效。

二、苏联儿童电影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的传入与影响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后，对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4年后，随着中国工农革命的深入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日剧，苏联电影和电影工作者逐渐进入中国。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电影及电影理论与批评通过左翼文化人士的努力逐渐进入中国并产生影响，1932年12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恢复与苏联友好关系的压力下，被迫宣布与苏联复交。当时，鲁迅、茅盾、周扬、夏衍、田汉、洪深、郑伯奇、钱杏邨、沈西苓、沙汀、胡愈之等五十余人，就中苏复交致电苏联人民委员会，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当时各个报纸上的电影副刊阵地，几乎都发表过介绍苏联电影事业和传播苏联电影艺术的文章，单是《晨报》的副刊《每日电影》，在1933年一年内，就发表了有关苏联电影的文章达五十篇之多。此后，在整个左翼电影运动时期内，传播苏联电影艺术一直是左翼电影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受此影响，中国少儿电影理论与批评界也开始出现关注苏联少儿电影的情况，其表现为介绍苏联少儿电影创作及理论与批评，并结合中国少儿电影创作实践提出自己的主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苏联儿童电影创作体制保障的引介和学习

与美国纯市场运作的儿童电影创作机制相比，苏联儿童电影主要通过政府主导和保障的模式来制作儿童电影，从而保障了苏联儿童电影创作的数量和质量，因此，随着苏联儿童电影的崛起，苏联经验逐渐引起中国有关人士的重视，并将其引介到中国来。沈志远翻译的《关于苏联儿童电影院的任务问题》一文中提及了儿童电影院的目的和任务。他认为儿童电影院对于苏联劳动者的儿童教育，有着莫大的意义。它是学校以外的一种最有力量的教育机关;这种机关是把电影当作手段，来实现一般的社会主义儿童教育的任务，并且把自己的(即儿童电影院的)工作跟学校的全部教学和训育工作密切地起来。沈志远文中提到，要实现社会主义儿童教育，就要将儿童电影院的工作和学校的教育和训育密切结合，这一思路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少儿电影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外一篇没有署名的《苏联的儿童电影》中介绍，苏联电影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前进，已为世界所公认。最近苏联又以十二分的努力，注意到儿童电影，并且已经有了很好的表现。根据妇女与儿童的新五年计划，一九三八年出品的电影中，儿童影片占百分之二十五。这说明苏联很重视儿童电影，儿童电影在其新五年计划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与好莱坞纯商业性的追逐市场的电影生产模式完全不同。所谓儿童影片，原是一个总称。儿童影片还按照着儿童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