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 当代文学 论述题汇总(整理版)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2、1937年以后的变化：三分天下——国家权力意志；知识分子；大众民间文化；原因：战争使社会价值结构的金字塔发生颠倒，战争的主体——农民在民族战争中的作用，引发了文化的改变，农民又被启蒙者变为知识分子服务的对象，因而他们所代表的民间文化纳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

抗战统一战线的确立，使知识分子——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变，国家政党的权力关系开始大量渗透进文学之中。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确立五四新文化的性质；提出文化军队说；批判知识分子的小资属性；否定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准：西方文化模式。

至此，以五四启蒙为特征的五四新文化传统被改造，形以战争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文化规律自战争开始，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形成了两种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文艺运动，正是来自于战争的伟大实践。

两种文学传统有时是以互相补充或者比较一致的方式、有时则以互相冲突以致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的总结和检讨的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指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这一性质的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制订规范性的纲要和具体的细则。

（2）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的进程，确定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

（3）成立了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它是国家和执政党对作家、艺术家进行控制和组织领导的机构。

下属的各协会中，最重要的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改名中国作家协会)。

作为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对文学界进行思想领导的重要刊1950-1951）开始，报刊评介的文章，虽也有个别对影片的某一局部提出质疑，而大多数则是热烈赞扬。

毛泽东认为这种情形，反映了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严重的思想“混乱”，而参与修改、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人民日报》社论(1951年5月20日)，发动了这一批判运动。

这是对作家、知识分子发出的“信号”，要求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以与国家确立的政治方向保持一致。

（2）对萧也牧等的创作的批评（1951）主要是批评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小说。

它正被一些人当作旗帜，用来反对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

因而，这些批评，是为了维护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文学规范。

（3）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4-1955）1952年，俞平伯将他出版于1923年的著作《红楼梦辨》加以增删、修改，改名《红楼梦研究》出版。

对于俞平伯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青年批评家李希凡、蓝翎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章中提出批评。

他们的文章最初发表时，发生了一些波折，后来在作者母校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得以刊出(1954年第9期)。

《文艺报》在被指定转载这一文章时，主编冯雪峰撰写的按语，态度有些暧昧(“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

毛泽东于1954年10月16日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成员等，称李、蓝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提出要开展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4）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5）胡风等与左翼文学内部的主流派别的矛盾由来已久。

1955年的批判，是这一冲突的继续和发展。

开始是在文艺思想的范围内，后来成为“政治问题”。

胡风及其追随者和同情者，被构造为“反革命集团”。

（5）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7）这一运动，连同对胡风等的斗争，是50年代文学界最重要的事件。

在此之后，在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还开展了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

主要对象有：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6年第9期)（6）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1963年开始，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批判运动。

批判的主要对象有：(或“序幕”)。

候、某些作家那里，时或有偏离规范的“异端”现象出现。

对本时期的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用“非主流”这一用语来表示。

第一，它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概念。

它的范围、性质，在当时文学“规范”的状况有关。

因此，在一个时间里被肯定和推崇的一些作品，在另一时间里，可能会当作异端而受到批判。

第二，“非主流文学”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

有的作品，发表后受到批判，有的则没有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而在一定范围的读者间，以各种方式流传。

第三，“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在50到70年代，呈现为“阶段性”的状况。

它们或产生于文学“规范”的要求比较松懈，对“规范”发生多样性理解的时候(如1956年-1957年这一被称为“百花时代”的阶段，以及60年代初在政治、经济、文学政策上进行调整的阶段)，或产生于文学控制虽十分严厉，却存在某种个人写作、“发表”的空间的时候(如“文革”的后期)。

（萧也牧《我们夫妻之间》碧野《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白刃《战斗到明天》胡风《时间开始了》卞之琳《天安门的四重奏》路翎《祖国在前进》《求爱》《洼地上的“战役”》）《苹果树下》写了“水渠”、“果园”、“草坪”等劳动场景，还写了苹果从开花、结果到成熟的过程，以此寓写姑娘和小伙子是共同的劳动中相互认识、理解以至最后发展为成熟的爱情的。

（2）、善于抓住富于地方色彩和生活情趣的画面，融叙事、抒情、绘景于一体，展示人物的性格，创造诗情画意。

《苹果树下》中的果园、水渠、草坪都是描写天山地区的自然风貌；而小伙子以歌唱求爱，《舞会结束以后》中的琴师、鼓手对吐尔地汗的求爱，都是新疆少数民族的独特风尚的体现。

《苹果树下》中的小伙子对爱情的热烈、坦率和执着（3）、语言上，达到语言美、音韵美、绘画美结合。

: 郭小川被誉为“战士诗人”，他的诗洋溢着强烈而真挚的激情。

诗人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草木，50年代，他热烈歌颂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黑暗永远地消亡了/随太阳一起/滚滚而来的/是胜利和欢乐的高潮。

”（《向困难进军》）。

60年代，他把对党、对祖国的激情化作对祖国钢都、煤都、林海、草原、边塞、海防的礼赞，对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歌颂，在《厦门风姿》中诗人以浓墨重彩描绘这座地处海防前线的英雄城市“满树繁花、一街灯光、四海长风”，“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

从他的诗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历史的风云，而且可以咀嚼诗人关于人生、理想、生活、幸福的精辟见解。

如《致青年公民》《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等②立意高远，哲理性强：他善于将从生活中领悟到的哲理加以诗意的表现。

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无论是描绘现实生活图景，还是对重大社会命题进行诗的议论，都努力从自己的理解中提炼出闪耀着思想火花的哲理，发人深省，促人向上。

如在《青松歌》中，诗人赞美青松：“活着时， /为好日月欢呼；/倒下时，/把新世界建筑。

”实际上是对革命战士高尚节操和英雄品格的赞颂，其中包含的人生哲理引人思索，耐人寻味。

同类诗歌还有《望星空》《致大海》《白雪的赞歌》《致青年公民》等。

③艺术上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诗人曾努力尝试过多种体裁样式，如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楼梯式等，从中吸取营养，进而加以创新，以推动诗歌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更好地表达丰厚的内容，热烈的情怀。

他吸取楚辞、汉赋的某些特点，融进民歌的优点，运用比兴相结合的“赋”的铺陈手法，创造了他所独有的相当格律化的诗体――“新辞赋体”。

“新辞赋体”格局比较严谨，章节大致对称，大量采用铺陈排比、自然流畅、音调铿锵的长句体和短句体，铺张渲染、反复咏叹，增强了诗歌内部的严整，强化了诗的形式美、节奏美和抒情气氛，形成一种宏阔彭湃的气势。

如《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等，节奏感强而韵律鲜明，气势浩荡又婉转流畅，达到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对当代诗歌的一大贡献，在我国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校，有时间上的历史题材、现实生活题材。

这一分类，在实质上包含着“阶级”区分的类别背景，同时，也表现了以社会群体的政治生活（而非“个人日常生活”）作为题材区分的根本性依据。

（2）不用的题材类别，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等级；即指认它们之间的优劣、主次、高低的区分。

类别的严格区分，与等级上的清楚排列紧密关联。

因此，“当代”又派生了“主要题材”（或“重大题材”）、次要题材（或“非重大题材”）的概念。

在小说题材中，工农兵的生活、形象优于知识分子或“非劳动人民”的生活、形象；“重大”性质的斗争（政治斗争、“中心工作”），优于“家务事、儿女情”的“私人生活”；现实的、当前迫切的政治任务，优于逝去的历史陈迹；由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优于“历史”的其他事件和活动；而对于行动、斗争的表现，也优于“个人”的情感和内在心理的刻画。

（3）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特有的题材分类、概念，如革命历史题材、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其最具代表性的创作，一是30年代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的“新感觉派”小说，一是40年代张爱玲、苏青等的写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作品。

②“海派”小说在三四十年代就受到左翼文学界的批评，进入50年代以后，存在的合法性更是无庸置疑地失去。

一方面，在文化价值观上，近代都市被看作是“罪恶的渊薮”，即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滋生的场所，需要施以革命的大手术加以改造；另一方面，都市文化(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性、娱乐性(腐蚀性)的特征，就是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的。

③“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等，在五六十年代大陆的文学史中，被清除和掩埋，表现现代都市生活经验的“都市小说”的受挫和断裂，就是必然的了。

④1949年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1950年对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都表现了进入城市的革命者和左翼文学家对于城市、也对于产生于都市的“旧小说”的深刻疑惧。

⑤当然，对于左翼文学来说，城市有其重要的表现对象，这就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工厂、矿山、建设工地的矛盾斗争。

这一领域，因为联系着国家现代化的期待，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但是，这一描写范围被严格窄化的所谓“工业题材”创作，并没有②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不做旁观者”，强调“社会功能”。

③按照生活本来面貌的写实风格“本来面貌”来自于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所见、所闻、所感。

④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艺术借鉴更多来自古典小说、说书、民间故事、地是赵树理例作上的新发展，而且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的优秀长篇小说。

在艺术上，这部小说更多地采用了民族的传统写法。